不可以死，因為我要書寫歷史

知識 08-06

「

「拒絕讓偉大陷入遺忘」。

」

本文由豆瓣用戶@劉玥授權發布

伯克利歷史系有位老師叫Michael Nylan。中文名叫戴梅可。特點是超級愛懟人。

講話不超過五個單詞就會被懟。

去她家，我跟她打招呼，「嗨！教授——」

「不。不！」她激動地跳起來，「你或者叫我麥克爾，或者叫我耐冷教授。我知道在中國，你管你的老師叫『老師』。但是在美國，這是不合適的。你或者使用第一名字，或者使用姓加稱謂。」

吃飯的時候我沒話找話，「麥克爾難道不是一個男人的名字嗎——」

「不。不！」她激動地叫起來，「誰說麥克爾必須是男人的名字？麥克爾當然也可以是女人的名字！雖然這種情況罕見，但確實存在。我的名字叫麥克爾。但我是一個女人。」

……很好地解釋了什麼叫尬聊。

耐冷老師周二晚上習慣在家裡擺宴閱讀。總是聚集著一幫稀奇古怪的牛人。本傑明是一個四十歲的埃及文學生，來伯克利前在中國當流浪歌手。露西婭是講話我從來聽不懂的耶魯本科生。特棱頓能準確引用《封禪書》到《禮樂志》到敦煌寫本的封禪文獻到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哦還有知乎大神在野武將。不鳴則已，一鳴則拉丁文希臘文法文德文張口就來。知乎十三萬粉真的不是買的……

家宴上讀了些什麼我是真的不記得了。就記得我是地毯，被大神們碾來碾去。

某個學期耐冷老師與某猶太歷史學家合開了一門課，司馬遷與約瑟弗斯。也是很好玩了。只見耐冷老師以一當十越懟越歡，懟天懟地懟學生。身處課堂猶如親見華山論劍，劍氣嗖嗖嗖地從身邊穿過。我這種五個詞就能被懟死的廢柴當然是頃刻炮灰。有的人能撐到十個詞。有的人能撐到二十個詞。也有人靠語速快（露西婭）或者嗓門大（本傑明）堅持到把自己的話講完。還有像特棱頓那樣，用充分的文本證據一直把耐冷老師懟到面紅耳赤無話可說。

誠然他們爭論的經常是劉邦大腿到底有幾顆痣這種傻逼問題……

英文爛，學術更爛。大多數時候都是沉默地坐著。一開口就被懟。反正我就是活得很壓抑了。

我自己的專業是文學。我看歷史一直是雲山霧罩的感覺。在耶魯時有一位考古學老師問我如何理解歷史。我回答說：「歷史首先是一段敘述……只有被敘述出來的歷史，沒有所謂真正的歷史真相。」

那位老師瞳孔放大，臉色漲紅，壓抑著語氣里的情緒對我說：「我認為確實存在歷史真相。雖然它經常被掩蓋在表象里。歷史學以及考古學的目的，就是用各種手段去還原歷史現場。雖然永遠無法觸及，我們仍然盡最大努力伸手去夠……去接近那個真相。」

以至現在提及歷史學家，我腦海中浮現的形象，仍然是一個白髮蒼茫的老人，顫巍巍地向懸崖伸出雙手，死命去夠一個彼岸。

用後世的標準去看，司馬遷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歷史學家。司馬遷以降的史家，以實錄為作史圭臬，平鋪直敘力求客觀。讀那些歷史著作，你完全不必糾結史家本人的人生際遇。只有《史記》是例外。二十四史沒有哪個著作，像《史記》這樣充滿詰問，感嘆，疑惑，掙扎，矛盾，痛楚，喜悅，以及悲涼。

跟耐冷老師上課的時段，是我情緒非常低落的時段。我選擇了自殺這個題目，幾乎是自然而然。討論的文本有《伯夷列傳》與《太史公自序》，還有管仲田儋五百烈士。《伯夷列傳》講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死，叩問天道為何好人不得善終。《太史公自序》講不可以死，因為我要書寫歷史。一個講去死，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一個講我不死，載明聖盛德，述功臣世家，小子何敢讓。

