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版本學

版本研究向來是中國文學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版本研究的基本信念，在於肯定文本「歷時性」或「同時性」所呈顯的差異現象，足以作為文化分析的對象。從索緒爾的語言學角度而言，文本在「歷時性」的發展過程中，充分受到當代語言體系的制約與影響，這不僅包括了當代文化思潮、政經因素等對語言的干擾，也包涵了作者個人（或繼起者）運用語言的不同階段特色特色。以《紅樓夢》為例，「脂評本」與「高鶚續本」分別處在不同「歷時性」的階段，所代表的自然是不同時間中各異的觀念，「紅學」專家，正可自其版本的易變中，或言索隱，或言自傳，或林林總總不同的議論；至於「同時性」的差異，則往往肇因於地域上的差別，張愛玲的《半生緣》，在舊版中題名為《十八春》，結局迥異於在台出版的今本，「張迷」亦自不妨從其差異中，分析探討文本「同時性」所牽涉到的整個不同思想領域中的變化。基本上，文本的版本探討有三個定點，一是作為始點的文本（未必是最早的文本）；一是作為比較的文本（未必是最晚的文本），一是比較者。這三個定點，都各自牽涉到當代不同的文化體系，而其中有傳承、有取捨、有變易，綜合起來，頗能略窺文化系統中某種程度的演變痕迹。

金庸武俠小說的研究，論者美其名為「金學研究」，相較於《紅樓夢》的「紅學」、《金瓶梅》的「金學」，學術研究成果固然還是遠遜，但「金學研究」在當代卻因擁有天時（現代性，整個創作的文化背景非常具體）、地利（完整性，作者及創作脈絡非常明晰）及人和（普遍性，作品流傳廣遠，讀者眾多），事實上卻擁有最多的「研究人力」，茶餘飯後、街頭巷尾，無時無處不可見到一副儼若「金學專家」的讀者，有意無意間推動了金庸小說研究的風潮。儘管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這些「研究」充其量不過是主觀見解的抒發，而且蒙昧淺陋，零金碎玉，不成系統；但卻是文學研究中的一個特殊現象，意謂著文學不該僅止於學院，而應考量著更普遍廣大的讀者，作更進一步的調整與發展。本文之作，正企圖藉此為調合溝通的手段，為通俗小說的研究拋磚引玉。

金庸小說版本系統

金庸從1955年開始創作《書劍恩仇錄》，至1972年《鹿鼎記》完稿，一共創造了十五部武俠小說；1973年金庸封筆，開始著手作修訂工作；1980年，修訂版問世，這就是坊間常見的《金庸作品集》。

金庸作品的版本很多，基本上可以分作三大系統，一是報紙或雜誌上直接刊載的版本，可以稱為「刊本」，這是金庸作品問世的首度面貌，但並未正式發行印售。「刊本」在各報章、雜誌逐日（周）刊載，鮮少中斷，為配合讀者的閱讀需求，除了各單元自有其章回外，每日均有一提清眉目的小標題（以《天龍八部》為例，第一回〈無量玉璧〉，前五日的小標有〈白衣少年段譽〉、〈滿手抓的是蛇〉、〈樑上少女，玩弄毒蛇〉、〈「禹穴四靈」的金靈子〉、〈神農幫採藥取釁〉等），或文或白，判斷應是編者所加；此外，有雲君所繪的插圖，相當精緻，與早年台北真善美出版社的插圖高手另人，可謂武俠插畫的「雙絕」。就在小說連載期間，由於金庸聲名的迅速播揚，坊間書店往往應時集結成小冊發售（應無授權），這是從報紙迻錄，隨寫隨刊的版本，可以稱為「舊本」。此一版本最接近金庸的「原創意」，在修訂本未面世之前，無論是香港各書局（如三民、武史、娛樂等出版社）所出的版本，或台灣盜印的諸作，甚至海外華人社會所流傳的各種版式，皆屬這一系統。「舊本」與「刊本」最大的區別，在於刪除了每日刊載的小標，其餘的略無更動，因此可以視為同系。

一是台灣的「盜版」系統，此一系統，變化相當複雜，既有直接影印港版諸書而成的，也有張冠李戴、改頭換面的版本，更有據內容改編的魚目混珠之作，不過，基本而論，是依據「舊本」改換的。其間比較重要的易動為（1）作者及書名的改換：（請參考下表）；（2）章回的重新擬定：在某些書中，章回的變換幅度極大（如《鹿鼎記》「刊本」前三章為〈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紅巾方見劇賊走，白須又報官軍過〉、〈琢磨頗望成全璧，激烈何須到碎琴〉；台灣盜版的《神武門》一回分成三章，〈楔子〉分為〈逐鹿中原〉、〈君子遭禍〉、〈雪中奇丐〉），大抵是為了配合台灣出版32開本的慣例。金庸武俠之飽受盜印摧殘，自然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自〈戒嚴法〉頒布以來，金庸的小說一直在「禁書」目錄中（全面的查禁，則自1959年底實施「暴雨專案」始）。據《查禁圖書目錄》所載，金庸小說中的《書劍恩仇錄》、《碧血劍》及《射鵰英雄傳》三部最早的作品，曾在1957年「登台」過（由時時出版社印行），但均遭禁毀（甚至直到1980年，遠景出版《金庸作品集》，已刻意更名的《大漠英雄傳》，仍赫然入列），故此後台灣武俠出版社只能以各種名目盜版印行，以下是筆者經見的目錄：

