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聲音社會的誕生｜天涯·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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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天涯》2000年第3期。

聲音社會的誕生

南帆

1

柏拉圖對話錄《斐德若篇》之中的一段插曲涉及文字和言語的關係。蘇格拉底向他的對話者斐德若講述了一個故事：埃及的一個名叫圖提的古神發明了文字。他將這一項發明獻給埃及的首腦塔穆斯。不料，塔穆斯並未表示讚賞：

……圖提說：「大王，這件發明可以使埃及人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好的記憶力，它是醫治教育和記憶力的良藥！」國王回答說：「多才多藝的圖提，能發明一種技術是一個人，能權衡應用那種技術利弊的是另一個人。現在你是文字的父親，由於篤愛兒子的緣故，把文字的功能恰恰說反了。你這個發明結果會使學會文字的人們善忘，因為他們就不再努力記憶了。他們就信任書文，只憑外在的符號再認，並非憑內在的腦力回憶。所以你所發明的這劑葯，只能醫再認，不能醫記憶。至於教育，你所拿給你的學生們的東西只是真實界的形似，而不是真實界本身。因為借文字的幫助，他們可無須教練就可以吞下許多知識，好象無所不知，而實際上卻一無所知。還不僅此，他們會討人厭，因為自以為聰明而實在是不聰明。（《柏拉圖文藝對話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169頁）

二十世紀中期，雅克·德里達從這一段對話之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結論：西方思想傳統對於書寫文字的強烈排斥。柏拉圖以來，這種觀點不絕如縷：口述的言語源於思想，富有生命，陳述的人始終處在現場，他們可以時時在對話之中修正歧義；相反，文字是一種死氣沉沉的書寫符號。文字是人為的，僅僅是真實的影像，文字的書寫意味了主體的缺席。所以，文字時常因為紛亂的詮釋而與真理南轅北轍。這個意義上，書寫文字遭到了莫大的蔑視。作為一個叛逆的思想家，德里達向這種思想傳統發出了挑戰。他的矛頭指向了西方傳統哲學的「在場形而上學」。他主張顛倒文字和言語之間的等級關係，這種主張是他解構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同後來的一批信奉解構主義的批評家所認為的那樣，書寫文字產生的種種歧解無寧說解救了那些遭受壓抑的意義。

然而，這一段有趣的學術演變並沒有否認一個事實：在場的口述言語可能有效地維持某種清晰透明的交流。如果這種交流為了統一認識，為了說明什麼，或者為了明白無誤地了解對方的想法，那麼，現場的對話比文本的往返有利。現場保持了解釋、更正、退讓和反駁的種種可能性。現場意味了一個共同認可的語境。相對地說，文字的保存時間和傳播空間均是不可比擬的，但是，文字交往無法取得如此一致的語境。

遺憾的是，口述言語的範圍相當有限。口述言語依賴空氣的振動傳播，人們聲帶所製造的振動十分微弱。通常，人們的對話範圍無法超出一個房間；即使縱聲吼叫，百步之外已經置若罔聞。如何解決聲音的遠程投遞技術，並且在這種遠程投遞之中保持即時性和逼真，這是人類的古老願望。人們可以從神話人物「順風耳」的身上看到這種願望的投影。

曾幾何時，電子技術終於讓人類夢想成真。經過電流或者電波的轉換，人類的聲音可以在須臾之間遨遊千里。這方面的發明甚至導致世界結構的深刻改變。這時，人們可以想到一系列保存人類聲音的電子產品：電話，廣播，唱片，留聲機，錄音機，錄音磁帶，如此等等。

這裡，我想從一個神奇的發明開始：電話。

2

根據記載，電話的發明不無偶然。

1875年的某一日，亞歷山大·格雷厄姆·貝爾和他的助手分別在兩個房間聯合試驗一種電報機時發生了一個小小的事故——助手看管的發報機上一個彈簧突然失靈。然而，發報機上已經磁化的鋼條卻在電磁鐵前繼續振動。它產生了波動的電流沿電線傳到了鄰室，讓貝爾聽到了聲音。這是電話發明的最初啟示。電話誕生之後的一段時間裡，沒有人對這個器械表示興趣。儘管這個會說話的機器在展覽會上讓巴西國王吃了一驚，但是，人們僅僅把它當成一個玩具。當時，人們還無法意識到這個器械可能如此深刻地介入世界的組織方式，也無法意識到經營這個器械的公司會變成世界上利潤最為豐厚的機構之一。一篇題為《另類眼光看世界》的文章曾經用風趣又不無誇張的語言描述了電話誕生之初的尷尬：