那時才有機會細讀史公自序。因為最無聊最無趣的一個罪名，承擔最沉重最慘痛的屈辱。沒有溫暖，沒有治癒。一遍遍說服自己活下去，要活下去。守著一個殘缺的身體，和一部未完成的書。

要背負痛楚與屈辱，一個字，一筆一划地寫下去。心裡無比清醒，這不是一部可以被出版的書。中國的審查制度由來已久。明天不會被看到，明年不會被看到，一直到死都不會被看到。含辛茹苦忍辱負重，到死不能分享一丁點盛名。

在最慘重的苦難里，一個寫作者，以無比的清醒，寫一部不能被看見的書。

這該是怎樣的悲涼寂寞。

這樣的悲涼寂寞，太容易激起後世史家的共鳴。

我與耐冷老師不睦。可是我感謝她帶給我的啟蒙。她對《史記》的摯愛感染了她的許多學生。我記得那一次是課堂將終結，她忽然回憶她早年坎坷的求學求職經歷。1976年她在普林斯頓攻讀博士學位，那時根本沒有做中國的老師；她的導師完全置她於不顧，她只能自己跑去劍橋找魯惟一完成學業。畢業後又有長久的漂泊，然後在一間文理學院教書十五年，直到2001年聘於伯克利。可以想像作為先驅者，以及女性的艱辛。

她最後嘆一口氣，輕輕合上書本。

「學術是一條孤獨而充滿挫折的道路。在那些令人沮喪的時刻，在無所適從的那無數個日夜，我在燈下讀著這些文字，然後對自己說，『這一切是值得。』」

讀中國歷史，經常使我生出一種絕望。

就是太黑暗了。太黑暗太黑暗了。皮厚心黑的稱王稱寇，忠肝義膽不得好死。斬盡殺絕的壽終正寢，寬厚仁恕終生抑抑。

這是司馬遷在《伯夷列傳》里發出的詰問：顏回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

也許就是在這詰問里，生髮出中國史家最終極的作史動機：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天道不能完成的審判，由我來執行。

李惠儀在論述司馬遷對孔子「述而不作」的闡釋時說：

司馬遷為孔夫子作為一個史家的基本任務提供了另一種視角與特質：記憶，傳統的延續，文化的定義，拒絕讓偉大陷入遺忘。(Wai-yee Li, 「The Idea of Authority in the Shih ch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4, no. 2 (Dec., 1994), p. 361)

承繼，延綿，發揚。鮮血書寫的文化定義，白骨挑起的民族脊樑。

「拒絕讓偉大陷入遺忘。」

在讀《史記》的時候，有很多次我熱淚盈眶。我會想像他執筆的樣子，他落淚的樣子，在冷風殘燈里一筆一划寫下遠古漢字的樣子。我很想問他：你還痛嗎？我很想給他一個擁抱。很想告訴他：你知道嗎知道嗎？你做到啦。你偉大而不朽。

可是他不會知道了啊。

可是，可是的可是，在那一刻，我想，他是不是通過我而復活了呢？

那些他所記錄的，逝去的偉大，在我的腦中呈象的瞬間，他們，是不是通過我而復活了呢？

好像是那一刻，寫作者與閱讀者，書寫者與被寫者，相遇寒暄，彼此歡喜。司馬遷與孔子，在光陰的窄徑里重逢。

而我與司馬遷，在彼此賦予意義。

他的痛楚將因我而得慰藉。我的困惑將因他而得出迷津。

彼此為彼此賦予意義，彼此為彼此消解苦難，彼此為彼此尋找救贖。

已然死去的，將通過我們而復活。我們死去後，將通過新生而得新生。

巉岩如春水，血脈如生花。這樣的延續而默默。彼此為彼此的新生。彼此為彼此的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