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柏希和與敦煌

文化 08-09

在路上柏希和與敦煌

由於清朝的腐敗，敦煌的偏遠，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沒有及時為中國學者所知。

1907年和1908年，藏經洞的精華先後被斯坦因（A.Stein）和伯希和（P.Pelliot）攫取到手，運送倫敦和巴黎。不論斯坦因還是伯希和，在他們攫取到這些古老寫卷的時候，就對其學術價值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因此他們也知道自己雖然付了一點錢，但獲取這樣巨大的寶藏對於中國人來說一定是一種傷害。可是當時的中國學者對他們拿去了多少東西，卻瞭然無知。甚至就在1908年8月伯希和經過北京時，繆荃孫聽到伯氏說：「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寫經七千餘卷，渠挑出乙千餘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書，回紇人書，宋及五代刊板。」或許是伯希和所說對於關注中國四部典籍的清朝學者來說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地方，也可能因為當時沒有看到實物，因此，繆荃孫只說了一句「奇聞也」，（註：引文見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條，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冊，第2118頁。）而沒有當回事。

1909秋，伯希和由河內再度來到北京，隨身攜帶著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沒有隨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寫本四部典籍、古文書等。這次，羅振玉等人得以親睹敦煌古寫本的真貌，大為驚嘆。

羅振玉、惲毓鼎的態度應當可以代表當時中國學人的真正態度，即法國人伯希和將敦煌古書捆載而去，是極其可恨的事。羅振玉覺得可喜的一點是，他們可以從伯希和那裡影印、傳抄其中「小半」部分，殊不知伯希和帶到北京的，只是其敦煌所得漢文文獻約五千件中的幾十件而已，這還不包括當時中國學者不知道、更不了解其學術價值的藏文、回鶻文、粟特文、于闐文等各種語言文獻和美術品。如果中國學者真的知道伯希和以及此前已經被斯坦因攫取到手的敦煌寶藏的真實情況的話，想必更是悲恨交加。
還有一個可悲的事情，就是羅振玉等人從伯希和處聽說石室尚有存者之後，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自己親自去一趟敦煌，而是向官府打報告，派甘肅巡撫去搜檢。結果官府辦理此事者馬虎其事，讓王道士窩藏了不少，路上還有遺失。

可以說，清末中國的學者是書齋中的士大夫，完全沒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樣的學術敏感，也沒有任何專業考古學的訓練，所以敦煌寶藏的流失是那個時代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