《射鵰英雄傳》——《萍蹤俠影錄》，綠文著，32集，莫愁出版社，民47.3～48.5，17、18至27、28兩集合訂為一冊，共26冊。慧明書局於民61年亦重印。

案：此書明顯為據香港書翻印，且所據版本不同，故內文字體往往各集不一

且集數參差不齊。此書於1957至1959連載於《香港商報》，顯見台灣此書也是「舊本」，唯獨藉梁羽生的書名為題，並捏造作者姓名而已。

——《英雄傳》，27冊，新興書局，民63年印行。

《倚天屠龍記》——《至尊刀》，歐陽生著，33集（未完或缺），四維出版社，民53.7～54.3。

案：此書幾乎完全依據金庸，連文字亦大體未改，然書中人名一律改換，

如張無忌—葛百陽，張翠山—葛慎之，殷素素—尹薇薇，謝遜—穆謙，張三丰—葛聖倫（葛慎之之祖父）等，武當派也改為終南派。金庸

此書於1961至1963連載於《明報》，故此書當是金書完成後改編者。

——《天龍之龍》，12冊，奔雷出版社，民53年印行。

——《天劍龍刀》，30冊，新興書局，民66年印行。

——《懺情記》，4冊，司馬翎著，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開本。

案：南琪出版社是台灣專業武俠小說出版社的「八大書系」之一，從民國

61年起，即以司馬翎、古龍名目印行金庸諸作，先是32開本，68年後改為25開本，一律改換書名，自擬回目，偶爾變更主角名姓。

《鹿鼎記》——《神武門》，司馬翎著，32集，南琪出版社，民61底至62初，民66再版。

《小白龍》，司馬翎著，31集，南琪出版社，民62.5～63.2，民66再版。

案：此二書割裂原書，且據原小說中的相關地點及人物外號命名。不過其中的

韋小寶（小桂子）之名改成任大同（小柱子）。

《笑傲江湖》——《一劍光寒四十洲》，司馬翎著，25集，南琪出版社，民62左右，民66再版。

《獨孤九劍》，司馬翎著，29集，南琪出版社，民63.10～63.12，民66再版。

案：亦割裂原書而成，前半部改換諸葛青雲之《一劍光寒十四洲》書名，後半部則從小說中之劍法而來。

《書劍恩仇錄》——《劍客書生》，司馬翎著，28冊，南琪出版社，民66年；又，68年重印25開本，3冊。

《俠客行》——《玄鐵令》，古龍著，上下二冊，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開本。

《連城訣》——《飄泊英雄傳》，古龍著，上下二冊，南琪出版社，民68年25開本。

《神鵰俠侶》等——依原書名、作者名印行，新星書局，民64左右，32開本。

案：這是台灣正式以金庸之名印行的小說，但並未獲得授權。據筆者所見，

有《飛狐外傳》、《倚天屠龍記》、《神鵰俠侶》、《射鵰英雄傳》（改名《大漠英雄傳》）、《碧血劍》、《天龍八部》等。

一是「修訂本」，1980年，金庸將十年修訂的成果授權台北遠景出版社出版，共計25開15種36冊，其後則由遠流接手，這是流傳最廣、最普遍的版本。依其版式，有文庫本（48開）、平裝本及典藏本、線裝本等。據聞金庸已經開始進行第三度的修訂，遠流亦策划出版「評點本」。此外，大陸三聯書局、香港明河出版社（以新、馬地區為發行網）則有簡體字版本。這些版本，儘管外觀、版式或序跋有所差異，但文本內容皆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金庸的作品至今已有多種外文譯本，據廖建裕所述，東南亞的印尼在五０年代，已有金庸小說譯本，據年代考察，譯本所據當是舊本；修訂本方面，1986年起，韓國翻譯家金一江、朴永昌等，陸續翻譯了全套的金庸作品；日本則有1997年岡崎由美等人翻譯的《書劍恩仇錄》（德間書屋出版）；英文譯本，最早是有Robin Wu於1972年據舊本翻譯的《雪山飛狐》（Flying Fox of Snow Mountain）；其後1994年，Olive Mok也譯有此書（Fox Volant of the Snowy Mountain）；最近出版John Minford的《鹿鼎記》（The Deer and the Cauldorn），則屬修訂本系統。

金庸的舊版作品，目前零星流散於私人藏書家之手，彙集起來，定有完本；但是藏書家寶愛逾恆，輕易不肯外示，因此究竟世面上曾出現過多少種不同的舊版，至今仍無法斷定。在無法完整蒐羅金庸舊版小說的情況下，欲作所謂的「金庸版本學」研究，可能是個奢談；然而，版本研究的目的是可以多向度的，在此，我們將整個重心置於新、舊本情節、內容的差異上，藉新、舊本的比對，一則探討其文學性的優劣，一則深究金庸「歷時性」的創作心理，再綜合二者，討論相關的意義。

基本上，我以金庸早期在報章上的「刊本」為始點，但在資料不足下，部分則取香港出版的「舊本」，更不得不在「舊本」難尋的窘境下，藉助於台灣的「盜本」。所幸，這幾個版本雖互有差異（如回目），但大體上均與原「刊本」相差無幾，已足夠具體分析、解決相關問題。至於「修訂版」方面，我用的是遠流於1980年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

金庸小說的「新」與「舊」

金庸的作品雖僅十五部，但以字數來算，卻將近三千萬言；而且，金庸潛心案首，大到情節、人物，小至文字修辭，修定、更動之處極多，自不可能（也無必要）一一臚列標舉。在此，我將舉其犖犖大者，作具體的分析。

金庸「修訂版」小說，相對於舊版，變動的幅度極大，基本上，有以下幾種重要的易動：

一是文字、修辭上的更易，包含了內文的修飾與回目的重新設計；

二是情節的改換，包含了人物的性格、關係及情節的鋪排；

三是歷史性的增強，包含了相關史實的增入及附註說明。

（一）文字修辭方面

金庸修訂舊本小說，可謂達到了鉅細靡遺的地步，在文字修辭部分，幾乎每處皆有，是更動最多的部分。文辭的修訂，使金庸文字的風格更見典雅朗暢、流麗高華，可讀性也增強；尤其是金庸將若干仍饒具「說書」格套的「且說」、「話說」、「暫且不表」等盡行刪削，使小說內文更見純凈。論者謂金庸小說「達到了白話文的新高峰」，雖未免誇張，但就通俗小說而言，金庸的文字風格確實有其獨特的魅力，可作為初入文章門徑者的津梁。當然，這瑣碎細微的修辭工夫，雖也展現了金庸自我嚴肅要求的意義，但相對於我們探討的主題，反而是較不重要的。

