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鮮、印度和塔利班統治時的阿富汗，攝影記者會承諾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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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左至右：艾德·卡什、尼娜·貝爾曼、大衛·古藤費爾德、沈綺穎、維克多 J·布魯。

對於攝影記者來說，怎樣才算「做正確的事」？今年7月，美國PDN（圖片新聞）雜誌邀請五位攝影記者分享了自己對「Do the right thing」的想法：攝影記者與拍攝對象建立何種關係？如何應對拍攝對象的訴求？最不能妥協的新聞攝影道德準則是什麼？透明度如何建設？

何為「正確的事」？

採訪/PDN

編輯/李婧怡

維克多 J·布魯

「我無法保證你一定會愛上相片里的你。但我可以承諾，當你看到我拍的照片或撰寫的文字時，你永遠不會說『事情並非如此』。」

作為戰地攝影記者，維克多 J·布魯（Victor J. Blue）曾在墨西哥、瓜地馬拉、宏都拉斯、阿富汗出色完成拍攝任務，最近他還在摩蘇爾戰役中被派遣至伊拉克特警隊執行任務。此外，他還曾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斯托克頓市《紀事報》（The Record）的攝影師。他的照片曾發表在《紐約時報》《紐約客》《時代周刊》《新聞周刊》和《探索頻道》上。

PDN：當你報道某位拍攝對象，或希望步入他們的家庭和生活時，你會嘗試建立何種關係？你會告訴他們你將如何使用這些照片、給予他們報酬嗎？

維克多 J·布魯：我試圖建立某種透明和信任的關係。我會開誠布公地說明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我要做什麼以及我會用這些照片做什麼——這些照片將在一家大型報紙或雜誌上出版，會在互聯網上傳播，而你的名字也會出現在照片上。

現在，我不想讓任何人受到傷害，我不希望發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但我來到這裡就是因為這裡已經發生、或可能發生了壞事，我想告訴全世界事情的本來面目及它對你的影響。

目前我無法保證我來了問題就會解決。但如果你讓我與你同在，至少有人會知道你正在經歷些什麼。如果你今天計劃做一件十分可怕的事，那麼你就犯了大錯，因為我會將此昭告天下。我知道被人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或聽著相機對著自己咔嚓咔嚓響感覺很怪，但你會習以為常。

我無法保證你一定會愛上相片里的你，但我可以承諾，當你看到我拍的照片或撰寫的文字時，你永遠不會說「事情並非如此」。

PDN：你認為自己是一個中立的觀察者嗎？

維克多 J·布魯：我永遠獨立，但永不中立。我試圖站在任何一位被攝對象的立場——一位無家可歸者、一位因某種不可控力量而遭打擊者的立場上……我不屈從根深蒂固的利益、預先確定的結果或毋庸置疑的正統觀念。

「我不是政府的宣傳者，也不是企業的同夥」，這話聽起來容易，但做起來真的很難，特別是當你需要控制自己的政治偏見，並在調查時將它們拋之腦後時。有時攝影師會使用新聞攝影媒介作為推動其政治信仰的工具。我認為，這種宣傳工作會在某個領域有用武之地，但一定不是在新聞界。

我明白，攝影師都希望用他們的照片「製造變化」，但這意味著什麼？通常，這就是推進左傾政策目標的縮影。我不認為這是大多數攝影師們口中的「改變」。我不想製造變化。我只是希望人們無法說「我們對此一無所知」。如果你看到我的故事後絲毫不為所動——你還像以前一樣投票、花錢、對待社區的其他人，這沒關係，但你不能說你不知道事實。

當然，有時你必須站在侵略者的角度報道故事。在這種情況下，你依然需要努力做到不褒獎、不譴責，並幫助讀者了解你所看到的。

我絕不是故事的主角。如果你為了得到有趣的圖片而移動物體或操縱情境，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你已經越線了，成了一名表演者。

PDN：拍攝對象曾要求你做過哪些事情？你如何回應他們的要求？你認為哪些事情是道德的？

維克多 J·布魯：大部分是很典型的要求，食物、搭車等等，也有些要求很奇怪。我試圖讓他們明白，我來這裡不是送禮物的，但我很容易相處。

有時我會從他們那裡購買午餐，但我不會買一大堆雜貨，我不認為這是筆交易；我可能會讓某人搭短途順風車，但我不會刻意捎他們去赴約；我不會購買毒品，也不會將他們從監獄中保釋出來……我認為符合道德的方法是竭盡全力不干預故事的本來面目，不使自己成為其中的一名表演者。因為這不公平。

