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拿「弱國無外交」為李鴻章開脫嗎？

作為第一代外交人物，李鴻章在清王朝江河日下，列強虎視眈眈的大變局中竭力掙扎，力圖挽狂瀾於既倒。儘管他能通過自身的謀略與手段在談判桌上使中國獲利，但也因時代局限與自身認知不足，簽約時自以為得計，卻為中國埋下諸多後患。他的條約生涯起步於《中日修好條規》，慘敗於中日《馬關條約》，病逝前夕還簽下《辛丑條約》，可謂成於外交，亦畋於外交。他留下的一系列條約也使其身後百餘年蓋棺未有定論。

如何評價李鴻章，分歧主要在其外交行為，尤其是簽訂《馬關條約》。由於此事，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人大多認為李鴻章是個賣國賊；但最近20多年來，卻有論者特別指出李鴻章所處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極弱的時代之一，在當時極為衰落的歷史條件下，李鴻章充其量只能算是個誤國的人。

研究重大的歷史事件，如果僅僅考察這一事件的當時境況，僅僅追究當事者的歷史責任，不從因果關係出發進行深入而全面的考究，的確難以說明問題。如果以甲午戰敗與《馬關條約》的簽訂為一個時間點，往前追溯，則可發現甲午戰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與李鴻章「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主張和對日的妥協退讓緊密相關。

綜觀李鴻章的日本觀，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之前，李鴻章以「聯日」為主。第二，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事件爆發後至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李鴻章以「防日」為主，「師日」之心兼而有之，但「輕日」傾向也十分明顯，而且貫穿於其對日活動之中。第三，甲午戰爭之後，李鴻章的「制日」思想成為主流，這是李鴻章通過與日本交往的慘痛教訓得出的，但為時已晚。李鴻章出使馬關並簽訂《馬關條約》，其嚴重的歷史後果已不是他所能把控。因此，從民族利益的大處著眼，從歷史後果出發，李鴻章的賣國行徑無可置疑。

實質上，李鴻章一生中外交行為的對與錯，根源在於「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和戎」。為了內部而對外「和戎」，為了穩住陣腳而對外妥協，這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有不少先例。有些成功，有些失敗，成與敗之間的關鍵在於歷史條件是否適用。就李鴻章對外所採取的「和戎」政策看，與歷史上封建王朝的「和戎」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封建王朝的「和戎」對象是周邊兄弟民族，而李鴻章面對的是外敵，是侵略者——西方列強和日本軍國主義。西方列強要把中國變成其殖民地，日本要佔領中國的領土。李鴻章的「和戎」，雖說為洋務運動的舉辦創造了條件、贏得了時間，但一味「和戎」導致了甲午戰爭的慘敗、《馬關條約》的割地賠款。

「弱國無外交」。這是人們據以評價李鴻章對日外交中無可奈何的論據，特別標明「李鴻章所處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極弱的時代之一」，即人們常說近代中國是「積貧積弱」的時代，但「弱國無外交」不能也不應該成為為李鴻章賣國開脫的理由。依照20多年來經濟史學家提供的數據，近代中國其實一直是個經濟大國。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引用經濟史學家貝羅克的統計，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一的寶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國搶去；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認為，中國GDP被美國超過的確切時間，是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1895年。

西方學者的研究結果似乎在昭示我們：單靠經濟總量成不了大國。對於李鴻章的評價，還是鄧小平1982年9月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的嚴正聲明更能說明問題：「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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