儘管要求得到發明專利的有600多人，但最後還是蘇格蘭物理學家貝爾（1847—1922）被承認是電話之父。

他的第一部電話誕生於1876年，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用處，因為他沒有可以打電話的對象，也沒有人可以給他打電話。……據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檔案記載，作為收到明確的電話信號表示的Hello（喂！）是大發明家愛迪生（1847—1931）在1877年首先說出的。（《另類眼光看世界》，《參考消息》，2000年2月11日第7版）

當然，人們對於電話的冷漠並沒有維持多久。經營電報網路——可以將電報視為文字遠程交往的象徵——西部聯合電報公司迅速地察覺到了巨大的威脅。西部電報聯合公司開始對電話的專利權大加譏諷，隨後又試圖扼殺或者奪取這一項新技術。《壟斷》一書的作者約瑟夫·C·古爾登寫道：

西部聯合電報公司禁止貝爾使用它的沿鐵路和公路架設電纜的專利。西部聯合電報公司在遍及全國的每一個主要飯店、火車站和報社安裝了收發報機，但條件是不得安裝電話。在費城，貝爾公司的一個經理被禁止在這個城市的任何地方架設電話線；他的工人們在西部聯合電報公司的控告下屢遭監禁。由於這個電報公司在華盛頓的政治影響，貝爾公司的電話無法進入聯邦政府的辦公室。（轉自阿爾溫·托夫勒的《權力的轉移》，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121頁）

儘管如此，西部聯合電報公司還是敗下陣來。相對於莫爾斯電碼傳送的文字，電話裡面的真實聲音——例如語音或者語調——表達了更多的涵義。更為重要的是，這是利用聲音和氣息恢復某種真實的交流環境。人們已經發現，電話之中聲音的碰撞迅速地撤消了通話者之間的距離，即使通話者之間橫亘了千山萬水。這是一種奇特的魅力。聲音可能組成一個自己的世界。現今，這甚至已經引起計算機網路商人的重大興趣。他們正在考慮為人們在網際網路上做的所有事情配上聲音：「人們會把網際網路當作通話的媒介，而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是通過敲擊鍵盤來相互傳遞信息。」（參見《人類步入網上的語音通信時代》，《參考消息》，2000年2月10日）這是電話背後的設想向計算機網路的延伸。

3

利用電話將整個世界串聯起來，電話簿的出現功不可沒。電話簿是對於世界進行重新編碼。無論是總統辦公室、海關檢查站、商務中心還是普通私人住宅，一切都被某些數碼重新命名。記住了一個人的名字還是無法找到這個人，只有記住一串數碼才能捕獲他。這樣，一個由電話機和電話簿奇妙地編織起來的聯繫網路已經大功告成。電話號碼如同另一種門牌，按圖索驥具有了嶄新的形式。只要付出一定的費用，人們可以自由地使用這個聯繫網路。電話讓人感到，這個數碼命名的世界凝縮為聲音的形態環繞於周圍。人們可以足不出戶地進入這個聲音世界。電話的話筒上端有個接收器，下端有個送話器；在如此短小的距離之內，在一隻手中，一個交流的迴環已經完成。在電話簿的協助之下，電話在眾多未曾謀面的人們之間建立了一個新的空間。儘管人們所能看到的僅僅是一部電話機和一根電話線，但是，通話的雙方都能用耳朵察覺到這個空間的存在。無論是近在咫尺還是遠隔天涯，電話所建立的空間製造了一個現場的語境。某種新的社會神經誕生了。聲音變成了電流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組織方式。人們可以想像：迄今為止，多少事關重大的指令是由電話發送的？

有趣的是，電話簿上抽象的數碼某種程度地廢棄了一些形象包含的不平等。電話簿上，許多門戶森嚴的機構撤走了重重崗哨；如同普通私宅一樣，它們無非是幾個數碼而己。或許可以說，電話簿的編碼至少顯示了一個意義：聲音遠比身體——那個發出聲音的總部——享有更多的民主。的確，電話的發明與社會民主有關。衙門深似海，多數小人物無緣登堂入室；電話的設置至少是另一個渠道：人們可以將自己的聲音打入這些禁地。當然，如同雙刃之劍，電話開創的交往空間之中，爭奪和衝突立即接踵而來；竊聽、秘密錄音、色情電話、廣告電話、索費昂貴的聲訊電話、綁架者利用電話進行威脅、形形色色的電話騷擾以及絡繹不絕的熱線電話與投訴電話均是這些爭奪和衝突的表徵。無論是新的社會組織方式、更多的民主還是新一輪的爭奪和衝突，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沒有電話，現今的世界是不可想像的。

