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太平宰輔夢：架空孫中山 又想架空袁世凱

來源 / 經濟觀察報

袁世凱內閣成員，後排左一為宋教仁。

104年前的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滬寧火車站遭遇陰謀暗殺。回顧歷史，在同盟會及國民黨內部，宋教仁是最早反對黨魁孫中山的一個人。但是，他既沒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樣公開站出來進行挑戰；也沒有像張百祥、劉公、孫武、焦達峰等人那樣，另行組織共進會自行其事；而是與譚人鳳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會內部對孫中山實施架空虛置。等到辛亥革命勝利之後，宋教仁一方面在國民黨內部繼續對理事長孫中山實施架空虛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國民黨佔據較大優勢的議會中，通過議會政黨的責任內閣，對大總統袁世凱實施同樣性質的架空虛置，以實現自己充當實權總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的成功與失敗，都根源於此。

宋教仁的《與劉羹臣書》

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在寫給留守北京的湖南同鄉劉白字羹臣的私人信件中，大致介紹了自己的活動情況：在湖南桃源縣老家為老母祝壽，耗費了十多天的時間。寫信時已經離開家鄉抵達常德，「為調和西路選舉事，小住數日，擬即赴長沙，再赴漢口，與克強商議一切，然後定行止，或赴日本，或來北京，尚未定，爾時當再電告；如赴日本，則擬請兄同往，兄接弟電時，即請將弟衣物帶齊，往滬會晤。」

關於「政局之事」，宋教仁把全部希望寄託於全國大選之後的議會政黨內閣：「俄庫之事，想政府亦無善法，最良之結果，亦必至於承認俄人要求之三條，然此猶必須政府從速妥結。弟意或不能如此，大約仍舊拖延敷衍為多也。欲救此種政局，仍不外乎改組一負責任之政府，而目下既不能辦到，則惟有俟諸開國會後而已。」

這裡所說的「俄庫」之事，指的是一些蒙古王公趁著辛亥革命所引起的社會動亂，在俄羅斯政府支持下武力驅逐了滿清政府派駐庫倫的辦事大臣三多，並於1911年12月16日宣布成立大蒙古國。1912年11月，俄羅斯政府又與外蒙當局私自簽訂《俄蒙協約》和《俄蒙商務專約》，全面控制了外蒙古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大權。

關於「政黨形勢」，宋教仁分析說：「聞本黨有內鬨，前日兄來電警告弟以危象，然弟總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縱小有波瀾，當不至於成大風潮，放眼觀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勢，未必能於將來亦可包括，吾人既不爭目下，則將來自有將來之局面，又何足憂，請兄不必懷杞人之念也。」

這段話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解讀。其一，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內從事議會政黨非暴力的民主選舉、陽光參政、和平競爭方面，主持締造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黨內佔有當仁不讓的明顯優勢。其二，堅持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內從事議會政黨非暴力的民主選舉、陽光參政、和平競爭的宋教仁，無形中把國民黨內部以孫中山、陳其美等人為首的激進革命派人士，陷入「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被動境地，從而造成「本黨有內鬨」的危險局面。宋教仁對於「本黨有內鬨」的危險局面過於自信的盲目樂觀和疏於防範，直接導致他三個月後在上海滬寧火車站遭受謀殺的悲慘結局。

在這封信中，應該為擔任私人秘密的劉羹臣支付薪金的宋教仁，專門談到自己的經濟狀況：「弟目下財政頗困，兄如需款，請暫借用，至滬後當另設法也。」宋教仁遇難之後，國民黨籍的國務總理趙秉鈞於1913年4月3日接受北京《新紀元報》採訪時，公開表示自己是宋教仁（遁初）最要好的朋友，「遁初住在西直門外農事試驗場，離城有10里。天晚來不及出城時，就經常住在我的家裡，彼此無話不談。他離京南下時欠下了5000元的債，是我替他償還了的。」

國民黨方面對此從來沒有提出過異議。由此可知，為了革命事業經常債台高築並且欠債不還，才是包括孫中山、陳其美、黃興、宋教仁在內的職業革命家或前職業革命家的生活常態，也是參與謀殺宋教仁的應夔丞，向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捕風捉影地捏造虛構「宋犯騙案」的現實依據。