這世上可能會有成千上萬的人與我的拍攝對象境遇相似。有時攝影師傾向接近他們的拍攝對象，這讓上述問題更難把控。充當天使深入其中，並利用某種途徑幫助拍攝對象擺脫現有境遇毫無意義，這是「白人救世主」心態中最糟糕的一種。

如果你花很多時間與深陷危難的人相處，你應該誠實地展現事實。這並不會讓你成為一個冷血的混蛋，只會讓你更專業。

除非爆發危機或生死攸關，否則我是不會出手干預的。當我看到人們嚴重受傷時，有時我仍會繼續拍照，但有時也會停下來施以援手。有時你必須暫時忽略你作為一名記者的職責，承擔起你作為一個人應有的擔當。關鍵在於我是否是現場唯一能提供幫助的人。我要再次強調，除非迫不得已且你必須擔起責任時，不要成為某個場景中的演員。

金伯利·布萊德肖。她的父親布魯斯·漢森失蹤後死亡，遺體被用於醫學研究，但家人並不知道他的死訊。攝影/維克多 J·布魯

PDN：最重要或最不能妥協的新聞攝影道德準則是什麼？

維克多 J·布魯：你不能對照片進行處理，添加或刪除某些事物，也不得刻意安排拍攝場景。

PDN：你是在哪裡學習新聞攝影道德標準的？

維克多 J·布魯：我剛開始拍攝時，拍攝對象都是好朋友。當他們對著相機擺造型時，我會感到厭惡，此時我會停下來等他們恢復自然後抓拍，我覺得這樣更真實。

後來有人向我詳細闡述了新聞攝影道德與工作方式，並幫助我充分理解了它們，其中一位就是《舊金山紀事報》和《連線》雜誌的吉姆·梅里（Jim Merithew）。他講述了他所在報社一點陣圖片編輯的故事：如果你到某人家中拍攝，那家人穿戴整齊地迎接你，那麼此時你應該離開。也就是說，他們不會將鏡頭對準那些為了拍攝而打扮一新的人。

另一位是美聯社前攝影總監聖地亞哥·里昂（Santiago Lyon）。當我參加埃迪·亞當斯攝影工作坊（Eddie Adams Workshop）時，他探討了美聯社是如何竭盡全力消除偽造照片的。正是他幫助我清楚地意識到攝影行業的可信度是如何受損的。

然後就是美國國家新聞攝影師協會（NPPA）的道德準則和荷賽的新章程，我認為後者的出台為時已晚，但我喜歡在提交參賽申請時簽署相關文件，這讓你意識到比賽是有標準的。

PDN：你覺得新聞攝影的道德準則是否已改變？

維克多 J·布魯：我認為這些年存在某种放松道德準繩的傾向。一直以來人們都在大聲呼籲全新的攝影方式，將某些人視為「約束」的條條框框拋諸腦後。我們生活在一個事實信息概念飽受攻擊的時代。

這並不抽象，也並非說教。如果你認真工作，你的信譽就是你用來交易的貨幣。新聞攝影道德準則的存在就是為了維護這種信譽，它能在現世產生影響。

我們講述動蕩、權力、金錢和政治對人的影響。我們的信譽是讀者用來評估我們是否配得上「信使」這一美名的標準，破壞這一標準是極不負責的。

PDN：你認為迫使道德觀念轉變的原因是什麼？

維克多 J·布魯：這並不複雜，因為想通過捷徑讓照片「脫穎而出」。有時攝影師會通過以往為人們不恥的方式拍攝「偉大的照片」，這就是走捷徑。

我寧願在紀律和道德準則的約束下誠實拍照，即使我的攝影作品未被冠以「偉大」這一稱號。我寧願看平凡的作品，也絕不染指不誠實的攝影。

你不會看到大批攝影師背離道德，只會看到他們在試圖改變規則。他們依然希望自己被稱作攝影記者，或至少是紀實攝影師。為什麼呢？為什麼不幹脆做一個「藝術」攝影師呢？因為他們依然希望，人們認為他們的拍攝是真實可靠的。