歷史證明，電話正在愈來愈多地介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電話鈴聲也比以往更富於人情味了。新型的電話機上，尖銳刺耳的鈴聲已經為一種輕快優雅的鳴響所替代。事實上，即使電話機無聲無息的時候也充滿了意義。電話機凝然不動，但它卻聚集了許多隱性的機會。電話機似乎隨時有可能警覺地響起來，及時地送來外界的信息。於是，人們彷彿在這個器械里貯下了許多內容不明但又十分殷切的期望，這個器械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種安慰。人們無形地覺得，電話里的事情更急迫，更有意思，更吸引人。因此，電話是一個受歡迎的使者。未經預約的訪問者時常被視為意外的干擾，但是，電話卻享有更多的特權。多數人習慣於聞聲就接。這縱容了聲音的探險。打一個電話試探不會暴露自己的形象。這無形地發展了一種不必謀面的交往。許多當面難於啟齒的言辭——包括許多惡意的中傷、詈罵、謠言——利用電話得到了傳播。同時，這種傳播是秘密的，聽眾只有一個人。電話的內容如同信件一樣是一種隱私。如果說信件保存了寄信人的蛛絲馬跡，那麼，電話是匿名的。人們無法及時地了解電話里的聲音來自何方。利用一個神秘的電話製造恐怖氣氛，這已經是現代電影的常用伎倆。這一切無不表明，電話為孤獨者打開了一個看不見的世界。所以，現代封閉式的寓所里，電話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配件。只要拿起電話筒，聽到撥號音，這就意味了個人已經同外界接通了聯繫。按下一串數碼，話筒里就可能出現真實的人聲。即使聽到的僅僅是忙音，這也是表明他人與你同在的跡象。電話所建立的空間之中，通話者彷彿在直接面談。可以觀察到，許多人通話時的面部表情和身體姿態幾乎與現場無異：恭敬，愛慕，威嚴，畏懼，憤怒，這些情緒常常轉移到他們面前的電話機之上。電話機與通話者遭受相同的待遇。電話的歷史不過百餘年，然而，它已經如此密切地嵌入人們的生活，產生了一系列豐富而微妙的涵義——這種密切的程度甚至讓人意外。

的確，電話背後包含了一系列基本的生活觀念。可是，這一切無寧說是電話網路擴張的副產品，而不是擴張的原因。這個不無偶然的發明如何深入地釘在近現代歷史之中？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4

聲音的遠程投遞技術如何納入商品範疇，或者說，聲音的遠程投遞技術如何進入資本社會的結構之中，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歷史零件？無論如何，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電話必須有償使用。如果電話網路暢通無阻地遍布世界，那麼，一個經濟學的基本規則必須得到尊重：電話使用的收益——有形的和無形的——必須超過電話的成本。電話機不是一個工藝裝飾品。電話創造了什麼，或者，電話節約了什麼，這些問題的答案是電話普及與否的前提。誰、哪些觀念或者哪些利益支持了數以億計的電話分布在地球的各個角落？

很長的時間裡，權力運行的保障已經包含了利益的觀念。權力即是利益的創造或者利益的保證。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權力機構——尤其是特權機構——首先佔有了這項發明。及時的通訊手段對於權力機構至為重要。這是聲音的政治學和管理學。電話通常被視為一個國家的基礎設施。讓國家的聲音傳播到遠離首都的地方，這是首要的動機。電話製造了一個新的空間，政治管理無論如何必須首先佔領這個空間。這個意義上，電話是國家機器的重要配件。各級官員或者各種要員桌上通常陳設了多部電話，某些高級官員還擁有保密的紅線電話。兩個國家元首的熱線電話可能導致或者阻止一場世界大戰，這都不是危言聳聽。另一方面，軍事領域對於電話的重視可想而知。先進的通訊手段是軍事行動的保證。人們至今還可以在電影之中看到這種鏡頭：軍事指揮部里的軍官發狂地將舊式的手搖電話機轉得呼呼地響，他們的大喊大叫和摔打電話都是戰鬥氣氛的組成部分。

然而，如果一項發明試圖征服巨大的市場，那麼，它不得不打入日常生活。人們對於免費的交談或者聊天已經習以為常，哪些觀念說服人們願意為電話之中的閑言碎語付帳？1940年，國際電話不足40億分鐘；1995年，國際電話己增至600億分鐘，什麼是15％的年均增長率背後的動力？根據統計資料，1990年全球的電話服務與國際電話收入為371900百萬美元，1996年已經達到541000百萬美元——哪些觀念成為如此巨額利潤的催生婆？