回目的重新設計，是金庸修訂版中下得工夫甚深的部分，從《雪山飛狐》之不著一字（僅用一、二、三區隔），到《笑傲江湖》二字擬目（如「滅門」、「聆秘」、「救難」）、《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之四字擬目（前者如「風雪驚變」、「江南七怪」；後者如「風月無情」、「故人之子」），到《飛狐外傳》等三、五、六字不等的白話「章」（如「血印石」、「大雨商家堡」、「風雨深宵古廟」）；再從《書劍恩仇錄》的七字聯對（如「古道騰駒驚白髮，危巒快劍識青翎」）、《碧血劍》的五字聯對（如「危邦行蜀道，亂世壞長城」），到《倚天屠龍記》的「柏梁台體」擬目（從「天涯思君不可忘，武當山頂松柏長」以下共40句，句句押韻）、《天龍八部》的自創新詞（分別以〈少年游〉、〈蘇慕遮〉等五個詞調分卷），到《鹿鼎記》集清人查慎行的詩句（如「縱橫鉤黨清流禍，峭蒨風期月旦評」、「絕世奇事傳聞里，最好交情見面初」），變化繁複，風格各有差異。

回目的編次，是作者匠心及創意的設計，在中國古典說部中有淵遠流長的傳統，大體上，古典說部以「聯對」見長，我們所熟知的「四大奇書」與《紅樓夢》，正是以五、七、八字的聯對擬目的。武俠小說在回目的擬定上，是最具有傳統古典風味的，從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首回「裝乞丐童子尋師，起寶塔深山遇俠」），到還珠樓主的《蜀山劍俠傳》（一集首回「月夜棹孤舟巫峽啼猿登棧道，天涯逢知己移家結伴隱名山」），著名的武俠作品，幾乎都延續著此一傳統，就是如文藝腔十足的王度盧，儘管內容可以寫得宛若現代的言情小說，悱惻纏綿，但回目仍以聯對為之（如《寶劍金釵》首回之「銀髯鐵臂老鏢頭隱居，美景芳春小俠女救父」）；而平生向以創作武俠為屈辱的宮白羽，一鳴驚人之作《十二金錢鏢》，也得依循故轍（如首回之「小隱俠蹤閑居傳劍術，頻聞盜警登門借鏢旗」）。據張贛生所論，武俠小說中的還珠樓主，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出色，「真正把這種回目的特色著意發揮，充分顯示其獨具的審美價值」，並舉《蜀山劍俠傳》之「生死故人情更堪早歲恩仇忍見鴛鴦同並命，蒼茫高世感為了前因魔障甘聯鶼鰈不羨仙」為例，許其「詩情奔放，意味雋永」。以聯對為回目的「古典味」，在三０年代，曾因其代表的「封建」意味，受到某些專家的批判，如沈雁冰即以「作品中每回書的字數必須大略相等，回目要用一個對子」等，「把章回體的弱點赤裸裸的暴露出來了」，極力加以抨擊。處在當時左翼文學勢力如日中天的壓力下，若干武俠作家也自有一套相應的更張；當然，武俠小說既以「通俗」形式存在，在面對通俗作品讀者逐漸匱乏古典文學素養的情況下，如何以更妥善的方式處理回目，以博取讀者的接納，也是一個思考的重點。在此，朱貞木是一個重要的範例。朱貞木的武俠小說，無論遣詞用字，都有十足的現代性，儘管寫的是古代背景的武俠小說，但是流行的新興名詞，卻敢於大量運用。在回目上，朱貞木亦多所更張，以白話短詞、短句擬目，如《羅剎夫人》之「英雄黑里俏」（第1章）、「美男計」（第15章）、「肚內的秘密」（第23章），《七殺碑》之「新娘子步步下蛋」（第1章）、「詭計」（第11章）、「大佛頭上請客」（第17章），「現代」的風味，一望即知。葉洪生曾謂「由於朱氏曾首創白話章回，而其小說筆法、內容又多為五十年代港、台武俠作家所仿效，因有『新派武俠小說之祖』的美譽」，可以說是一語中的，尤其是熟知古龍的讀者，看到「活寶」、「陳大娘的紙捻兒」、「賣荷包的家」等回目，定然會覺得非常眼熟吧？

回目的擬定，不但關涉到作者創作時全文情節的設計、主要內容的提示，更是藉以吸引讀者目光的噱頭，傳統聯對式的擬目，「精練、醒目，且具有形式美」，所長在其詩化語言的文字藝術功力及明顯而扼要的檃括內容，但由於讀者之疏離於古典詩文，故所短則在文字障，如前所舉還珠樓主的「生死故人情更堪早歲恩仇忍見鴛鴦同並命，蒼茫高世感為了前因魔障甘聯鶼鰈不羨仙」，一般讀者恐怕連標點都會感到困難，同時，自不易明了此回主要內容；自朱貞木而下的現代擬目法，所長在文字簡易明了、重點顯豁，且具有懸疑性，以古龍的《蕭十一郎》為例，從「情人的手．風四娘的手．花平的手」而下，主要都是藉「囗囗的囗」標回目，文字儘管淺白，但重點十分清楚，且讓讀者不禁會饒有興緻地欲窺知「究竟這些手有何特色？」具有先聲奪人的懸疑作用。但所短則在於作者任情標目，往往故弄玄虛，回目與內文根本無法系聯，如溫瑞安《殺人寫好詩．深喉》之以「不管白狗黑狗，咬主人的就是衰狗」、「不論白馬黑馬，跑不動的就是劣馬」擬目，不過是書中人物的一句話，就不免走火入魔了。傳統與現代，互有短長，但看不同時期讀者的抉擇。

金庸修訂本小說的擬目，有若干配合小說內容的成分，如《雪山飛狐》以嶄新的西方模式「不結之結」創作，留下一個懸疑讓讀者揣摩，因此在回目上，也僅以一、二、三、四標出，倒也頗能相得益彰；不過，大體上以興到筆隨為主，無一定成見，有時候僅僅取舊文重新編次，有時即興作詩、填詞，更有時為了推揚先人而集句。茲將其重要的編目簡說如下：