上述觀點不會引發人們對「紀實拍攝就應該一成不變」的討論。舊模式幾乎已過時——它將女性、發展中國家及少數民族攝影師擋在門外，為主導敘事服務。

現在，我們正著手解決這些問題，接納新的聲音，而這隻會讓這一行業不斷變強。許多新的力量正創造成果，他們竭盡全力維護的信譽不應被那些感到「被約束」的同事破壞。

PDN：當出版商獲得一個你自費製作的故事時，你遵循的透明度規則是什麼？從道德層面講，你認為自己有義務披露何種類型的信息？

維克多 J·布魯：我在所有工作中都遵循同樣的透明度規則。有時為了保護消息提供者，會出現需要我保持沉默的對話或情形；但當這一情況不存在時，我認為從道德層面上講，我有義務披露任何事。

PDN：現在，沒有非政府組織的物質支持、政府的許可或其他審查實體的幫助與配合，攝影記者往往無法探知故事的真相。你受這些的干擾有多重？攝影師和出版社還應做些什麼來提高自身的透明度？

維克多 J·布魯：這是一個大問題，是我們這些專業人士必須從容應對的。通常我覺得自己沒有受到干擾——戰士們理解你到這裡的原因，如果你願意和他們一起留在前線，他們會尊重你的決定且幾乎不會干擾你的工作。

我從未被任何機構審查。這需要技巧，而且我們必須對自己實事求是：我能在這裡看到故事真相嗎？是否存在阻礙我們做到這一點的因素？如果存在，我們只能離開。

令我擔憂的是，非政府組織往往是我們報道大事件的參與者，他們也許不會受到這樣的對待。我有很多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經驗，他們尊重我的工作，不會幹涉我，但我也遇到過被他們阻撓的情況。

幸運的是，我成功繞過這一障礙並報道了我知道的全部故事，但這真的是個難題。我認為我們在應對非政府組織時應據理力爭，盡量不要加入他們的團隊。

大衛·古滕費爾德

「我思想開明，但不會寬恕打破鐵律、損害我信譽的人，他們必須出局。」

大衛·古滕費爾德（David Guttenfelder）是《國家地理》雜誌的撰稿人。他在美聯社工作期間曾被派往內羅畢、阿比讓、新德里和東京，並在2011年幫助美聯社設立駐朝鮮分社。離開美聯社後，他的廣告攝影作品獲得戛納國際創意節(Cannes Lion Festival)、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D＆AD）等頒發的獎項。

PDN：你認為攝影倫理或攝影記者的職責是否發生了變化？

大衛·古滕費爾德：攝影界的變化貫穿我整個職業生涯。我曾在新聞學院學習法律和倫理，為報社工作，然後供職美聯社。在我看來新聞是某種呼籲，是民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新聞編輯室正在招募具備數字媒體或設計技能的年輕人擔任圖片編輯。很多新入行的記者可能沒有上過法律或倫理課，從未在新聞編輯室工作過，身邊也沒有模範榜樣可供借鑒。

現在你審視社交媒體時會發現，雖然Instagram上有7億註冊會員，但受過培訓的攝影記者卻屈指可數，每天都有人張貼可被視作新聞的照片。

我在美聯社看到我的一些舊檔案照片曾被用在不相干的新聞里：日本一條謀殺案配了我15年前拍攝的一張犯罪現場照片。

但同時事情也在不斷發展，而且我本人對個性化的新聞攝影和不同的故事講解方式都持開放態度。我希望遇見以全新方式講故事的攝影記者。

我已經在改變了。當我為報社和美聯社工作時，我嚴格恪守工作單位制定的道德準則。這意味著我甚至沒把我的政治觀點放在自己的Facebook頁面上，我也不能從事宣傳工作或與任何品牌合作。

但我對宣傳或品牌合作持歡迎態度，因為我現在在為自己工作，我可以自己做決定。我曾與一家廣告代理機構合作開展了一次有關退伍軍人自殺的報道活動。我可以成為一名故事講述者和記者，而不僅僅是為了某份報紙或某本雜誌做事。

PDN：對於攝影記者介入故事拍攝過程，或為拍攝對象提供某種東西的做法，你有何感想？

大衛·古滕費爾德：當我為美聯社或報社工作時，我的做法始終是，我對「故事」沒有任何看法。現在由於我是獨立的，我會開誠布公地展現自己的觀點。我會表明我是如何得出這些結論的，並說明自己的意見，然後堅定維護它。