1908年10月12日，同盟會南洋支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中興報》，公開刊登宋教仁的《致李、胡二星使書》，其中詳細介紹了宋教仁圍繞《間島問題》所展開的未遂詐騙：他花費幾個月時間寫作《間島問題》，目的是證明「該地確為中領之證據，欲以為政府外交援助」。考慮到自己的「黨人」身份，只好通過同鄉許孝綬轉送老上司李家駒。外務部尚書袁世凱等人得到此書稿後，在對日談判中贏得主動，便通過電報要求宋教仁前往北京。宋教仁有意前往，只是由於中日報刊公開報道了這件事情，他的仇人也想藉機陷害，他不得不取消這個計劃。與此同時，他以政府必須「出巨款購秘密證據書」為借口，打算從李家駒那裡詐騙一筆公款用於革命事業。在這封信的末尾，宋教仁明確表示自己 「欺詐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令人遺憾的是，陳旭麓和郭漢民先後編選的《宋教仁集》，在從胡韞玉編《南社叢選》中收錄宋教仁這封《與劉羹臣書》的同時，還違背最低限度的學術常識，直接從蔡寄鷗的歷史演義《鄂州血史》中，抄錄了一篇虛構編造的所謂「致袁世凱書」：

「慰公總統鈞鑒。綈袍之贈，感銘肺腑。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賜五十萬元，實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讀自娛，有錢亦無用處。原票奉璧，伏祈鑒厚。知己之報，期以異日。教仁百拜。」

當年的50萬大洋巨款，是足以武裝一支軍隊的。孫中山從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間，在廣東、廣西、雲南三省接連發動六次武裝起義，總共才籌集花費了與大洋基本等值的20萬港幣。孫中山以前臨時大總統、國民黨理事長的身份被袁世凱特授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並組織鐵路總公司，從中央政府那裡領到的也只是每月3萬元的辦公經費。立憲派精神領袖梁啟超以支持開明專制的名義與袁世凱反覆談判，爭取到的是20萬元的組黨兼辦報經費。以袁世凱的老謀深算，無論如何不可能一次性贈送給宋教仁50萬大洋的。早在日本期間就已經針對袁世凱的下屬李家駒展開過未遂詐騙的宋教仁，也是不可能輕易拒絕袁世凱的巨額饋贈的。

宋教仁的《與國民黨諸公書》

郭漢民編《宋教仁集》，收錄有宋教仁落款時間為「二月一日夜」的《與國民黨諸公書》，並且在注釋中介紹說：「本文原載於日本雜誌 《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3號。錄自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 《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由此可知，宋教仁的這封黨內通信，當年並沒有在國民黨內部的諸多報刊公開發表，反而流傳到日本刊登了出來。與前述宋教仁《與劉羹臣書》相一致，這封信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宋教仁1913年1月31日由長沙抵達武漢的具體行程：「昨日始抵漢上，因克強赴滬，尚欲一往與商一切，然後當赴東京，以醫宿痾耳。……弟勾留數日即東下，如有賜復，請寄滬上為盼。」

其二，國民黨通過全國大選組織議會政黨內閣，以便與袁世凱當局實現憲政民主框架之內的分權合作的大政方略：「袁總統雄才大略，為國之心亦忠，惟全賴之以任建設事業，恐尚不足，此必吾黨早已認定，故主張政黨內閣。」

其三，一心一意想通過全國大選而出面組織第一屆「正式政府」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的宋教仁，以候選總理的立場反對大借款的政治態度：「大借款事，條件吃虧不少，乃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當品之鹽，今年七八月以後，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條件吃虧，又當如何？不知又將何物抵當？政府只顧自家目前，不顧正式政府以後之計。此種借款，鄙意不如徑反對之，免其任意揮霍，且可使將來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財政之外債，亦不知尊意以為如何也？」

其四，這兩封書信中的「與克強商議一切」和「因克強赴滬，尚欲一往與商一切」，所凸顯出來的是最為關鍵的一條信息：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國民黨內部「商議一切」的合作對象，並不是客居上海的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而是剛剛由武漢前往上海的湖南同鄉黃興字克強。以陽奉陰違、架空虛置的方式撇開本黨理事長孫中山，一方面與湖南同鄉黃興展開「商議一切」的黨內合作；一方面與袁世凱當局展開憲政框架之內的同樣要架空虛置的分權合作，是宋教仁當年既真實又明確的政治謀略。

宋教仁對孫中山的架空虛置

宋教仁與黨魁孫中山之間不願合作卻又不得不陽奉陰違、架空虛置地進行合作的內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當天日記中介紹說，黃興因為不同意孫中山把陸皓東生前所設計的青天白日旗充當未來的新國旗，兩人之間發生激烈衝突。這場衝突的更加內在的原因，其實是孫中山「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

在日本外務省政務局跟蹤宋教仁的秘密檔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對於孫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徹底的否定意見。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領出現之前，努力鑽研有關的政治的書籍是得體的。」

隨後在評論《每日新聞》所刊登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根津一的東亞同文會演說時，宋教仁進一步表示，無論是孫中山的勢力還是康有為的勢力，都難望得到永遠存續。「到國會終於開設時，肯定會有新人物出現，代表漢族抵制滿族，這是必須的趨勢」。