（1）重新編次者：

《射鵰英雄傳》，舊本80回，修訂本40回，大致上取二 回並成一回，如舊本1.2回〈雪地鋤奸〉、〈午夜驚變〉縮成「風雪驚變」；79.80回〈異地重逢〉、〈華山論劍〉縮成〈華山論劍〉。各回起訖不劃一，蓋因有所增刪之故。

《書劍恩仇錄》，舊本40回，修訂本20回，變化幅度較多，主要是改單句為聯對，其中既有直接取舊目而不改易者，如舊本23.24回，並成12回〈盈盈彩燭三生約，霍霍霜萬里行〉；亦有取舊目檃括者，如舊本3.4回〈秋風野店書生笛，夕照荒庄俠士心〉，修訂本2回作〈金風野店書生笛，鐵膽荒庄俠士心〉；更有重新擬定者，如舊本35.36回〈竟托古禮完夙願〉、〈還從遺書悟平生〉，修訂本18回作〈驅驢有術居奇貨，除惡無方從佳人〉，回名不同，顯見重點有異。

《神鵰俠侶》，刊本30回，修訂本40回，變化也很大，不過原有的四字成詞結構並未改變，主要是重新編次後，再據內容主體擬目，如舊本前2回為〈深宵怪客〉、〈桃花島上〉，修訂本的相應回目是〈風月無情〉；刊本末3回為〈三世恩怨〉、〈襄陽鏖兵〉、〈尾聲〉，修訂本則為〈大戰襄陽〉、〈華山論劍〉。

（2）作詩填詞者：《倚天屠龍記》，刊本分正續集，共33回，原為四字回 目，如前2回為〈花落花開〉、〈屠龍寶刀〉；末2回為〈共舉義旗〉、〈是耶非耶〉；修訂本40回，每回改為七言一句，合為40句的七言古詩，「天涯思君不可忘，武當山頂松柏長。寶刀百鍊生玄光，字作喪亂意徬徨。……」 為句句押韻的「柏梁台體」古詩。

《天龍八部》，刊本分八部64回，四字回目，前2回為〈無量玉璧〉、〈神馳目眩〉；末2回為〈佳兵不祥〉、〈雁門關外〉。修訂本50回，每10回成一詞調，依序為〈少年游〉、〈破陣子〉、〈蘇幕遮〉、〈洞仙歌〉、〈水龍吟〉，由於詞調句數不定，故每回單、雙句不一。

（3）集句者：《鹿鼎記》，刊本22回，修訂本50回。除了楔子〈如此冰霜如此路，痛哭流涕有若是〉外，均為七言聯對，首回〈紅巾方見劇賊走，白須又報官軍過〉，修訂本首回則作〈縱橫鉤黨清流禍，峭蒨風期月旦評〉；刊本末作〈雲點旌旗秋出塞，風傳鼓角夜臨關〉，修訂本末回則為〈鶚立雲端原矯矯，鴻飛天外又冥冥〉。這些聯對，均是自查慎行《敬業堂詩集》中輯出的，作者自言「所用的方法，不是像一般集句那樣從不同詩篇中選錄單句，甚至是從不同作者的詩中選集單句，而是選用一個人詩作的整個聯句」，之所以鍾情於查慎行，「康熙曾經看過」，固是原因，但真正的用意，恐怕還是在「替自己祖先的詩句宣揚一下」。

總體而言，金庸修訂本的回目，「露才揚己（包含了祖先）」的意義，遠大於回目本身的適切性，經過修訂後的回目，典雅精緻，處處透顯文人色彩，因此高華流麗，與其內容上的文字同一風格；但是若要說到回目與內文的相關性，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恐怕仍有一間之未達。其中尤以自作詩詞與集句者為最，蓋詩詞創作較受格律牽拘，欲藉此鉤勒每回要旨，本就甚難（此所以聯對回目逐漸消失），尤其是用「集句」（又限於某人之詩）的方式，更是戛戛乎其難尤甚。因此，作者自己固然不得不承認其中「有些回目難免不很貼切」，學者更是很容易就發現此一類似「兒戲」的編目，「多少對小說有所損失」的弊病。平心而論，金庸修訂過後的回目，較諸舊本，實未見精采；而諸所撰詩詞聯對，恐怕也是平穩有餘，神氣不足。從通俗的角度而言，過度的「露才揚己」及文人化，勢將造成作品與讀者間的隔閡，楊興安謂「看回目便摸不著頭腦」，正指出了這個問題。事實上，金庸未必不明白這點，因此屢以加註的方式彌補，「回目中有生僻詞語或用典故的，在每迴文末稍作註解」，問題是，金庸固然用心良苦，卻模糊、混淆了小說的特色，我們很難想像，如果金庸不是如今的「金大俠」，讀者接受的可能究竟有多大。

（二）情節的改換

就通俗小說而言，情節（plot）永遠是最吸引讀者的聚焦點，因此，不但金庸的「十年修訂」以此為重心，就是論者也多半集矢於此。金庸改換的情節相當多，倪匡最先提出《倚天屠龍記》中有關「玉面火猴」被刪掉一事，繼而潘國森、楊興安也提到《碧血劍》、《書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倚天屠龍記》、《笑傲江湖》等多處增刪之處，如果花些精力，將金庸新舊版本加以比對，相信一定遠比想像中為多。在此，僅取其具代表性的改換部分，略述如下：

（1）刪除的情節

金庸增刪的情節，向來頗為老讀者矚目，其中較重要的有《射鵰英雄傳》中「蛙蛤大戰」、《倚天屠龍記》中「玉面火猴」及《神鵰俠侶》中楊過的生母秦南琴。茲簡述如下：

【玉面火猴】

在《倚天屠龍記》中，誕生於海外絕域冰火島的張無忌，原本有一玩伴「玉面火猴」，修訂本則加以刪除。據舊本，「玉面火猴」為張無忌在冰火島上的童年玩伴，之所以稱為「火猴」，是因其「入火不焦」，堪稱神物。倪匡對金庸刪去此物，大致不滿。