描述信息社會的初始階段時，托夫勒將電話解釋為商業經營的必要工具；換言之，電話的費用可以從商業利潤之中扣除。事實上，電話的出現使商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境界：

電話似乎改變了商業經營的全部面貌。它使得商業經營擴展到一個更大的地理區域。總經理們現在能夠直接與遠離總部的地區分部經理或推銷員通話，詳細了解經營現狀。聲音傳播通過語音語調變化，能傳輸更多的信息，遠勝於莫爾斯電碼的那種冷冰冰的嘀嘀噠噠聲。

電話使得大公司更加龐大，使得集中化了的官僚機構更有效率。交換台和接線員大量湧現。秘書們聽到電話談話，並學會保持沉默。她們學會篩選電話，並因此部分地控制了通向權力的途徑。

開始時，電話還助長了秘密交易。大量的交易得以進行而不致留下可作為罪證的字據文件（後來出現了線路竊聽和安裝竊聽器技術，從而使得那種在保護商業秘密與想竊取這些秘密的人之間的永無休止的爭鬥的天平發生了傾斜）。

這一先進通信系統所帶來的間接利益甚至更大。電話促進了工業化經濟的一體化。在市場上，資本的運轉更為暢通，商務活動更為便利。交易可迅速達成，確證文件可隨後再辦。（阿爾溫·托夫勒的《權力的轉移》，121至122頁）

托夫勒認為，電話加速了商業活動，促進了經濟發展的速度，這甚至影響了國際之間的勢力平衡關係。1956年，美國擁有全世界電話機總量的一半，現今這一比例已經下降為三分之一。然而，對於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說來，電話與商業之間的聯繫並非那麼密切。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始終將電話視為權力的象徵。這甚至體現於官員們接電話的用語上。接聽電話時，許多官員不是招呼：「喂」，更不會使用禮貌用語「您好」，他們往往居高臨下地問：「哪裡？」行動電話成為某種官銜的配件之後，許多人有意地在大庭廣眾的場合炫耀性地使用——這種作風已經引起了人們的厭惡。然而，電話業務的市場擴張突破了中國的防線之後，權力的象徵所支持的消費規模已經遠遠無法維持市場的規模。如何提出新的觀念誘惑更多的用戶加入電話消費，如何利用時髦的理論話語包裝電話消費，這是電話公司的一個重大課題。如果說，權力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移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個顯著事件，那麼，電話消費的觀念必須投合這種歷史環境提供的文化模式。分析有關電話的廣告，人們可以發現多種觀念的有趣混合。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可以從這些混合之中辨析出電話消費的階段性演變軌跡：權力象徵——商業的成功——個性化的生活方式。

電話銷售的廣告大規模地出現在中國與行動電話的興盛密切相關。事實上，中國的有線電話並未積極利用廣告進行促銷。然而，人們可以從另一方面觀察到，大量的公司和商務機構的廣告均與有線電話有關。這些廣告不約而同地以公司領導人——例如總經理——正在打電話的畫面作為宣傳。除了豪華辦公桌、真皮沙發和打領帶的公司領導人之外，電話幾乎是畫面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顯而易見，電話代表的是信息。如此大量構思相同的廣告表明，信息社會的描述已經讓商人認可了一個強大的觀念：信息是商務成功的保證。商務活動時常被定位為電話消費的最大資源。九十年代歷史環境的導演之下，電話市場的開拓精心地納入了信息社會的種種理論。這是電話擁有的象徵價值：消費者時常為從屬於這種信息社會而自豪。目前，這種觀念正在頑強地向偏僻的鄉村滲透。我曾經在湖北鄉村看到，電話公司用石灰水在農家干打壘的黃土牆上刷出大幅口號：要致富，電話通。這無非是以粗陋的形式重新演繹信息與富裕之間的聯繫罷了。

然而，電話市場——尤其是行動電話市場——的資源耗竭之後，新的競爭意味了消費觀念的又一輪開發。這時，人們可以在許多行動電話的廣告之中發現，儘管「工作效率」、「掌握商機」、「全資訊的商務時代」這些字眼還是頻繁出現的主題詞，但是，一個新的主題音量越來越大：個性化的生活方式。諾基亞在「以人為本」的口號之下設計了新的廣告詞：「生活充滿激情。」這個廣告詞的解釋是：「一展獨特風采，盡現卓爾不群，我們知道您追求與眾不同，富於創意的生活，因此我們特為您量身定做了這款全新諾基亞8210，使您的多彩生活更現激情。」顯然，所謂的個性化生活方式包含了眾多方面。這時，親情的溝通終於提到了電話消費的議程之上。《南方周末》划出了半個版面為IP電話刊登了一條溫情脈脈的廣告：