PDN：你認為你對讀者足夠坦誠嗎？

大衛·古滕費爾德：當你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工作時，這實際上是一種優勢，它讓你完全透明，開誠布公地說出你今天的感受。如果我與某人在Instagram上合作，特別是當涉及贊助內容時，我肯定會說「#ad」，並清楚說明這是什麼意思，由誰來支付賬單，為什麼我要與他們合作，以便人們能理解。

PDN：你如何控制拍攝對象對你的期待？

大衛·古滕費爾德：每次你都必須考慮每個人。我會告訴他們：我正在為美聯社工作；我們和很多報社都有聯繫，很多人能看到這些照片；我無法控制這些照片是否能上頭條；有時圖片會被裁剪或附上說明文字；我的公司絕不會將這些照片出售用於商業用途；不好的事情即將發生，而我要用照片記錄下來；我來這裡就是為了拍攝發生的一切，因為你們希望整個世界知道你們在做什麼，且沒有人想粉飾事情的本來面目。

我曾在朝鮮工作過，這是一個「攝影記者」等同於「為國家工作的宣傳者，描繪著某種被無害化處理過的烏托邦式願景」的國家。我來了，還帶來了某種提出獨立批判觀點的傳統。

當有人問：「為什麼你們會展現一系列看起來十分陳舊或破敗的東西？」我會說，「這就是生活的現實。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努力奮鬥中，且被鏡頭記錄下來。這是現實，它能促成理解，創造紐帶」。

金氏崇拜下的朝鮮生活，2016荷賽獎長期項目類組照三等獎。攝影/大衛·古滕費爾德

金氏崇拜下的朝鮮生活，2016荷賽獎長期項目類組照三等獎。攝影/大衛·古滕費爾德

金氏崇拜下的朝鮮生活，2016荷賽獎長期項目類組照三等獎。攝影/大衛·古滕費爾德

金氏崇拜下的朝鮮生活，2016荷賽獎長期項目類組照三等獎。攝影/大衛·古滕費爾德

金氏崇拜下的朝鮮生活，2016荷賽獎長期項目類組照三等獎。攝影/大衛·古滕費爾德

PDN：人們對戰地記者及他們為政府官員工作這一事實表達了擔憂——他們認為攝影師對政府官員負有責任，因此會站在他們那邊。

大衛·古滕費爾德：我想說，你和誰一起生活，就會逐漸理解他們，不可避免地產生一些理解或同情。其實這很好，我們實際上很無知。我想讓一名攝影記者儘可能地與拍攝對象建立親密關係，特別是與一個被我們視為「異族」或「敵人」的拍攝對象。

如果一名攝影師在接近他們時可以恪守道德準則，知道他們的職責是什麼，那麼就可以這麼做。另一種方法就是乾脆把門關上。

有時我在Instagram上分享的作品會使我所做的其他工作黯然失色，美國人消費新聞的方式已經改變。

我在Instagram的作品會收到類似評論，「這是報紙和雜誌上發表的東西，這是主流媒體，信不得；還是看看這傢伙在朝鮮用Instagram發布的東西吧，完全沒有經過加工」。

他們認為這是具顛覆性和真實的，但當他們看到另一條同樣的新聞時，態度卻迥然不同：這是受主流操控的，它不真實。其實兩者出自一人之手，拍攝的也是同一件事，只是為雜誌提供的圖片是我用35毫米相機拍攝的，而在Instagram上分享的是我用手機拍攝的。

PDN：現在，人們對媒體普遍存在懷疑和偏見。人們如何看待不干預拍攝對象或與拍攝對象保持距離？

大衛·古滕費爾德：我有足夠的經驗，我知道我的獨立性何時會受到影響，我作品的可信度何時會遭受破壞。此時我會選擇放棄。我不會拍攝一個有關跨國公司影響環境的故事，然後再讓他們用錢擺平我。

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雇記者時，會向他們解釋一些規定。我會告訴他們：只要你對我誠實，我就會永遠維護你；但如果你對我說謊，我就無法保護你。攝影蘊含著巨大的責任。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願意接受新技術。達妮拉·澤爾曼（Daniella Zalcman）的作品「身份標誌」將第一民族人物肖像和景觀圖像結合在一起，我可以接受。她出於某種原因把圖片擺在一起，但這其中根本不存在欺騙。