【秦南琴與蛙蛤大戰】

在修訂本中，已不見秦南琴的蹤影，但在舊本中，秦南琴是楊過的生母，其父秦老漢捕蛇為生，由於縣太爺借口需索毒蛇，強搶此女作抵；郭靖仗義相助，並收服了血鳥。其後，秦南琴為鐵掌幫所擄，裘千仞命父女二人驅蛙、蛇、蛤蟆相鬥，欲從中習得破解歐陽鋒「蛤蟆功」的武學；接著，將她轉送給楊康，慘遭污辱，以此懷了楊過。由於刪改的幅度甚大，因此舊本中許多重要的情節也隨之簡省，其中如秦南琴對郭靖的微妙情愫、秦南琴受辱後的激烈性情（與楊過頗類似）、秦南琴撕毀《武穆遺書》、毒蛇剋星「血鳥」、「蛙蛤大戰」等，皆完全不見蹤影；而為了改穆念慈為楊過生母，也只得將原來殉情楊康的穆念慈，重新還魂。粗略估計之下，相關情節被刪除不下於一萬五千字。

（2）改換的情節

【小說開場】

修訂本中，金庸於《碧血劍》、《射鵰英雄傳》等書的開場，均作過大幅度的修訂。《碧血劍》原由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開場，引出袁承志；修訂本則改為以一心向慕中原文化的張朝唐串場。《射鵰英雄傳》原來僅由「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晚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詩，點出時代背景的輪廓；修訂本則篇幅擴增，以張十五說書，將詳細的歷史現象及人民觀感，一一申說分明。

【韋小寶的武功】

說韋小寶是個「武林低手」，相信閱讀過修訂本《鹿鼎記》的讀者，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在尚武的江湖世界中，韋小寶不能不會武功；因此，金庸也賦予了他某些「必要」的武功，如打鬥危急時，出奇制勝用的「救命六招」（「美人三招」和「英雄三招」）、「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腳底抹油功」（「神行百變」），但也不讓他專精，僅僅點到為止。不過，很少有人注意到，金庸的舊本《鹿鼎記》中，韋小寶剛開始時是頗具一般武俠小說中的「俠客架勢」的。他不但「肯」虛心學習陳近南所傳授的武功，以致武功大有進展；同時天性聰慧精明，海老公所傳的「大擒拿手」、「大慈大悲千葉手」，可以「輕易」學會；甚至還安排了一部海老公與《四十二章經》一起收藏的「圖經」，韋小寶用陳近南的秘訣導引，「津津有味」地練成了四圖，金庸謂韋小寶「無意之間，已將兩門截不相同的武功揉合在一起」，「成為武學中從所未有之奇」。順此發展，韋小寶之與其他俠客般，自創絕學，成為「武林高手」，應是可以水到渠成的。可是，後來金庸構想改變，不但以前所學會的初級武功派不上用場，一味死纏爛打，狡獪脫困，連這一「自創武功」圖經，也消聲匿跡了。其實，據舊本看來，韋小寶未必不懂武功，而是作者金庸「廢」了韋小寶武功——不但在舊本中半途易轍地「廢」，更在修訂本中彌補了前後設計不一的缺陷，大力刪削，終究形成了武俠小說中唯一不懂武功卻能在江湖世界中大放異採的「千古人物」！

【鐵膽庄風雲】

《書劍恩仇錄》中，張召重大索鐵膽庄，搜出文泰來；陳家洛率群雄興問罪之師，大鬧鐵膽庄一段，寫得相當精彩，其中尤其是莊主周仲英徘徊於朋友義氣及親情之間的矛盾複雜、辛酸悲痛，更是入木三分，令人蕩氣迴腸。修訂本中，文泰來的藏身之所，是張召重以言詞相激，周英傑小孩好勝，脫口而出，因而敗露；其後，周仲英氣怒責子，誤拋鐵膽，傷其性命。舊本則寫張召重以西洋千里鏡（望遠鏡）為餌，步步為誘，終於搜出文泰來；而周仲英在得知情實後，則先命周英傑交待未完的心愿、向母親叩謝懷養之恩，然後「在周英傑天靈蓋上一掌，『噗』的一聲，孩子雙目突出，頓時氣絕」。

【降龍十八掌】

「降龍十八掌」是金庸武俠小說中最引人矚目的武學，究竟這十八掌名目為何，討論的人多如過江之鯽。「降龍十八掌」之所以吸引讀者，不但是因為此武功正氣威猛，而且在《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天龍八部》中，皆與眾所喜愛的洪七公、郭靖、蕭峰緊緊系聯；更由於其名目取之於《易經》，卻模糊籠統，讓讀者一時無法確定。以「降龍」為名的武功設計，最直接的聯想便是與龍有關，金庸於此轉化一層，將《易經．乾卦》中的概念化入武功，而「乾卦」六爻中可用者原不過四爻（潛龍勿用、見龍在田、飛龍在天、亢龍有悔），故不得不借他卦經文補足（有無龍字就不予考量了），而成為如今膾炙人口的武學——這是金庸修訂本中的構想。不過，舊本原先的設計，是純粹以「龍」為主的，如「雙龍搶珠」（後改「履霜冰至」，且增加一段闡釋武學的說明）、「雲龍三現」（後改「羝羊觸籓」）、「六龍迴旋」（已刪）均曾用過；而「神龍擺尾」，原為舊招，卻「一氣化三清」，分別轉成「鴻漸於陸」、「震驚百里」、「神龍擺尾」（此招金庸曾特別說明，其原名為出自《易經．履卦》的「履虎尾」，因嫌其「文謅謅」，故改名如此；但舊本則無，可見金庸重新設計的苦心）三招。換句話說，修訂本充實且深化了「降龍十八掌」，使得金庸的武學設計更上一層樓。

