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為何演變成悲劇

知識 08-08

北宋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年僅二十歲的神宗皇帝趙頊承嗣大統，英氣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於皇祖皇宗們對遼和西夏的屈服退讓，不滿於朝廷、州縣的萎靡不振，焦心於國家稅收減少、財政緊蹙，有著富國安民、強兵雪恥的強烈願望。親政以後，他急於物色能安邦治國的英才，最終將目光鎖定在已頗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此時的王安石年富力強，曾任多年地方官員，在朝中也幾經沉浮，了解國政民情，雖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極高聲譽，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

人們稱讚他質樸節儉，不嗜酒色財利；讚美他視富貴如浮雲，不以自身榮辱進退為意；欽佩他好學深思，深通經術，成一家之學。尤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曾上書宋仁宗，力陳「理財為先」的改革建言，與神宗勵精圖治的雄心壯志，不謀而合。熙寧二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對和阻撓，果斷地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籌備變法事宜。就這樣，一場關乎國運興衰、關乎民生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正式開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願，從熙寧六年秋開始，天下大旱，十個月滴雨未下，麥苗焦枯。農曆四月，一個叫鄭俠的小官、繪了一幅《流民圖》以密件進呈皇帝，還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他負責看守安上門，每天在城門上看到為變法所苦的貧民扶攜塞道，質妻鬻子，斬桑拆屋，於是將這些圖景繪下來請皇帝聖覽。請神宗觀其圖，罷廢害民之法，「延萬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開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圖上無數流民攜兒牽女，身無完衣，四處啼飢號寒，口嚼草根野果。許多「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錢償官，奄斃溝壑，累累不絕。酷吏威逼恫嚇，怒目追索……神宗不禁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場富國強兵的大變法怎麼會搞得百姓如此凄慘，民不聊生呢?

《續資治通鑒》記載：神宗接下了這份鄭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來的《流民圖》，放在衣袖內，反覆觀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後，下詔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詔下，天降大雨，旱情解除。

傳統王朝史書上多的是讖緯之說，並不怎麼可信，鄭俠的一番舉動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後來經過呂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動作，將鄭俠送進了大牢，變法還是照常進行。但事實是無可動搖的，王安石大變法確實搞到了一種民怨沸騰的程度。然而，連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辦法刮出錢來，甚至連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門去交費，「食土之毛，莫得免焉」。這種於封建王朝體制內的變法成色可想而知。

應該說，王安石的變法政策無一不從良好願望出發，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縣做知縣時試驗過，「貸谷於民，立息以償」，效果不錯。然而當他將此法推向全國，同比例放大，卻南轅而北轍了。不識字的鄉農們去申請青苗法的貸款，要經過以下程序：為了填寫申請書，就要花錢請書吏；再拿到衙門去申請，碰到貪官污吏，中間不知要花多少打點費，而且貸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寫。據史書記載，雖然變法規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經過中間貪官污吏的層層盤剝，最後貸款農民要返還的實際利息，竟達到原先設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貸還要高許多。於是逼得農民寧肯「哀求於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貸，也不敢向政府貸款。「利民之政」變成了「擾民之舉」。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過於自信，急於求成，在推行新法過程中採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須貸出多少錢，給下面下指標。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硬性攤派了，除了一般的農民要其貸款，連中農、富農、地主都必須接受貸款。其實中農、富農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問題，根本用不著貸款，但地方官員就是硬逼著他們貸款，因為要完成指標。這樣一來，到了還錢的時候不要說一般農民吃不消，就是中農、富農也吃不消。自然，這項措施變成了官員的贏利手段，他們的權力尋租，也有了改革這一至高無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來是規定收購滯銷貨，後來就變成了專門收購緊俏物，這時的衙門已經變成了一個賺錢的機構，結果成了全官經商，官商作風愈演愈烈，官府幾乎瘋狂地與民間爭利。

