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紙不敢書

張大千 《愛痕湖》絹本 寬７６．２厘米，長２６４．２厘米，成交價1.008億元。（資料圖/圖）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畫壇，再無第二人能像張大千這樣，以一枝畫筆將中國與整個世界黏連。

與中國傳統文人畫相比，張大千的畫作更具有一種合併中西、海納百川的氣度，而這氣度背後，是張大千「漂泊」過大半張世界地圖的足跡。自1949年始，張大千羈留海外三十餘年，直至1978年他親自設計的摩耶精舍在台北落成，才結束了半生「在路上」的狀態。

從輾轉遷徙至塵埃落定，一口箱子記錄了張大千的兩段重要行跡。

這口箱子以木製成，箱上原為皮扣，因鎖頭鏽蝕而更換了金屬鎖扣。箱子一側貼著 「MOORE McCORMACK LINES」的航運標籤，起始地與目的地已模糊不清，但可知這是紐約一家著名的航運公司，開有巴西來往美國的航線。1971年，因張大千親自建造、居住的「八德園」被巴西政府以興建水庫之名徵收，張大千被迫離開定居近二十年的巴西遷往美國加州。此次遷居，是張大千人生與藝術生涯的一個轉折點。

另一段行跡被記錄在箱子的另一側。那是一張華航的標籤，目的地為台北。箱子封條上有 「民國六十六年」（即1977年）的字跡，彼時摩耶精舍尚未落成，張大千便迫不及待帶著箱子離開美國前往台北。到1978年張大千遷入摩耶精舍，這口箱子也隨之結束了半生漂泊，直至張大千去世都從未離身。此後，這口箱子就交由張大千的夫人徐雯波保管。

那麼，這口箱子究竟藏有何物，能以鏽蝕殘舊之姿伴隨張大千多年來跋涉千里？

從箱子上殘存的封條中，依稀能看見「舊紙」二字。開箱可見其中存有38卷舊紙，皆不著一字。攜一箱無字舊紙走天涯，聽來倒頗有些奇幻美學色彩。

在2016年中國嘉德香港春拍「謫仙館藏大千自存舊紙」專場上，這38卷舊紙拍出了1139萬港元的高價。若說這一成交價是因為有張大千的名家光環加持才高得如此驚人，其實並不全面。儘管在許多人眼中，「紙」不過是字畫的載體，真正的價值仍在於名家的紙上揮毫。因此收藏字畫乃是東方傳統，純粹地收藏「紙」便顯得小眾了些。但是在行家眼中，某些「紙」的價值絲毫不遜色於甚至高於字畫。

譬如此次拍賣中以330萬港元成交的三張極稀有六尺宋朝羅紋紙，平均一張110萬港元：

（資料圖/圖）

以61萬港元成交的宣德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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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9萬港元成交的六尺高麗金箋紙：

（資料圖/圖）

如此看來，張大千無疑是個收藏「紙」的行家，且眼光頗為毒辣。身為畫家，對好紙有所偏愛並非奇事一樁。奇的是，張大千對紙的熱愛，已趨近「不瘋魔不成活」 的境界。

愛紙成痴

張大千一生愛紙成痴，對紙的要求也高得近乎「苛刻」。

在1985年5月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書與畫》雜誌第七期《張大千先生論繪畫》一文中，張大千如數家珍地道出了自己喜愛舊紙的原因：

「紙的種類很多，唐宋以來，紙質大都堅挺，潔白，最能受墨，後來有麻紙，看來稍粗，但仍是很堅實，畫寫意畫是最相宜的。到明朝才有宣紙，是宣州涇縣所造，或謂是明宣宗發明的，所以又叫做宣德紙。它的質料是用檀皮做的，宜書宜畫，傳到近世，檀樹皮也用盡了，大半用稻草代替，看來雪白潔凈，用起來真不如意。所以我們喜歡用舊紙，並不是紙放舊了就好畫，實在是因為古人做事，不肯偷工減料，他的本質自然就好。」

如張大千所說，近世之紙「用起來真是不如意」，再加上戰亂連年，得到一張好紙的難度可想而知。若是偶得佳紙，張大千便會珍而重之地記載於畫作之中，因此其畫作中常可見「得乾隆內庫紙」、「偶得宣紙一番」等字樣，不難想像其落筆時的神采飛揚之態。

彼時中國的尋紙之難在藝術界促生了一陣「東洋尋紙熱」。張大千最喜愛日本東京一家叫「喜屋」的畫材店。2010年，著名旅日畫家朝鴻曾去拜訪「喜屋」店主人松下太太，彼時的松下太太已是皓首蒼顏，但依然清晰記得昭和26年（即1951）年初見張大千的情景：「他是中式打扮，中國人特製的長衫，留著長長的鬍鬚，很有男子氣的人。」張大千創作於1975年的潑彩巨作《潑彩朱荷》曾於2002年以2022萬港元創下此前中國近現代繪畫拍賣成交價的最高紀錄，其選用的泥金絹六折屏風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委託「喜屋」特別訂造的，色澤奪目，氣勢恢宏。