金庸新舊本情節的優劣，論者各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針對其間單一的情節，更是人各一詞。不過，大多數人似乎偏好舊本，如倪匡、潘國森、楊興安等，皆明白言之，後者甚至認為金庸改得最好的，只有「語嫣」兩字。不過，我個人傾向於認同修訂本。以「降龍十八掌」的重新設計而言，我們不得不承認，金庸在「武學文藝化」上功力，的確是精益求精，造詣非凡的了。同時，在修訂本中，金庸重塑韋小寶，使此一機智伶俐、油腔滑調的「不學無術」人物，跳脫了舊有武俠小說的格局，更彰顯了此一角色在武俠小說上的獨創性。的確，韋小寶以一介市井混混，夤緣廟堂，於江湖、宮廷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縱橫得意，無往而不利，真的是個「異數」。宮廷之間，以傾軋鬥爭、爾虞我詐為能事，韋小寶的機智伶俐，於此場合中可以如魚得水，這倒不見希奇；而江湖——這個「尚武」的世界，韋小寶的「三腳貓」功夫，居然也能折服三山五嶽的武林高手，就真的讓人意外了。《鹿鼎記》在本質上是武俠小說，但經金庸如此設計，卻整個「顛覆」了武俠小說的體質，這真的是「前無古人」的創舉。

當然，優劣的論評，往往仁智互見，甚難劃一，大體上，天機流行、情感自然充沛，為舊本所長；而精密謹嚴、妥貼穩重，則修訂本為優勝，相信是新、舊本公允的評價。

在此，我們姑且不論其優與劣，而試探討一下金庸修訂所持的標準。

金庸是武壇中第一個嚴肅面對自己作品的作家，頗有以其作品鳴於世的雄心，因此，在求好心切之下，不滿於當時受限於倉促、急迫、間歇時間壓力下的連載作品，而欲出之以精密之思，一修再修乃至於三修，是很容易理解的。平心而論，舊本中不乏前後無法貫串的矛盾（如韋小寶的武功），及牽強違理的情節（如周仲英之為友殺子），修訂本一一予以更換，自是必要之舉，因此，苴補罅漏，當是金庸修訂的標準之一。其次，誠如楊興安所指出，金庸「刪筆尺度，務求不致過於神異而求可信性」+；倪匡亦指出，金庸刪除「玉面火猴」，是因為「這種靈異的猴子曾在許多武俠小說中出現過，為了不想落入『俗套』」。所謂的「神異」，當指「蛙蛤大戰」、「血鳥」之類的異物異事，熟悉武俠作品的讀者，當然不會忘記「舊派」名家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甚至台灣早期的「舊派」如墨餘生《瓊海騰蛟》、衡山向夢葵《紫龍珮》等）中的許多神物靈怪，金庸創造這些作品之時，尚頗多沿襲前輩大家之處，居十數年之後，以刪削當開新，亦未嘗不是金庸精益求精之意，所謂「不落俗套」，正可此角度視之。金庸刻意避免「神異」之處，也可由「蝮蛇寶血」中窺出。郭靖之學「降龍十八掌」，以其駑鈍之資質，儘管具有「人家練一朝，我就練十天」的不懈精神，但「降龍十八掌」奧妙不在招式，而是內力，郭靖此時根本未習上乘內功，如何能學成，相信讀者不免滋疑。事實上，在舊本中，郭靖誤飲「蝮蛇寶血」，內力明顯增強，正是為後來習「降龍十八掌」作伏線；但是，類似的情節，幾已成為武俠俗套，且未免過於「神異」，因此金庸於修訂時大力刪削，卻忘了予以補救。至於「可信性」，則是金庸整個刪削事業中最明顯的標準，將於下文論之。

（三）歷史意識的強調

金庸的小說，向來以其濃厚的歷史氛圍，為讀者所津津樂道。一方面，作者刻意在作品中凸顯出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背景，如《天龍八部》取北宋初年宋、遼爭持的場域為背景，《射鵰三部曲》則從南宋之宋、金對峙，曆元蒙崛起到元末群雄並起的初期，《碧血劍》寫明末流寇倡亂、清人入關，《鹿鼎記》敘康熙一朝盛事，《書劍恩仇錄》則述乾隆皇帝身世秘辛。其中雖然以「虛構」為主，但是正史、野史、軼聞，相互參雜，主脈朗顯，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作者在正文中隨處附加了注文、按語和楔子，如《天龍八部》正文前的一段〈釋名〉，就在解說完《天龍八部》書名之由來後，清楚地標示整個故事的確實年代在「北宋哲宗元祐、紹聖年間，公元1094年前後」。有時候，作者更不惜長篇大論，引述史料，加強其歷史真實感，如《鹿鼎記》中有關吳六奇、查慎行之事，以按語方式，增錄了《聊齋志異》和《孤賸》的記載，詳述構思過程，並引介查慎行《敬業堂詩集》之詩，篇幅長達三千餘字，有如學術論文。金庸小說「歷史感」之強烈，往往使讀者分辨不出究竟他是在寫「歷史小說」還是「武俠小說」，其中尤其是《鹿鼎記》，連金庸自己都說「毋寧說是歷史小說」；而且，金庸武俠小說中有關歷史部分的可靠與翔實，甚至也博得了專門史家的讚賞，誠如倪匡所說，「歷史在金庸筆下，要圓就圓，要方就方，隨心所欲，無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經敘述史實，也可以隨便開歷史玩笑。可以史實俱在，不容置辯，也可以子虛烏有，純屬遊戲」，套句王國維的話，歷史在武俠小說中的運用，到了金庸，才真正的「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金庸出神入化、虛實相生的筆法，委實是令人嘆為觀止的。