在1910年12月與日本朋友串戶真左樹的談話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說：「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正是基於這樣的立場判斷，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與他的前輩同鄉譚人鳳（石屏）聯絡陳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楊譜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認孫中山為總理的同盟會中部總會，並且致力於在長江流域開展革命活動。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以及各派力量的反覆較量，宋教仁所預期的「代表漢族抵制滿族」的「真正的大首領」，最終落實在北洋軍閥袁世凱身上。而「國會終於開設時，肯定會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鎖定在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宋教仁自己身上。但是，由於同盟會中部總會並沒有公開與同盟會東京本部，以及譚人鳳所謂「以總理資格，放棄責任，而又不自請辭職」的孫中山劃清界限；從而給沒有為辛亥革命做出實質性貢獻的孫中山，先以同盟會總理資格出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接著又出任國民黨理事長，留下了可趁之機。在這種情況下，一心想在全國大選之後，代表國民黨出任議會政黨責任內閣總理職位的宋教仁，便採取以陽奉陰違、架空虛置的方式撇開本黨理事長孫中山，一方面與湖南同鄉黃興展開「商議一切」的黨內合作；一方面與袁世凱當局展開在憲政框架之內架空虛置的分權合作的政治謀略。

宋教仁的長沙演講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從常德來到長沙，當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譚延闓出面主持的國民黨湖南支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據《長沙日報》在《國民黨湘支部歡迎宋教仁先生大會紀事》中報道，宋教仁談到了自己與譚人鳳（石屏）、陳其美（英士）、黃興、孫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凱對於辛亥革命的貢獻，卻絕口不提與辛亥革命幾乎沒有直接關係的孫中山。第二天即1913年1月9日，宋教仁在湖南鐵道協會歡迎會上提到被袁世凱特授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並組織鐵路總公司的孫中山時，給出的更是有所保留的負面意見：「前孫先生髮表六大幹線，有贊成者，有待籌商者，但是孫先生對於內地經歷尚少，必須考驗測量乃能得其要領。」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為借口極力發動「二次革命」的陳其美，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有吉明的秘密談話中，同樣否定了孫中山以及黃興與辛亥革命之間的直接關係：「孫、黃二君多年流浪於外國，實際上見機不敏。觀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計劃者，孫、黃不過中途返國而已。」

十年後的1923年11月，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的演說中，依然在強調自己當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黃興等一般舊革命黨人」陽奉陰違地架空虛置的難言隱痛：「國民黨成立，本部設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長，我決意辭卻。當時不獨不願意參加政黨，且對於一切政治問題亦想暫時不過問。但一般舊同志以為我不出而擔任理事長，吾黨就要解體，一定要我出來擔任。我當時亦不便峻卻，只得答應用我名義，而於黨事則一切不問，純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後一直追隨在孫中山身邊的戴季陶，在《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黨魁之類的道德罪名，對宋教仁實施政治清算說：「用丟了革命性和主義的一群政治勢力集團為基礎，去與反革命的官僚妥協，以圖在短時期內掌握政權。公平的批判起來，革命黨的第一個罪人，實在是桃源漁父。」

宋教仁的漢口演講

據前述 《國民黨湘支部歡迎宋教仁先生大會紀事》介紹，宋教仁在1913年1月8日國民黨湖南支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時，除了撇開本黨理事長孫中山重點介紹同盟會及國民黨對於中華民國的締造之功外；又像此前所寫的《與劉羹臣書》一樣，把「政局之事」的全部希望，寄託於全國大選之後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

「為今之計，亟須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地位，選舉事若得勢力，自然成一國民黨政府。兄弟非小視他黨，因恐他黨不能勝任，故不得不責之國民黨員。……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況湖南人作事勇往為各省冠。此次選舉，須求勝利，然後一切大計畫皆可施行。」

這是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第一次以當仁不讓的排他性態度，公開表示要由國民黨出面組織全國大選之後的第一屆「正式政府」，也就是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下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在1913年2月1日的 《與國民黨諸公書》中，剛剛抵達漢口的宋教仁，便開始以候選總理的立場態度，迫不及待地為所謂「正式政府」的「真正整理財政之外債」進行考慮。2月10日，宋教仁在漢口國民黨湖北交通部歡迎會發表演說，被2月13日《民立報》以《宋遯初之危言》為標題公開刊登。宋教仁在演說中所闡述的，正是《與國民黨諸公書》中的主要觀點。

關於內政，宋教仁基於候選總理的立場批評說：「夫內政亦多端矣，而其重要者莫如財政。中國財政之狀況，其紊亂已達極度，……政府今日對於此種問題蓋全未著想，殆以臨時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國民之責，不惜以萬難收拾之局貽後人，此則政府罪無可逭之處也。」