我思想開明，但不會寬恕打破鐵律、損害我信譽的人，他們必須出局。

艾德·卡什

「新聞可以成為一種向善的力量，視覺報道和故事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影響這個時代最緊迫的一些問題。」

艾德·卡什（Ed Kashi）是攝影師和電影製作人，曾為《國家地理》《人權觀察》、《時代周刊》和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等機構工作。他是VII圖片社成員，是非營利組織「說話的眼睛」傳媒公司（Talking Eyes Media）聯合創始人。

PDN：當你第一次與潛在拍攝對象建立聯繫，或尋求進入他們家庭和私人生活時，你試圖建立何種關係？

艾德·卡什：這取決於故事或項目的性質。如果我正尋求建立某種深刻的親密關係，且拍攝對象的故事發生在他們家庭內部，那麼我會儘可能花更多時間待在他們家中。我從一開始就會澄清我的需求，並向他們明確說明我會尊重他們的底線。

但有些原則在過去幾年裡已經發生了變化。在我的職業生涯早期，我會努力接近他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已學會巧妙處理這些情況，在建立親密關係的同時更尊重他們的隱私。

這種做法有時很管用，但有時又困難重重。特別是處於其他文化環境時，一些文化包含的傳統或宗教規範使這種訪問私人空間的做法顯得非常奇怪且不可接受。

因此，保持一定距離很重要，因為攝影師和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很不自然，但你如果有這種意識且清楚界限在哪兒，你就可以使它成為一次美好的體驗。有些拍攝對象很開放，我就會摒棄正式的方法轉而建立某種更輕鬆友好的關係。

PDN：當拍攝對象暗示你或明確問你「這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你如何回應？

艾德·卡什：幸運的是此前這種情況並不多，我只在必要時才會回答這個問題，我會試著說實話。但的確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特別是在拍攝難民和窮人時，這是最具挑戰的時刻。

當我遭此詰難時，我始終清楚我是誰、我正在做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做，以及我要實現什麼。我大多數時候的目標是以某種方式使他們受益——要麼講述他們的故事，要麼賦予他們發言權，要麼呼籲他們提高意識，要麼積極提出幫他們擺脫困境或解決問題的方案。

被現代化遺忘的人們：印度公路行紀。攝影/艾德·卡什

被現代化遺忘的人們：印度公路行紀。攝影/艾德·卡什

被現代化遺忘的人們：印度公路行紀。攝影/艾德·卡什

被現代化遺忘的人們：印度公路行紀。攝影/艾德·卡什

被現代化遺忘的人們：印度公路行紀。攝影/艾德·卡什

PDN：拍攝對象會要求你回報他們嗎？他們曾要求你做過怎樣的事情？

艾德·卡什：多年來，我的拍攝對象曾要求我做過很多事情，從結婚到辦護照，到辦美國簽證，再到提供錢、食物、衣物、交通工具等等。

但我只在一種情況下才會施以援手，那就是給予食物、交通和時不時的陪伴。也有幾次我給了錢，但這令我很不舒服。

PDN：拍攝一個故事時，你認為自己是一個中立的觀察者嗎？你的目標是「客觀」嗎？

艾德·卡什：這取決於我的故事和目標。客觀是保持開放的一種方式，仔細傾聽，不相信某些預定的概念，這些至關重要。

然而我發現這世上有太多問題和不公，找到某種方式來清楚展現它們，這是一個指導性原則。正如我之前所說，新聞可以成為一種向善的力量，而視覺報道和故事可以改變人們的生活，影響這個時代最緊迫的一些問題。

PDN：當拍攝對象要求你為他們做什麼時，你是如何回應的？

艾德·卡什：我會根據拍攝對象及故事的需要做決定。他們為了我的需求調整了生活，完全不理他們，顯得麻木不仁，也很愚蠢，因為這樣一來你很難與他們建立更強大的信任和合作紐帶。