以前總覺得媽媽很嘮叨，現在出了國卻覺得身邊少了什麼，我才體會到嘮叨是媽媽的一種愛。有時，我也會給家裡打個電話，說說我的生活，聽聽她的嘮叨。媽媽總是不放心，說我不懂得照顧自己。她總想和我說說話。要是家裡的電話能打國際長途就好了。前幾天我在8848.net訂了張IP電話卡，通過網上付賬，那邊就有人把卡送到了媽媽的手中。現在媽媽可以經常和我聯繫了。（參見《南方周末》2000年2月18日第17版）

有趣的是，多數行動電話廣告總是選擇英俊漂亮的青年男女充當通話的主人公。這是「生活充滿激情」的無言註解。這時，電話的私密性再度被曖昧地表現出來，行動電話的消費突然具有了特殊的浪漫風格。許多電視連續劇之中，行動電話是愛情的必要道具。這是電話消費觀念的一個突破。台灣的行動電話公司的「輕鬆打」廣告機智地將行動電話定位在「聰明、有趣、便宜」之上；行動電話的潛台詞是「年輕、時髦、無拘無束的社交、穩操勝算的愛情」，擁有行動電話至少表明自己跟得上時代（參見《台港文學選刊》2000年4期《當下論語—手機戀曲》）。從權力機構的指令、捕捉稍縱即逝的商機、愛情遊戲到瑣碎的家長里短，電話一再紆尊降貴，終於走到了盡頭。這時，行動電話機的裝飾功能得到了強調。摩托羅拉V2088的許諾是「絕對個性」：「可更換不同的面版」，「紅、綠、橙三色顯示背景燈」，「極具個性的的鈴聲選擇」，如此等等。這時，行動電話成為個人形象的一部分。三菱的「小菲」行動電話的口號已經變成了「我行我酷」。廣告畫面是一男一女：女的一身縞素，面無笑容，手執一部白色行動電話疾行而去；男的一襲黑衣，神情專註，盯住手中黑色行動電話里顯示的號碼。這一幀畫面配上的文辭是：「更靚更酷的她在哪裡？在這裡！她纖巧輕盈的身材，冷艷倍酷的膚色，隨身佩帶，盡顯你酷。」如同人們屢屢看到的那樣，消費觀念的不斷創新終於走到了喧賓奪主的邊緣：這時人們離聲音的主題已經很遠了。

5

如果說，電話所製造的聲音傳播僅僅往返於個人之間，那麼，廣播電台建立了更大的聲音社會。換言之，個人與個人的聲音交往擴大為個人與公眾或者公眾與公眾的聲音交往。形象地說，這種交往從密室到了廣場。廣播電台的技術內容不僅是聲音的遠程投遞，它還包含了聲音的放大和聲音的複製。廣播不是私語，它是號召。無論是某種集體的組織還是社會的控制，廣播電台是聲音社會之中一個高聳的核心。某一個時期，人們的四周懸掛了許多的高音喇叭，權力的聲音不可抗拒。奧威爾的《一九八四》提到了聲音製造的恐怖。

迄今為止，無線電廣播基本上代替了有線廣播。根據尼古拉斯·A·夏普對於無線電廣播史的考察，它的開拓期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的德國物理學家赫茲等人那裡。1895年，義大利發明家古列爾莫·馬可尼的無線電發報機在英國申請到了專利。無線電迅速在軍事和航海聯絡上產生了重要的作用。1919年，無線電台獨立出來。不過，當時，許多公司均認為廣播電台播放種種節目只是有助於賣出更多的收音機和無線電部件（參見《美國通俗文化簡史》，灕江出版社1988年版，125至126頁）。儘管廣播電台的角色始終是贏取利潤的經濟單位，但是，它的政治功能日益顯現。有趣的是，人們可以從廣播電台背後察覺首領的原型。古代的部落社會之中，首領的威望很大程度地利用高亢的聲音予以表現。聲音是他們召集部下的重要手段。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這是古代政治之中的一個經典性場面。迄今人們還可以發現，宏大的嗓門——如果有一個半導體的喇叭更理想——可以在混亂的廣場產生意想不到的權威。這是聲音的權威。事實上，廣播電台將這種模式擴張到了全世界。