關於外交，宋教仁更是以唯我正確、捨我其誰的極端態度，點名斥責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國務總理趙秉鈞的重大失誤：「溯自去歲三四月後，庫倫事起，桂太郎往俄締結第三次協約，兄弟彼時亦在北京，見事情重大，曾屢次警告袁總統及趙總理，促其從速設法解決此問題，……無如說者諄諄，聽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將非我有，而政府猶日處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與宋教仁認定「自民國成立，迄今二載，縱觀國事，幾無一善狀可述」的高調否定不同，孫中山在1912年11月16日發給袁世凱的密電中，所提供的是完全相反的外交建議：「俄蒙之舉，不過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備以博功勛，實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對此事以遷延為第一辦法。」

「一二好大喜功之徒……以博功勛」，既是孫中山對於勾結俄羅斯政府宣布獨立的一些蒙古王公的定性；同時也不失為對於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的定性。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漢口沿江東下，於2月15日抵達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號黃興家中。在國民黨選舉勝利並且有望組織責任內閣的情況下，孫中山並沒有與宋教仁就相關事宜進行直接磋商，反而經過與袁世凱中央政府的密電協商，於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進行並不急切的考察訪問。

2月19日，宋教仁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表演講，更加明確地撇開孫中山發明的五權憲法而大講他自己三權分立的憲政設想：「討論憲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及許可權應如何規定，是皆當依法理，據事實，以極細密心思研究者」。接下來，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辭全盤否定袁世凱政府當局的內政外交，認為只有國民黨方面出面組織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醫生」。

1913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基本結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經營下，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眾議院議員596人，國民黨得269議席，共和黨得120議席，統一黨得18議席，民主黨得16議席，跨黨者得147議席，無黨派26席。參議院議員274人，國民黨得123席，共和黨得55席，統一黨得6席，民主黨得8席，跨黨者38席，無黨派44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佔有392席，雖然沒有超過半數，由於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加起來只有223席，國民黨依然可以憑藉其絕對優勢影響操縱參、眾兩院。國民黨的選舉勝利，進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權預期和政治熱情。到處演講自己理想中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的宋教仁，實際上是在從事著一生中的最後衝刺，等待他的是1913年3月20日滬寧火車站的一場血腥謀殺。

宋教仁的「英而不雄」

1913年4月2日，譚人鳳在上海《民立報》發表《哀宋教仁辭》，其中介紹說，幾年前在日本東京，他與專門看風水、算命相的陰陽家給宋教仁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輔」的好命相。沒有想到「星命杳無憑，天道暗難問，被擊之後，僅閱十七點鐘而竟死矣」。

「二次革命」失敗後，譚人鳳遭受袁世凱的懸賞通緝，於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岡縣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經公開承認「星命杳無憑，天道暗難問」的譚人鳳，依然在《石叟牌詞》中結合著《易經》八卦的推演，寫下了他所見證的革命傳奇。在《石叟牌詞》第二十九首的「敘」中，譚人鳳回憶說，由於宋教仁遲遲不肯前往武昌，他自己不得不於1911年10月8日帶病前往，等到他與居正趕到武昌時，已經是10月13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之後的第四天。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早在三天前就被推舉為 「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

在《石叟牌詞》第二十九首的「評」中，譚人鳳接著寫道：「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結果亦遂難以道里計。黎元洪一無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統率無人，擁為都督，旋而副總統，……推原禍始，則皆宋鈍初之遷延有以致之也。不然，當時內地同志，對於海外來者實有一種迷信心，安有黎元洪？無黎元洪，又安有此數年來之慘劇？吾昔日因袁世凱目黃、宋為英雄，曾有言曰：『克強雄而不英，鈍初英而不雄。』蓋有慨而言之也。」

譚人鳳之所以痛恨宋教仁當年的錯失良機，是因為他連同他周圍的一部分湖南人，確實把由「雄而不英」的黃興充當新政權中的第一號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當宰輔式的第二號人物，當成了他們從事革命活動的主要目標之一種。依據當時多家報刊的公開報道，急於充當「太平宰輔」式的第二號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開槍殺害的；而現場指揮武士英槍殺宋教仁的吳乃文，卻是應夔丞任滬軍都督陳其美的諜報科長時的一級科員。應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歸案，又是吳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漢結識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舉報的結果。雷厲風行地把應夔丞、武士英抓捕歸案的陳其美等人，卻始終沒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緝的吳乃文抓捕歸案。與吳乃文一起現場指揮武士英的陳玉生，在鎮江被捕後始終沒有出現在宋教仁案的審判席上。這些疑點所指向的主使操縱宋教仁血案的幕後真兇，並不是遠在北京的袁世凱，而是在上海地區擁有最大軍政實力、情報系統以及黑社會勢力的前滬軍都督、青幫「大」字輩大佬陳其美等人。在辛亥革命已經過去100多年的今天，這些並不十分複雜卻一直被以假亂真、以訛傳訛的歷史事實，是應該而且必須加以澄清和還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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