無論人們說什麼，與拍攝對象共事都是一種合作。他們可能成為我終身的朋友或熟人，所以冷漠、冷靜地對待他們不是我的做法。

PDN：你有沒有覺察到攝影記者與拍攝對象設定界限的方式存在代際差異？

艾德·卡什：有個這樣的故事：2004年我在巴格達，在美軍襲擊後的一個清晨，我們一行人前往薩德爾市拍攝一個停屍房，停屍房裡有很多死去的孩子。我看著這些孩子開始流淚哽咽。年輕攝影師覺得我很奇怪，他們也許認為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拍攝機會。當然我也知道這種場面所蘊含的能量與機遇，但薩德爾市受襲擊人民的死亡、悲傷與憤怒讓我為之戰慄。我不知道這是否就是代際差異或年齡和成熟度的問題。

PDN：你會和學生談論與拍攝對象的邊界問題嗎？

艾德·卡什：我會談及尊重拍攝對象並維護其尊嚴，了解我們對其生活的影響，以及在特定情況下必須如何行事。

沈綺穎

「我從來不會說自己可以幫他們改變生活，我時常提醒年輕記者不要這樣做。因為你承載著他們的希望，這實際上是一種狡詐的剝削。」

沈綺穎（Sim Chi Yin）的新聞攝影生涯從新加坡《海峽時報》擔任駐外記者開始，她曾擔任馬格南基金會人權研究員，目前是VII圖片社成員。她的照片和多媒體作品曾在《時代周刊》《紐約時報》《世界報》和《紐約客》上發表。

PDN：你如何看待新聞攝影道德準則？

沈綺穎：道德很重要，特別是對一個相對封閉及沒有新聞教育傳統的地方而言。我曾工作的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學生即使遠程上課或參與研討會，也會困惑自己是否可以發表言論。

PDN：當你試圖向某人解釋你為什麼想採訪他時，你會怎麼說？

沈綺穎：其實你很難向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人解釋一個紀實攝影師能做什麼，及為什麼要做這些。

在拍攝何全貴（一位不幸罹患肺結核矽肺病的前採金人）時，我用了好幾個月才讓他理解我為什麼要出現在他的生活中，我的意圖是什麼，而他的作用又是什麼。當時他的妻子認為，我和大多數只停留一兩個小時的記者沒什麼兩樣。

我對他說我想捕捉他的自然生存狀態，直至生命終結的那一刻。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因為這是中國最嚴重的職業病，我們需要讓這個故事強大、動人。即使我不能幫助他和他的家人，也能幫到中國和他一樣不幸罹患此病的人。

從新聞攝影過渡到紀實攝影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這兩者的道德標準略有不同。當我在新加坡《海峽時報》工作時，我從第一天起就被灌輸客觀性原則。你應該具備這樣的客觀性。

但當我開始拍攝長紀實專題，尤其是矽肺病人的故事時，我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客觀性根本就不存在。

我對某些事情慷慨激昂，因此選擇深入挖掘。事實上，中國有600萬到1000萬人罹患矽肺，我對此並不客觀。我不努力展現客觀，我要的是公平。

PDN：你告訴他這些照片可能會幫助他或其他人？

沈綺穎：我從來不會說自己可以幫他們改變生活。我時常提醒年輕記者不要這樣做。因為你承載著他們的希望，而這實際上是一種狡詐的剝削。

在拍攝過程早期，我完全介入其中。從視覺層面上看，這就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故事。他已病入沉痾，做不了太多的事情，所以在視覺上缺乏戲劇性的衝擊力。於是，我將故事擱置了六個月。

然後，在一個清晨我的手機響了。他的妻子啜涕著說，「他快要死了，你必須幫幫他。」

我主動打電話給北京的一個非政府組織，他們籌集了手術需要的資金並將錢直接匯入醫院。我匆忙飛到他那裡。整整一周我都待在醫院，是他的第二個看護人，為他們買了所有的飯菜。

當然，我們之前的關係也完全變了。無論從視覺上還是從我與他及他家人的關係上看，這個故事在這個星期真的發生了改變。因為在他們心中，我就是他們的救世主。他們認為我救了他的命。

我認為，首先我是一個人，其次才是攝影記者。作為紀實攝影師，我們探討著通過某個問題來引發社會變革。我覺得如果你能夠改變一個人的生活，而你卻選擇袖手旁觀，那是不合情理的。為什麼這個故事完結了，你就要離開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這完全沒有意義，我做了必要和順理成章的事。當然，我也完全介入了他們的生活。