廣播電台——尤其是無線電廣播——的覆蓋範圍是無可比擬的。從國家元首的政治演說、戰爭動員令、黨派之間的競選辯論到股票行情、流行歌曲、商品廣告，形形色色的信息利用廣播電台的聲音發射技術編織成一個無所不包的網路。廣播電台的聲音無遠弗屆。它可以讓國家的聲音響徹私人卧室，或者將剛剛發生的新聞送入疾速移動的轎車；風雲突變之前，廣播電台發布的氣象預報跨越了遼闊的海域抵達遠洋漁輪。總之，廣播電台出其不意地取消了聲音社會之中的物理距離。空間或者地域已經不是聲音社會的組織原則。通常，廣播電台的聽眾根據自己的嗜好和時間表形成了種種沒有註冊和未曾謀面的鬆散團體。某些時候，特定發射頻率的廣播電台是另一種組織形式。例如，飛行員、計程車司機、特種部隊或者警務人員往往擁有自己的小型廣播電台。當然，廣播電台的聲音不會像人的嗓門那樣遭受現場氣氛的束縛。廣播電台不會害羞，不懼危險，沒有生理限度。恐嚇、威脅和厭惡都不會讓它噤口。換言之，廣播電台對於聲音社會的組織包含了機器的性格。這時常會演變為聲音的暴力。

的確，廣播電台的強大功率已經轉換為強大的聲望。人們對於廣播電台的信任遠遠超過了對於某個人真實聲音的信任。廣播電台是真理之聲，個人無非是一孔之見。雖然廣播電台的聲音沒有形象，但是，某些聲音具有性格特徵。這些富有特質的聲音形成了聽覺的偶像。根據這些聲音特質，許多人時常栩栩如生地想像播音者的肖像風貌。這樣，一些著名的節目主持人成為不露面的公眾人物。經過廣播電台的播放，他們的能言善辯征服了世界上許多遙遠的角落。聲音的放大和複製造就了他們的領袖身份，電子技術為他們提供了指點江山的講壇。

如何佔據聲音社會的制高點？這是政治家念茲在茲的問題。無論是太平盛世還是危機爆發，廣播電台均是爭奪的要津。人們時常可以聽到種種聲音的搏鬥。更大的發射功率，在某一頻道播放干擾聲，建立和取締地下廣播電台，這些均是電子技術製造的搏鬥手段。有理不在聲高的古訓已經被嘹亮的喇叭擊垮了。

顯而易見，政治家的首要困擾是，聲音社會的組織形式輕而易舉地廢棄了傳統的國界。海關和軍隊阻止不了電波的全方位入侵。眾多依附於國界的法規和限制對於聲音社會無濟於事。如果無法掐斷聲源，異端的聲音無所不在。這是電子技術對於傳統政治的嚴重挑戰。人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國家的新聞機構失去了信譽之後，商店裡的短波收音機立即銷售一空。聲音社會為人們打開了一條出走的通道。禁錮失效了。聲音社會裡的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無不得到重新定義。國家、政治體制、行政區域、地域文化、寓所的圍牆——這些傳統的空間劃分標準不斷地淡隱。聲音社會之中，電子技術與新型的意識形態生產之間顯示了最為深刻的聯繫。

6

聲音的複製產生了奇特的後果。複製的聲音具有三個前所未有的特徵：脫離了聲源——特別是脫離了發聲的人體——而存在；脫離了發聲的特定時間而存在；脫離了發聲的特定空間而存在。總之，聲音如同一個獨立的物質，並且擁有了唱片、錄音帶這樣的固定載體。複製的聲音具有兩種主要用途：一，保存聲音的記錄和檔案；二，有助於聲音的作品大規模地成為消費的商品。

口說無憑，這是人們由來已久的苦惱。聲音迅速地消逝在空氣之中，無法成為人們握在手裡的證據。謠言的流布，諾言的失信，誓言的改悔，這一切均與聲音的無法保存有關。人們的想像之中，口頭語言是輕佻的，無足輕重；只有書寫字據不可移易。為了防止書寫字據的偽造，敘述者通常簽名或者按上手印作為擔保。手書或者手印是身體的象徵，這證明了字據的內容出自某一個真實身體的思想。然而，錄音技術的問世勾消了一系列複雜的手續。錄製的聲音完整地保存了一個人的口吻和語調，這是不可抵賴的。無論是飛機上的黑匣子、錄音電話還是特殊機構安放的竊聽器，聲音的現場得到了再現。無論如何，證據學因為錄音技術而產生了巨大的飛躍。

除了充任證據，還有哪些聲音具有保存價值？所有的人都會立即想到了音樂。錄音對於音樂的貢獻是難於估量的。如果說，傳統的音樂會是音樂家與聽眾此時此地的遇合；那麼，聲音的複製打破了演奏的唯一。唱片與錄音帶把音樂從「此時此地」之中解放出來，實現了大規模的批量生產。頃刻之間，音樂星星點點地布滿了全球的市場。聲音的複製與音樂市場的關係大約是從留聲機、唱片的發明開始的：