張大千對日本紙情有獨鍾。38卷舊紙中，就有日本蔴紋紙、六尺畫仙紙、三尺赤蔴紙、六尺薄鳥子紙、六尺極厚鳥子紙等數種日本紙。其中，「鳥子紙」甚得張大千喜愛。「鳥子紙」是日本和紙的一種，《下學集》(室町時代中期字典)中解釋了其名字來由： 「紙色，有如鳥卵，故稱之鳥子」。這種紙肌理細膩，質地平滑，極耐保存，與張大千所鍾愛的古紙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日本紙之外，張大千還藏有清邁紙、高麗金箋紙等舶來紙。可見，張大千的存紙木箱雖體積不大，卻頗有「搜盡天下好紙」之勢。

然而，遠渡重洋尋紙、各地探訪求紙，仍難以滿足張大千對紙的嚴要求、高標準。他索性擼起袖子自己造紙。

早在1939年，張大千就有過參與造紙的經歷。彼時張大千正為遠赴敦煌籌備宣紙，但是供應宣紙的安徽已因戰亂淪陷，張大千遍尋不得，幾近崩潰：「沒有紙，叫我去甘肅喝西北風嗎？！」無奈之下，只得聽從他人建議，退而求其次以夾江「粉連紙」應急。試用後，張大千雖覺效果不盡人意，但仍有改造價值，遂邀好友晏濟元同往四川省樂川市夾江石子清造紙作坊一探。而這「一探」，便促成了融書畫家與造紙家智慧的「大風堂造」蜀箋的誕生。比起原版紙，改造後的新紙拉力更大，韌性更強，抗水性更好。有此成果，張大千成就感爆棚，逢人便稱「徽、夾二宣，堪稱二寶」 。1983年11月，張大千與晏濟元所改良的宣紙被夾江縣人民政府正式命名為「大千書畫紙」。

有了此次造紙的成功經驗，張大千在1978年定居台灣後與故宮博物院江兆申共造「大風堂」和「靈漚館製紙」時自是更為輕車熟路。當時的造紙計劃原準備在台灣進行，但因當地造紙所用原材料的限制，張大千和江兆申決意遠赴日本，選用日本匠人，以求紙質保證。從選原材、處理紙漿，到上膠、水印……每一道工序二人都親自琢磨、研究。經過反覆的試用和配方的調校，最終進行批量的生產。

愛極一種物件的終極表現，便是從物品的使用者轉變為製造物品的匠人。

（資料圖/圖）

人間萬無一

好紙不常有，而對好紙的執念，早已烙在了中國文人的骨子裡，跨越千年仍可神交。

除張大千外，從「用紙者」轉為「造紙者」的另一愛紙者，當屬南唐後主李煜。

據宋人王辟之《澠水燕談錄》卷八載：「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其中，「澄心堂紙」便是李煜最為鍾情的一款紙，其喜愛程度甚至到了「非澄心堂紙不書」的地步。此紙「膚卵如膜，堅潔如玉，細薄光潤」，用來形容美人也不為過。西漢有劉徹金屋藏嬌，南唐有李煜金屋藏紙。這位南唐後主大手一揮，便辟御書房「澄心堂」來貯藏心愛之紙，這便是「澄心堂紙」之名由來。

不僅如此，從清人趙宏恩《江南通志》中「後主有巧思，制澄心堂紙，時甚珍之」可知，李煜還參與了「澄心堂紙」製造。野史記載了一段李煜的造紙軼事：為求得心目中的理想用紙，李煜四處搜羅造紙名匠。彼時宣州有位小有名聲的造紙匠，名為蔡小二，自小勵志要成為「蔡倫第二」，便被李煜招入宮中。在蔡小二面前，愛紙如命的李煜並非一國之君，當他脫去黃袍，穿上圍裙，完全就是一名打下手的造紙小匠，二人形影不離，共同研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論史料的真實性如何，都能看出這位南唐後主對好紙的痴迷比起張大千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澄心堂紙」百世流芳，可不僅僅是因為掛了個李煜的名頭。

因品質卓越，「澄心堂紙」被稱為中國造紙史上最好的紙。北宋史學家劉敞在任揚州太守時，有幸得到百張澄心堂紙，興奮之態難掩：「當年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流落人間萬無一，我從故府得百枚」。不忍獨享，便分了十張紙給好友歐陽修。

歐陽修得紙後也驚嘆不已，追問道：「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瑩膩卷百枚？」，惜紙之情溢於言表：「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識哉」。反正不忍落筆，索性又送了兩張給梅堯臣，並且寫信「責怪」劉敞偏心，有紙居然不寄給咱們「詩老」（歐陽修對梅堯臣的敬稱）。梅堯臣得到兩幅「澄心堂紙」，也是激動萬分，當即揮毫寫下「滑如春冰密如繭，把玩驚喜心徘徊」，以示感謝。收到「澄心堂紙」所帶來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可延續至明朝：明朝書法家董其昌得到澄心堂紙時，反應如出一轍，戰戰兢兢地提筆醞釀半晌，才長嘆一聲道：「此紙不敢書！」

可見，一張好紙在文人的心目中，早就超越了「使用」的價值，泛著神聖不可染指的光芒。

在好紙面前，中國文人的表現是極其可愛的。除了文人，還有誰能在面對一張看似「毫無價值」的白紙時，發出「輕似蟬翼白如雪，抖似細綢不聞聲」這般迷醉的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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