歷史意識的增強，是金庸修訂本中最明顯的企圖，事實上，許多情節的易動，也與欲以歷史故實增強其可信度、展現金庸的史識有關。眾所周知的《射鵰英雄傳》「張十五說書」一段，金庸雖以「傳統小說發源於說書，以說書作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為解，然真正用心，卻在藉張十五的說書內容，詳細交代當時的歷史背景，以及更重要的，金庸對這段歷史的評論——畢竟，若真的不忘本源，則「且說」、「話說」等語不必盡刪；而張十五以兩宋之人，居然會有類似「這兩個昏君自作自受，那也罷了，可害苦了我中國千千萬萬百姓」的「大逆不道」之語，也未免荒唐。類似的情形，在修訂本中俯拾可見，除了在可以尋找到任何歷史證據之處，隨時以各種夾注說明外，很明顯的一個趨勢就是將具體的年代標示出來或增入史料，如《天龍八部》的〈釋名〉中，舊版原無「據歷史記載，大理國的皇帝中，聖德帝、孝德帝、保定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為僧」、「本書故事發生於北宋哲宗元祐、紹聖年間，公元1094年前後」等語；《碧血劍》中，金庸將原來的引首人物侯朝宗，改換為渤泥國的張朝唐，因而大引史料入文，都是同樣情形下的產物。

就金庸的小說而言，「歷史感」是無論新、舊本皆「一以貫之」的。大體上，舊本的「歷史感」，著重於鉤勒背景；修訂本的「歷史感」，則在強調「史識」——金庸嫻熟書史，既「藉歷史寫武俠」，自然也不會放過在傳述信史的過程中，展現他的「史識」。可以如是說，金庸在修訂本中表現得最顯豁的，就是他的「歷史癖」。

「金庸版本學」的意義

金庸小說的版本，連同刊本、舊本、修訂本及各地授權發行、外國譯本，林林總總加起來，至少有數十種之多，僅僅從金庸小說版本的數量，我們就可明白，金庸是近代以來最受歡迎的中國作家，論者謂「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絕非謬讚之語！

金庸小說版本的差異，有屬於「同時性」受地域影響的部分，如台灣的「盜版」系統，肇因於政治因素，在1979年以前，金庸因《明報》（或曰因《射鵰英雄傳》書名暗用了毛澤東〈沁園春〉「彎弓射大雕」之語）被歸為「附匪文人」之列，以致遭到台灣當局全面禁止。因此，台灣早期出版金庸小說，只能以暗度陳倉的方式盜版，或或變易作者（其中司馬翎是被借用最多的），或改其書名（如《萍蹤俠影錄》等），或據原書改編（如歐陽生《至尊刀》），或更動主角姓名（如《神武門》及《小白龍》）。金庸小說的盜版現象，可以窺見台灣在「白色恐怖」時期中，出版商（或文化工作者）如何突破防禁的苦心孤詣（當然，不能諱言，「商機」也是一大誘因），不失為研究台灣文化發展的重要史料。

不過，大多屬的金庸小說版本，是屬於「歷時性」的差異的。金庸的修訂工作，始於1973年，誠如葉洪生所言，「金庸是用一九七三年的見識眼光來修改十六年前的『舊作』」，「迥異於一般修飾、整理，殆可視為脫胎換骨，重新改造」，因此，如果取金庸的新、舊本予以核對，自當可以深入了解金庸從開始創作以來的心路歷程，有助於讀者更進一層而了解金庸的作品。從最簡單的地方說起，歷來論者對金庸《天龍八部》書名的意涵，饒具興趣，卻往往無法直探其微，無論是將八部天龍一一附會於書中人物，或是取其寓意，視為一種象徵，總覺主觀意識過濃，不愜人心。然而，「刊本」卻可提供一些切入的線索。在「刊本」中，此書原分「八部」，作者自雲「這部小說將包括八個故事，每個故事為一部。但八個故事互相有連繫，組成一個大故事」，而第一部是「摩呼羅迦（梵文Maharaga）之部」這是「八部天龍」中的「樂神，其形蛇首人身」，「無足、腹行之神，因毀戒、邪諂、多嗔、少布施、貪嗜酒肉、怠慢持戒，遂墮為鬼神；其體內多嗔蟲啃食其身，痛苦異常」。熟悉此書的讀者，當然知道這一故事以段譽為主角，主要在敘述雲南大理國糾結複雜的恩怨情仇、冤孽果報。細窺金庸原意，各部之名，應在呈顯故事的「內容」，而非「人物」。不過，金庸寫到一半，似乎就改變了主意，故自第二部起，就不再標示「某部」，而「八個故事」的構想，也告中道而廢了。至於金庸於修訂本序言中所說的「只是借用這個佛經名詞，以象徵一些現世人物，就像《水滸》中有母夜叉孫二娘、摩雲金翅歐鵬」，顯然只能代表「修訂時」的構想了。

此處之所以強調「修訂時」，主要是欲表明，金庸在修訂時，整個思想、觀念，均與原創時期有極大的差異，而此一差異，透過新、舊版的比對，是相當清晰的。以「鐵膽庄事件」為例，舊版的情節安排周仲英「親手」殺子，並相當戲劇性地演出「交代遺願」、「叩謝生養」的場面，震撼力十足；周仲英為朋友義氣，不惜泯滅父子親情，很明顯是繼承舊有的俠客形象而來的，我們在《史記．遊俠列傳》郭解不為外甥報仇、《太平廣記．豪俠》賈人妻狠心戕殺親子及歷來流傳甚廣的「趙氏孤兒」故事，也依稀可見到類似的影子。俠客的生命重心在「廣交遊」，透過義氣朋友的網路，建構自我聲名，而支撐起這個架構的，就是所謂的「江湖道義」；周英傑「出賣」文泰來，是「見利忘義」，因此「周英傑受賄賣友之事，鐵膽庄的人全都認為奇恥大辱」，如果不是因為周英傑僅僅只是個「十歲小兒」，周仲英如此講究「江湖道義」，恐怕真的是「大仁大義」了。然而，朋友之道果真遠較父子之情為重要嗎？假如周英傑是成年人，周仲英應不應該「大義滅親」？此處，實際上牽涉到俠客「義氣」施用於社會現實面的難題及缺憾。而且，周英傑年方十歲，江湖對他而言，根本是虛幻的世界，周仲英強將「江湖道義」加諸小孩身上，不惜以犧牲其生命為祭獻；而「紅花會」得理不饒人，大興問罪之師，實在令人懷疑，所謂的俠客，果真就是如此不近情理嗎？在真相大白之後，章駝子這個直性人，居然僅僅用「一揖」，就掩蓋了此一人倫悲劇，暗示了此一不近情理的行為之「理直氣壯」。很明顯地，金庸此時對俠客的觀念，還是相當傳統而模糊。修訂後，金庸將「受賄」改成「相激」，「親手」改為「誤殺」，「一揖」改成「嗑頭」，正是思考到此「為義氣殺子」的不合理，而作的改絃更張，也代表了金庸自身俠義觀念的改變——不過，金庸事實上還是迴避了「義氣施用」的問題，這是相當可惜的。