「我一生從沒有這樣吃驚過，」這是托馬斯·阿爾文·愛迪生對自己匆匆設計出來重複說過的話的機器的初次發聲所作的反應。那第一句話即是愛迪生自己說的「瑪麗有隻小羊羔」。第一架留聲機的傑出表演在1876年無疑使人大為驚奇，即使是對發明者本人。然而更多的驚奇，還是在留聲機之後一百多年中的成績。留聲機歷經專利之爭、勞資糾紛、兩次世界大戰和一次大蕭條，以及打破壟斷、發行體系崩潰和電影、廣播、電視的出現，還伴隨著各類音樂口味、風格和超級明星的沉浮。多少次唱片業的銷售面臨下跌，甚至多少次留聲機似乎瀕臨絕境，但一個世紀來的總趨勢是產品、聽眾和利潤的持續增長。（同上，266頁）

唱片和錄音帶令音樂作品日益廉價。音樂不再神秘，不再是演奏家或者指揮家某一次突如其來的靈感與現場氣氛獨一無二的化合。唱片或者錄音帶里的音樂可能盡善盡美；但它們不是一氣呵成的，它們是錄音棚里反覆錄製和反覆修飾的產物。換言之，唱片和錄音帶里的音樂並非不可重複的生命衝動。這些機器合成的作品理所當然地可以由機器予以複製。於是，那些曼妙無比的樂曲源源地從生產線上湧出；唱片和錄音帶如同普通商品一樣擱在貨架上，遍布街頭的小店即可購到。音樂廳、歌唱家、演奏家、指揮家、聽眾共同組成的音樂會壓縮在一張唱片或者一盒錄音帶之中。人們可以攜帶這些音樂會旅行或者返回寓所。聲音的複製讓音樂與各種景象的結合產生了廣泛的可能性。人們可以用莫扎特的樂曲為一則廣告配音，或者讓貝多芬的作品迴響在送葬的隊列之中。如果說，音樂會往往是貴族們相聚的所在，那麼，唱片和錄音帶不僅將音樂帶入大眾，並且迅速地在音樂與大眾之間建立了新的市場形式。顯然，新的市場形式開始組織自己的音樂生產。由於唱片、錄音帶和市場共同形成的傳播體系，眾多通俗歌曲的演唱明星才有可能成為萬眾追逐的偶像。人們可以說，聲音複製技術產生的意義深刻地進入了文化和經濟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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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人們常常看到的那樣，電子技術和機器又一次擊敗了人。音樂家把自己的作品交給了廣播電台和錄音機播放，於是，他們失業的日子來臨了。的確，音樂家不得不利用種種手段維護自己的利益，「到1925年，美國作曲家、詞作家、出版商協會要求無線電節目應付報酬」；1942年，「全美音樂家協會（AFM）以灌制音樂唱片使職業音樂家失業、或至少是嚴重減少了對演員實況表演的需求為由，投票抵制唱片業」；（同上，127頁、272頁）儘管如此，音樂家已經在市場所製造的競爭關係之間成為理所當然的失敗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搖滾音樂之中，電子技術和機器成為音樂發展之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大衛·R·沙姆韋發現：「除了更加物美價廉的唱片，電視和電影也參與了搖滾的傳播，其規模遠遠超過菲茨傑拉德時代的爵士樂。1955年至1986年間拍攝的搖滾電影達四百多部。」（大衛·R·沙姆韋《搖滾：一種文化活動》，《搖滾與文化》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這不僅意味了利潤的重新分配。事實上，人們必須意識到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電子技術和機器會不會徹底地代替了人？音樂——廣義地說藝術——會不會僅僅是機器操縱之下的樂譜合成而不再是迴響在生命內部的聲音？工業社會已經開始用機器徹底地改造美學了嗎？這方面，機器的意義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分。有一則報道說，模擬帕瓦羅蒂的機器人已經在美國出現：

……在柔和的燈光下，一個像帕瓦羅蒂一樣臃腫的機器人，穿著帕瓦羅蒂常穿的黑白相間的禮服，腆著肚子走上台來，並向場內聽眾揮舞著帕瓦羅蒂慣用的白色手絹。當機器人走到舞台中央，微微揚起碩大的頭顱，並把嘴唇撮成O型時，高亢有力、燦爛華美的歌聲立即溢滿了整個大廳。這個機器人的歌聲和帕瓦羅蒂簡直一模一樣，音域達到兩個八度以上，所有的聲音都透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和晶瑩明麗的光輝；一般人難以企及的高音C，也順暢地穿透了人們的心房。音樂鑒賞家們一致認為，機器人的歌聲無疑正是享譽全球的高音之王本人的本色，而且幾乎無可挑剔！