塵肺病之痛。攝影/沈綺穎

塵肺病之痛。攝影/沈綺穎

塵肺病之痛。攝影/沈綺穎

塵肺病之痛。攝影/沈綺穎

塵肺病之痛。攝影/沈綺穎

塵肺病之痛。攝影/沈綺穎

塵肺病之痛。攝影/沈綺穎

塵肺病之痛。攝影/沈綺穎

PDN：人們能在自己的「救世主」面前表現自然嗎？

沈綺穎：我們熟悉起來並不是問題。在此之前，他和他的妻子在我面前就表現得很自然。

如果說我過多介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那是因為他們喜歡有我在身邊。我們一直彼此開著玩笑，他叫我小妹妹，我叫他大哥哥。他對我的來訪非常熱情，總是想聊天，有時我不得不說：你必須忘記我在這兒。

你不能假裝自己是趴在牆上的一隻小飛蟲，你只能儘可能減少你的影響。這很簡單，他不知道非政府組織或村外的人能否幫助他及和他一樣不幸患病的人，他不知道中國有多少矽肺患者。我就好比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一個窗口。我送給他一台筆記本電腦，他學會了打字和使用手機。我完全介入了他的生活，我認為這是必要的。

PDN：看起來像是你正在努力告訴他，你正在做什麼？

沈綺穎：我的作品即將在中國出版時，我向他提了一些必要的建議。我為他拍攝了一個5分鐘的視頻，讓他直接與觀者對話。這是一件很冒險的事，但也是他最後的願望之一。我多次面對面或通過簡訊和他交談，告訴他可能會發生的後果。正是他的堅定不移讓我最終做了決定：好吧，就做這件事吧。我們在中國境外發布了這個視頻，隨後它通過社交媒體流入中國。

最脆弱的人不是你，而是繼續生活在社會特殊審查和監督下的主體。在「老鼠部落」（生活在北京地下室的人們）項目中，我曾說：「我想表明你是個正常人，有著向上攀爬的願望。有時這些作品會被雜誌社和廣播公司發表」。有人會說：「我可以接受這些作品在中國境外發表，並配上英文字幕」。但如果是在中國出版，有些拍攝對象就會要求我刪除他們的照片。我照做了，你必須傾聽拍攝對象的訴求，並積極響應。

當然，何先生的鄰居在得知故事發表以及我為他籌集一筆善款後十分嫉妒。有很多人還惡意散布謠言說他發了一筆不義之財。有人甚至還在政府機構惡意攻擊他，說他從國外非政府組織得到了幫助。

後來故事在中國流傳開來，引發的另一個後果是何先生的妻子有了一大堆的追求者，他們正眼巴巴等著何先生咽氣，鄰居們開始說她的壞話。這是作品引發的不太好的結果。但何先生一直擔心家裡在他死後陷入沉重的債務危機。我希望他能毫無後顧之憂地離世。

PDN：攝影師們通常會發現，在某些地方，拍攝對象認為攝影師會支付他們報酬，或提供其他東西作為回報，你遇到過這種情況嗎？

沈綺穎：人們會說：「當報紙出來後，他們付給我們XXX。有時，我不得不用中文說，這違反了職業道德。

我說：如果我必須付錢給你，那我就不拍了。他們會很迷惑。於是，我告訴他們，不同記者有不同的標準，我只和最好的人合作。如果你不接受，那我就去別的地方。

一旦拍攝對象期盼著你能幫助他，事情就會變得很微妙。此時我會告訴他們，我只是一個攝影記者和紀錄片製作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如實講述你的故事，讓全世界都看到它。如果作品出版後，人們被你的故事所打動，願意掏錢捐助你，那是他們的心愿與立場。而我的職責就是儘可能地記錄你的故事。無論你是否參與，我都不會答應你任何事。

尼娜·貝爾曼

「別要求他人為你做某事，然後把它當成一個偶然發現的事件。」

尼娜·貝爾曼（Nina Berman）是NOOR圖片社的一名成員，她拍攝的照片和視頻曾在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雙年展上展出，並發表在《時代周刊》《新聞周刊》《國家地理》《哥倫比亞新聞觀察》和《星期日泰晤士報》等多家著名刊物上。

尼娜·貝爾曼：市場已從根本上將攝影師的角色變成見證者和觀察者。

當你有足夠資金外出尋找故事時，你就可以以記者的身份四處拍攝和調查，然後發報道。隨著資金短缺人們開始尋找其他的支持，攝影師和非政府組織或基金會之間的聯繫就變得愈發重要。

