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動怒徹查偽孫嘉淦奏稿案真相

乾隆皇帝在位時，捕風捉影造出的文字獄多達百餘起，如脫韁野馬不可控制。但是在260多年前，有一場殃及全國最終止於江西的文字獄十分特別。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後，民間出現了一個假託是工部尚書孫嘉淦寫的奏稿，稿中的內容「五不解，十大過」，直指乾隆帝，全國皆爭相傳抄偽奏稿。

偽稿斥乾隆南巡擾民

1753年2月，滿清江西千總（清代正六品武官）盧魯生病勢沉重，被「速正典刑」，被押解進京的南昌守備父子遭遇了同樣命運。最終當朝將盧魯生千刀萬剮，兩個兒子處斬，受牽連定罪下獄的有一千多人。

禍端起於兩年之前，也就是乾隆十六年。與現在熒屏上英明果斷、風流瀟洒、知識淵博、慈愛純情的乾隆皇帝形象不同的是，盛世下血腥的文字網越織越密。根據學者陳東林、徐懷寶研究，當時在社會上流傳著一份偽造工部尚書孫嘉淦名義的奏稿，主要內容是指斥乾隆皇帝有「五不解、十大過」，對乾隆皇帝本人和他執行的政策及朝廷權貴重臣進行尖銳的抨擊和無情的彈劾，成為當時為世人所矚目的重大政治事件。

時至今日，偽稿原文已經難以找到，但專家對這份在民間廣泛流傳的偽稿內容進行了進一步分析。首先，指責乾隆南巡。歷史上乾隆六次南巡，是其在位六十年的重要政績之一，功過難有定論。但此舉給江南官商民眾造成了嚴重的騷擾和負擔，從而引起激烈的反對。其次，偽稿指責乾隆冤殺大臣張廣泗，為其鳴冤。而在民間秘密流傳的同時，偽稿又逐漸添加了新的內容，直至清晰地列出了「五不解十大過」。如同一個炸彈，產生了令人震撼的影響，全國十八省皆爭相傳抄偽稿，在全國蔓延，終於被當局發現。

稽查文字獄再興起

乾隆十六年六月，雲貴總督（清朝時期對統轄一省或數省行政、經濟及軍事的長官稱為「總督」）碩色首先密報乾隆皇帝，並說該稿是到雲南的過客抄錄傳播，所抄傳內容假借大臣名義。碩色將傳抄的偽稿一同呈報給乾隆。

學者認為，乾隆帝剛即位時，還在做一些籠絡人心的事情，首先下令刑部將懸掛在菜市口梟示的汪景祺頭骨取下「制竿掩埋」，接著又降旨赦免了被發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親屬。為避免再發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獄，乾隆帝暫時聽從山東道御史曹一士「請寬妖言禁誣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議：今後凡告發旁人詩文書札等悖逆譏刺的，如審無實跡，一律照誣告反坐；如果承審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獄的，以「故入人罪」論。不少文人紛紛上表稱頌乾隆此舉英明。

但是就在乾隆十六年孫嘉淦偽稿事發後，文字獄終於死灰復燃。乾隆皇帝聽說雲貴總督碩色奏報偽稿案之後，認為這份偽奏稿假託重臣名目，捏造皇帝批語，純系大逆惡徒狂悖之舉。但是，又不想公開追查此種，直接把矛頭對準他本人的激烈言辭，還因偽奏稿在其他處尚未發現，故追查也沒必要全面鋪開，於是責令步兵統領舒赫德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貴州等省的督撫秘密緝訪。

為什麼假冒對象是孫嘉淦？陳東林、徐懷寶等學者研究認為，究其原因，孫嘉淦其人確是一個很好的掩護。孫嘉淦歷任侍郎、尚書、督撫，直至協辦大學士，他素以正直能幹、敢於直言而聞名，晚年在官民中有相當高的聲望。不過，孫嘉淦就算再敢直言，類似於「五不解十大過」內容卻是絕不敢言及的。