此外，金庸在修訂本中所凸顯的「歷史癖」，也是值得探討的心路歷程之一。文學作品，如金庸一般以大量的史料、註腳、夾注、說明充斥其間的，金庸小說算是絕無僅有。讀者不妨激賞，不妨讚歎，但是卻不能將此視為其作品的一部分，從而誤認為這是一種高超的表現方式。誠如陳墨批評《碧血劍》，「作者過多地關注歷史和歷史人物，固然使我們談『史』時眉飛色舞，但小說本身卻不免要大受影響」，是相當一針見血的。不過，在濃厚的「歷史癖」中，金庸似乎並未察覺出自身的問題。金庸的「歷史癖」使他在小說中往往忽略了真實與虛構的分際，以《鹿鼎記》中的建寧公主為例，金庸以按語謂「建寧公主其實是清太宗之女，順治之妹。建寧長公主的封號也要到康熙十六年才封。順治的女兒和碩公主是康熙的姊姊，下嫁鰲拜之姪。但稗官小說不求實事與正史相合，學者通人不必深究」，金庸的「歷史癖」於此顯露無遺，但也往往自相矛盾，混淆了小說與歷史的界限。以建寧公主而言，事實上最適當的定位就是「純屬虛構」，蓋因書中的建寧公主，未婚前即已不守婦道，且又分明有性虐待的癖好，自當與歷史上實有的建寧公主區別開來（小說中當然不妨有另一個虛構且名為建寧公主的角色），但金庸為了滿足其歷史癖，反而刻意強調其虛構的「建寧公主」的歷史性，牛頭驢嘴，不免自亂陣腳。如硬要與史上的「建寧公主」相符，則此一滿清公主之能否下嫁韋小寶，不僅令人滋疑，且與史實不符，何況更牽涉到「私德」問題，原無必要作此澄清，逕視之為一虛構的建寧公主即可。

金庸寫武俠，同時也以武俠成名，但金庸實際上對其賴以成名的武俠小說（指類型而言），並沒有多大的好感（這是大多數武俠作家的共同觀點，據筆者所知，除了古龍和溫瑞安外，沒有一個作家認為武俠小說可以當做一個文人的終身志業），甚至，武俠小說連歷史小說也比不上，如果說通俗小說是「次級文類」的話，則金庸心目中的武俠小說，極可能是「次次級文類」。因此，金庸頗沾沾於《鹿鼎記》「毋寧說是歷史小說」之語；同時，在許多場合，寧可以「小說家」為名，而諱言「武俠小說家」。說《鹿鼎記》是「歷史小說」，不僅混淆了歷史小說與武俠小說的界限，甚至，也代表了金庸對武俠小說愛恨交加、迷離糾結的觀念。

有關金庸小說的評價，自倪匡以「古今中外，空前絕後」盛加稱譽以來，論者幾乎眾口一詞，頗有「無所不用其極」的意味；然而，也因此而造成了影響極大的「排擠效應」，金庸武俠，在某種意義上就代表了全部的武俠小說，彷彿除了金庸，其他為數達三千種以上的作品，均無一可觀。這不僅僅使得許多優秀的作品、作家，深罹蒙塵、遺珠之憾，實際上也模糊了武俠小說發展史的客觀現象。由於金庸小說創始的年代，正值武俠小說重新出發的時期，金庸挾盛名之力，往往也被誤認為是所有「新派武俠」的鼻祖，自金庸以下，所有的武俠小說都是在金庸影響下創作的；而且，所有的作家，無論再如何能夠創新，也都在金庸的籠罩之下。換句話說，金庸一個人就可以抵敵所有的武俠，金庸成了武俠的「唯一」——唯一值得讀，也唯一值得研究的武俠。

關於武俠小說發展史的實際面相，筆者在〈民國以來「武俠研究」評議〉及〈解構金庸〉二文中，均有所論列，主要是強調：港、台的武俠創作，基本上是同步進行、雙峰並峙的；同時，金庸的作品固然優秀，但無法奄有眾家之長，金庸無法涵蓋所有的武俠作品。從金庸小說新、舊本的比對中，我們可以發現：金庸小說的早期面貌，與修訂後有相當大的差距，修訂本已將舊本中許多明顯的罅漏彌補完成（如韋小寶的武功）——雖未必即無懈可擊（金庸打算三度修訂，正是為此）。因此，如果我們欲研究金庸在武俠小說上的獨特成就，修訂本當然是「蓋棺論定」所依；但是，如果欲將金庸置於武俠小說歷史的發展中窺其成就或影響，則「舊本」才是最確實可靠的，因為，金庸於此曾花了十年的精力，而其他作家，則一仍舊貌，沒有提供最佳面目的機會。

最後，從金庸版本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窺出金庸對通俗作品（儘管金庸意不在此，但對象卻正在此）的嚴肅要求，這是極具意義的。武俠小說此一文類，向來有「不登大雅」之譏，讀者固然以休閑消遣視之，以情趣為主，隨閱隨棄，就是作者，亦多半為稻粱而謀，隨寫隨忘，極罕得有人以嚴肅的態度面對。金庸肯以十年精力，潛心修訂，且不厭其瑣碎，博納雅言，一改再改，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嚴肅認真的通俗作家，這是具有深刻意義的，我們雖不敢就此論斷武俠小說從此就步入文學殿堂，足以與典雅文學作品等量齊觀，但卻不能不承認，金庸以如此嚴謹的態度面對自己的作品，無疑將一新論者耳目，且有助於其他通俗作者對自我的肯定與要求。以此更進一步，相信通俗文學與典雅文學雙峰並峙的日子，將為期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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