許多史書，都把王安石變法作為正面典型來歌頌，現在回溯探究，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怎麼富國強兵，一向立意高遠的王安石竟將變法定位於「理財」二字，最後就是一個錢字。在一個自然經濟的農耕社會，一定時期財富總額是一定的，不在民間就在官家。一個「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錢「理」進了「官家」的口袋。當時幾乎每次朝會，司馬光、蘇軾等人都要詰難王安石這個問題，王沒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為變法立言的原則：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論，王安石的「三不」原則確實是非常值得一書的，這是改革家大無畏的鬥爭精神。但反過來看，改革家非理性的過頭的激情也於此暴露無遺。說句唐突古人的話，就是光顧自己一逞政治抱負，變法變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於不顧。對於弱勢群體的血和淚，王安石企圖抱定「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克服它，可這又哪裡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會認錯的。王安石主持的變法，成了大宋政界圍繞新法是「利民」還是「害民」展開爭論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場政治角力，政見不同的臣僚紛紛發表看法，難以騎牆。原來的中書和台諫班子，多數是變法的反對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後，對這些部門進行了大清洗，僅從熙寧元年至四年就罷免了19位台諫，換上了自己的同黨李定、薛昌朝、謝景溫等，基本封殺了反對的聲音。於是，轟轟烈烈的變法期間，或者是「台諫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或者是執政大臣「專用其親愛之人」為台諫官，「或小有違忤，即加貶逐，以懲後來，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為之」。

在這種功利目的前提下引進的台諫，往往多是察言觀色、見風使舵之輩，有的聲嘶力竭為變法吶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著一個擁護變法的大招牌，行滅殺政敵、搜刮民財之事。如在「烏台詩案」中陷害蘇軾的李定等人。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續集》中譴責說：「安石作俑，始於鉗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層政壇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對下層百姓的言論封堵。為了防止百姓不滿而訕謗帝國偉大的新法，熙寧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設置邏卒兵丁，對百姓實行「監謗」，不許亂講新法如何。就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來看，此舉也書寫了以專制鉗制言論自由的醜陋一頁，其惡劣後果並不能因變法的「政治上正確」而一筆勾銷。

王安石的文學名篇如《游褒禪山記》、《讀孟嘗君傳》，立意高遠、險峭，足以顯現一種特立獨行的風格：立論很高，行別人所不敢之險。但這或許只對文學有意義。放在政治上，老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就很有問題了。政治主張再高，也不能漠視事實的掣肘。王安石作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儒家傳承的「平民關懷」，只要自己政見得以實施，百姓苦難便可不以為然。用現在的話說，這是必須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勢群體就鐵定要為王先生震古爍今的變法做出犧牲。

一番變法，讓朝廷的財富堆積如山，要專門新建五十二座財庫來存放。而老百姓的境況如何呢?讓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濟貧乏」的青苗法，本來是一種充分考慮到農民利益的低息貸款，但實際操作下來卻演變成了很可怕的官家壟斷的高利貸。陝西農民向官家借陳米一石，到還的時候是新的好小麥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個大跟頭。「雖兼并之家乘饑饉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連「中戶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飯都成了問題，更不用說絕大部分的貧民了，於是「婦子皇皇，如在湯火之中，號泣呼天，無復生望」。而原本目的在減輕貧困農民負擔的免役法，也因問題多多導致全面失敗。官員賈蕃在東明縣(屬開封府)時試行免役法，故意把農戶的等級提高，把四等農戶提升為三等(按規定，四、五等農戶免納役錢)，意味著把免納役錢戶提到要納役錢戶中，從而激起了民戶的不滿。東明縣鄉農了解情況後，有一千多人糾集進京「上訪」，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鬧事。這在整個變法過程中決非個案。

事實證明，把理財、言利、搞錢當成變法的內核，註定了這場懷著理想主義初衷的變法，勢必要背著擾民和聚斂的惡名走向失敗。

變法有兩種：好的是通過變法，人民百姓走上富裕之路，由此催生出真正的國富民強；而糟糕的，則徒有堂皇高遠的名義，不僅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反而讓平民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商鞅「廢井田，開阡陌」，從而為秦一統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變法有點相反，儘管數字飆升，政績遍地開花，但以更嚴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國富民窮，如此變法究竟有多大意義?朱熹說：「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形象之極。而最大的後果，是趙宋王朝人心的離散。四十多年後，北宋亡國。

再好的變法，也不能以犧牲普通百姓的生存為代價，於是有了芝麻級人物鄭俠以生命一搏繪製的《流民圖》。而名臣士子如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也無不反對。其實，在沒有王安石變法之前，他們也是改革派。見變法如此苛峻，他們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將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於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來了」，變法本來就有問題，小人們再在其中上下折騰，結果可想而知。

這時候，一個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覺剝削太重，心中不安，於是將大臣奏議中言及民間不滿新法的內容告訴王安石，王卻大不以為然。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