……

這個機器人的研製者說，在製造這個機器人之前，他們得到了帕瓦羅蒂演唱時胸腔、顱腔和腹腔內空氣振動的波長、壓力及空氣流量等數據，然後用電腦系統進行模擬模擬。（見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報》）

機器的聲音複製掀開了生命所製造的神秘，這是別一種意義上的「脫魅」。現今的一切都可以用數據予以表達。人們對於生命奇蹟的讚歎將為另一種機器拜物教所替代。廣播電台取消了演奏的「此地性」，人們不必進入音樂會現場參與某種「共同感」。音樂不再是人與人的關係，而是變為人與物的關係。阿多諾的音樂評論曾經對此表示了強烈的異議。這與其說是另一種「在場形而上學」作祟，不如說是對機器充當「在場」的主人公表示深刻的憂慮。阿多諾抱怨說，廣播電台播放的交響樂摧毀了交響樂的「空間」；音樂會上，這種空間環繞每一個聽眾，並且讓他們回到連續的時間之中——阿多諾認為這是貝多芬式偉大交響樂的特性。阿多諾批評的是一種「原子化了的收聽趨勢」。這時，交響曲墮落為孤零零旋律的一系列實體化了的片斷，根本不具任何否定和共鳴。因此，阿多諾對於電子技術的進步保持了冷淡。在他看來，廣播電台的音樂是一種標準化的東西，而「技術的標準化導致集權管理」。標準化產生的是以「假個性」為特徵的流行音樂。一旦某些程式得到成功，文化工業就會反覆地生產，製造慾望的虛幻滿足。這最終使音樂變為社會的粘合劑。（參見馬丁·傑的《法蘭克福學派史》，單世聯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19至222頁）

當然，即使在當時就有人覺得，阿多諾低估了機器具有的革命性內涵。現今，最為著名的先鋒音樂家崔健對於計算機的熱衷表明了問題的另一面。崔健不僅從計算機互聯網之中發現了自由、平等和坦誠的作風，同時，計算機還極大地改變了他的作曲方式。從《數字崔健》這篇報道之中，人們可以看到計算機與音樂的交織：

崔健第一次接觸電子音樂，第一次接觸Loop（用計算機實現一個旋律採樣的循環使用，現場音樂做不出來）也不太喜歡，但是，當他對計算機有了一段時間的認識之後，崔健的作曲方法完全改變了，「現在的電腦音樂和初期的用電腦模仿樂器有了本質的區別，我經歷過初期的階段，只要用電腦來做記錄用，和旋律無關，現在的電腦軟體不是你想出什麼旋律，它給你記錄下來，而是它給你出一大堆旋律，你從中間挑一個。」「它有一種新的力度，最直接，不需要時間，不需要練習，能表達出音樂人最想表達的內容。」

即便崔健為電子音樂很著迷，抱著吉它寫了幾十年歌的崔健不會忘記電腦的局限性，「機器沒有即興的東西，沒有感情的韻律，它有機器的韻律，機器的動力，但它不能稍微快一點，稍微慢一點。無論是人模仿機器，還是機器模仿人，還是一下子就能聽出來，這是人的，這是機器的。」……

……

「是電子音樂給了我現代意識，要求我必須介入，沒辦法逃跑。電子音樂的節奏以及節奏的力度不像腦海中的，不是抽象中，它可以直接聽到，直接節奏給人帶來直接的情感，這種情感也不是抽象的。」（1999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19版，《數字崔健》）

聲音的複製導致的是聽覺的退化還是進化？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事實上，機器已經某種程度地改變了人們的五官感覺；機器打開了人們的某些感官經驗，同時又封閉了人們的另一些感官經驗。機器為音樂提供了遠為廣泛的可能；同時，機器又限制了這些可能。無論人們樂意與否，機器已經強有力地介入人們置身的現實。機器對於人類的意義深刻地植根於資本和市場的歷史之中。人們可以說，某種技術的發明或許與某一個天才的發明家有關；然而，這種技術的繁盛必須得到歷史邏輯的支持。時至今日，電子技術對於聲音的傳送、放大和複製還在持續，並且精益求精。事實上，無論是描述人類的牢籠還是談論人類的解放，電子技術和機器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前提。

南帆，文學理論家，現居福州。主要著作有《衝突的文學》、《文明七巧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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