之前美國出版社不會出版由非政府組織資助的作品。這一點已發生改變。資助者往往根據攝影師對出版作品的承諾來確定是否提供資金；現在，包括《紐約時報》、《衛報》等主要出版物會花錢供你出版作品，這基本完善了非政府組織或基金會的募資圈。數字經濟意味著刊物正不斷尋求越來越豐富的內容。

在罩袍面紗的霾影下：直擊塔利班統治時期的阿富汗。攝影/尼娜·貝爾曼

在罩袍面紗的霾影下：直擊塔利班統治時期的阿富汗。攝影/尼娜·貝爾曼

在罩袍面紗的霾影下：直擊塔利班統治時期的阿富汗。攝影/尼娜·貝爾曼

在罩袍面紗的霾影下：直擊塔利班統治時期的阿富汗。攝影/尼娜·貝爾曼

在罩袍面紗的霾影下：直擊塔利班統治時期的阿富汗。攝影/尼娜·貝爾曼

攝影師慢慢將自己展現為倡導者和做好事的人，也因此受到世人越來越多的讚揚和褒獎。「哦，快看，他們不只是呈現這個世界上正發生的事情，同時也在關心並努力做著一些有意義的事，」這已超出了出版的範疇。

但問題是攝影師的動態、意圖以及合作規則往往並不透明，或者說攝影師已成為某種明星人物。

在我看來，這些形象有時可被解讀為膚淺，而且存在這樣的風險：許多攝影師缺乏經驗，喜愛獨自工作，尚未與資深編輯建立聯繫，而且經常自費經營或在無道德監督的情況下接受資金，他們往往願意越過道德準則為自己博名，或做任何能讓自己出名的事情。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故事至關重要，只要能達到最終目的，手段並不重要；或者他們會雜亂無章地工作——部分與新聞有關，部分與其他有關——但仍希望他們的作品能出現在所有平台上，即使這些平台的規則各有不同。

對我來說，不變的準則是：不對拍攝對象造成傷害；不會將拍攝對象置於危險之中；與弱勢群體合作或講述個人故事時，你需要解釋意圖和出版展覽計劃，並確保得到充分許可；不從事新聞交易；確保圖說正確和完整。

當然，灰色地帶依舊存在。你的存在改變了故事，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純粹中立觀察的想法可能適用於科學實驗，但放到攝影中就會變得含混不清。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透明度和意圖。你讓一位拍攝對象搭你的車看醫生，是因為他們還沒簽約允許你講述他們的故事嗎？或者因為你有車，而他正遭遇突發疾病？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你故事的主角不僅僅只是你的拍攝對象，他更像是一位老友，此時你所做的就不再只是調查報道。

我有個學生在一個幫派控制的地區拍攝。在那個社區里，父母不允許他們的孩子在晚上外出。但這位學生拍了張女孩在晚上外出的照片。為什麼？因為這位攝影師拍攝時正從一個朋友家步行送這個女孩回家。如果攝影師不在那裡，就不會有這張照片。這是否意味著拍攝過程不道德呢？我不這麼想。

我告訴學生別要求他人為你做某事，然後把它當成一個偶然發現的事件。如果你正在製作一副肖像，你需要明確告知觀眾這是事先安排好的，是你與拍攝對象合作的產物。而且，肖像主體應明確了解自己的姿態意味著什麼。

在倫理學討論中，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來審視攝影師。但我想花更多時間來審視編輯。我們有時看到光圈雜誌/馬格南攝影比賽公告中，編輯會做出一些令人震驚的決定，而且只有當攝影師們在社交媒體上集合時，編輯或比賽評委們才被要求執行工作。

對於新聞機構而言，雖然他們聲稱中立，但確實存在某種基於文化和幾十年出版物行業要求而形成的世界觀，將故事劃分了優先等級。

關於道德和意圖的討論需要從故事和項目的構思及分配角度出發——無論是在新聞編輯室、基金會辦公室，還是在攝影記者自己的腦海中。

（文章授權轉載自PDNOnline.com，未經允許嚴禁轉載。）

討論

你認為對於攝影記者來說，有哪些事是一定不能做的？

如果有攝影記者提出要拍你的故事，你會對他/她提出什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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