史料顯示，偽奏稿事發之後，乾隆雖未加罪於他，但孫嘉淦一直惶恐不安，從此獨處密室反省。在偽稿案結後數月，在鬱鬱寡歡中死去。

緝拿撰稿元兇成難題

就在乾隆下令追查的同時，八月還沒過完，直隸、四川、山東、湖北等省發現偽稿的密奏紛至沓來。山東按察使揭發山東四月就已發現偽稿，卻被巡撫准泰敷衍了事，見案已大發，乾隆更為惱怒，立刻命令戶部侍郎（約當於今日的財政部副部長）兆惠馳異前往，將准泰拿問，押解進京；又接連出現山西、湖南、浙江等地督撫「僅視為尋常事件」，上下隱瞞。而此時的乾隆見偽稿在全國範圍內流傳，已是草木皆兵、疑心重重。

至乾隆十七年，對偽奏稿的追查已形成了全國範圍的高潮，超過了一般文字獄案的規模。一時間各省查出偽稿傳抄的奏報像雪片一樣，飛送京師。到該年的年底，各省已查拿了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廣、江西為最多。專家分析，此次文字獄不同之處在於，首先波及地域大，發現傳抄偽稿的省份，據檔案記載，內地十七行省無不包括。其次，涉及的人員十分複雜，從各省奏上的案例來看，還有上至二品提督官員牽涉其中。

在這種情況下，秘密查訪已經不可能了，從乾隆十七年以後，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緝訪轉向全國性的公開嚴查。然而查來查去，涉嫌者及傳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責，就是將責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嚴刑逼供下則認罪，松刑又喊冤，使案情紛繁複雜，一直沒有結果。

處死江西千總匆忙收場

終於，這件事情在江西找到了一個合適收場的時機。乾隆十七年十二月間，江西巡撫鄂容安奏報查獲千總盧魯生父子傳抄偽稿，乾隆立即命令將其押解進京。

千總在清朝只是武職中的下級，位次於守備。經軍機大臣審訊，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備劉時達。據劉時達稱，乾隆十五年七月間，其子劉守朴任浙江金華縣典史（知縣下面掌管緝捕、監獄的屬官）時，遣家人送寄家信，信內附有孫嘉淦奏稿一張；乾隆皇帝認為劉守朴傳遞偽稿的時間為最早，命令加大力度查辦，又指示兩廣總督將第一緊要之犯劉守朴速押解進京。

根據學者陳東林、徐懷寶研究，乾隆此時也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替罪羔羊藉以收場。早在此前，由於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圖勸諫。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御史（監察性質的官職）書成上奏稱偽稿一案株連太廣，懇請將現在被羈押的犯人釋放，讓各總督嚴格秘密走訪各省防止類似案件發生。此語切中要害，但照此辦理，又無異於宣告一年多來全國興師動眾追查的失敗，乾隆絕不能就此作罷，於是將書成革職交武備院執傘苦差處服役。而江西千總盧魯生的線索冒出來後，很快就有了結果。

兩個月後，盧魯生即以主犯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劉時達等人秋後論斬，同時審理不力的大員如江西巡撫鄂昌、按察使丁廷讓、知府戚振鷺等俱革職摯問，也都交刑部治罪。至此，這場轟動全國的「偽孫嘉淦奏稿案」似乎已告結束。

後來史學家認為定罪江西官員，該案疑點重重，從偽稿的彈劾對象來看。據《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五載是「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公訥親等。」，但令人不解的是，鄂爾泰死於乾隆十年四月，徐本死於乾隆十二年，訥親於乾隆十四年被殺，僅存的張廷玉也早被抄家產。試問盧魯生、劉時達二人為何仍要在乾隆十五年冒著滅門之禍對一些已死或已無權之人提出彈劾呢？

縱然疑點未消，這起文字獄早已隱沒在歷史洪流之中。然而，指斥皇帝「十大過」，一般官員想都不敢想的偽奏稿能夠廣泛流傳，似乎已經說明乾隆盛世下的暗流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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