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楊——一位特立獨行的良心導演

李楊，1959年生，陝西西安人。1978 年考入國家話劇院，1985年考入廣播學院導演系。 1987年自廣播學院退學後，赴德國西柏林自由大學攻讀藝術史。其後，在慕尼黑大學專修戲劇影視理論。1992-1995年，在科隆完成導演碩士學業。

在學習期間，他為德國電視台拍攝三部紀錄片，《婦女王國》(記錄摩梭族的走婚制)《歡樂的絕唱》(記錄哈尼族的喜慶葬禮，描述其死亡的觀念)，並為抗戰50周年創作紀錄片《痕》。

他的主要紀錄片作品有《婦女王國》、《歡樂的絕唱》、《痕》。2003年完成電影處女作《盲井》，該片獲第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銀熊獎，第5屆法國杜維爾亞洲電影節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演員、最佳影評人、最受觀眾歡迎等五項大獎，第2屆美國紐約崔貝卡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2003年荷蘭海岸電影節獲得最佳影片和文學大獎，2003年塞爾維亞電影節獲得最佳導演，最佳編劇大獎，比利時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布拉提斯拉瓦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第2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銀火鳥獎，第57屆英國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優秀電影獎，金馬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最佳新人獎，挪威貝爾根國際電影節評審團獎等三十餘個國際獎項。在法國《電影》雜誌評出的2003年全球十佳影片中，《盲井》排名第二，但一直沒有獲得內地公映的機會。時隔4年，完成「盲」系列的第二部《盲山》，並首次在在中國內地正式公映。

2002年，旅德15年的李楊自籌了300萬拍了他的第一部電影《盲井》，強烈的批判現實主義精神以及對人性深刻的揭露，給人留下了極深的印象。2007年，李楊帶著新作《盲山》再戰銀屏，入圍戛納電影節，同時影片也第一次登陸國內院線。

《盲井》和《盲山》的題材都是比較黑暗的，但是在李揚導演的解讀中，自己的《盲》系列其實是比較溫暖的。

提到電影為什麼不用「瞎」字而用「盲」字，李楊說：因為瞎和盲不一樣。因為瞎，是一個目字旁一個害，害就是一個病理狀態。瞎字，目有病了，就是瞎了。但是盲字是心理層面的，我們說盲區、盲點。但不是說看不見，而是以視而不見為盲。我們的精神可以死亡，這個亡和死是不一樣的。亡，不僅僅是死，精神層面的亡也是亡。所以很多中國的字里，亡很多時候是精神層面。我覺得這個盲非常有意義，它有一種哲學上的意義。

《盲井》是王寶強的處女作，也是這部作品讓年僅16歲的王寶強正式進入演員行列。李楊2001年初遇王寶強，他當時在劇組混，跑龍套，當群眾演員，不是每天都能保證有機會賺錢，經常會飢一頓飽一頓。李楊就是看中他的生活經歷跟《盲井》中的角色有一些相像之處，加上他身上有很多質樸的東西，所以選中王寶強做這部電影的主演。

李楊對王寶強的評價：我覺得他是個挺好的演員，非常努力，而且他能吃苦。比如說在拍《盲井》的時候好多演員都跑了，劇組散了一半，工作人員也跑了一半，但是王寶強堅持下來了。

當然拍《盲井》時王寶強也動搖過，雖然有保護措施，但是還是太危險了。王寶強在猶豫動搖的時候，李楊跟他聊過，最後他還是聽從了勸告。這個決定也改變了他一生，這才有了後邊的《天下無賊》等等。

德國留學歸來之後，李揚馬上傾盡所有籌划起《盲井》的拍攝，拍攝背後的艱難和辛酸難以想像，李揚甚至二度與死神擦肩而過，在劇組跑了大半的情況下依然堅持拍攝。而在這個過程中，李揚目睹的現實卻比自己的電影更加殘酷。

李楊是87年出國一直到2001才回國。求學路上學到了很多東西。他不僅一直關注中國的變化，更關注這種變化對人的心理，對人與人之間的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造成的影響。

拍攝《盲井》時李楊有兩次遇到了生命危險。第一次是在採訪的過程中，因為不了解煤礦工人，也完全不了解煤礦。於是他找了很多的關係去到真正的礦區採訪。但是他被誤認為是暗訪記者，被一群帶著兇器的人圍了很長時間。最後終於通過朋友的幫忙把他解救出來了。李楊2001年去採訪，那時候他們還不敢打記者，但是把記者殺了的可能還是有的，在那悄悄的把人滅掉了誰也查不出來。這是第一次死裡逃生的經歷。第二次是在電影拍攝的時候，有一個礦在昨天拍完走了之後就塌了，還砸死了人。在井下的時候，塌方是經常的，有一次拍攝間隙，工作人員累得不行就躺在地下了，李楊說不能在這坐，就把他們趕過去。剛走，離那個地方不到兩米，就有磨盤那麼大一塊煤塌下來了。但是作為一個導演，李楊只能故作鎮定繼續拍。第二天早上跑了20多人，錢都不要就走了。

李楊覺得現實要比電影更殘酷。跟現實相比，《盲井》已經被美化多了。當時死一個人給幾千塊，最多的給一萬多，電影里設定給三萬已經很高了。如果沒有家屬，悄悄地就給埋在亂墳崗，這個人就消失了，無論如何是找不到的。那時候的礦工也不用身份證，去了就挖煤，也沒什麼通訊手段，人就這麼消失了誰也不知道。李楊說過一個他自己真實的經歷，他遇到一個礦工，這個礦工一年就從礦下上來兩次，因為是計件給錢，他為了多賺錢就不上來，讓別人帶一些東西，睡覺就躺在下面。因為是底下三四百米，很熱。他就跟野蠻人一樣，光拿一片麻袋布很粗的那種裹在身上。他不需要衣服，也不洗，除了牙好像還白一點，其他全是黑的，比黑人還黑。李楊問他為什麼不上來？他說，哎，我不上來每天就可以節省四個小時，就可以為家裡多賺點錢。事實就是這樣，他們的生活非常艱苦。

關於對於電影的看法，李揚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在李揚的理解中，統一了批判和讚美，駁斥了對藝術片和商業片的二分論。在李揚的眼中，電影對於自己，是一個單純的夢想，是一個與中國密不可分的夢想。

李楊認為電影就是講故事，故事有批判也有歌頌。他個人對批判的東西感興趣，是跟自己的閱讀經歷有關係，他最早喜歡的作家都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再一個，他覺得電影應該服務於大眾，電影鏡頭要對準一般的百姓，講述他們的故事，這樣更能接地氣。至於是不是陰暗面，他覺得批判不好的東西就是讚揚美的東西。歌頌是正面地說，批判是反面地說。其實意思都是一樣的，都是要達到一個目的，都是要歌頌真善美，批判假醜惡。

當提到會不會考慮之後拍一個比較娛樂的片子，還是會一直堅持自己的風格時，李楊回答：不會，我沒有風格。我才拍兩部就提早把我定了風格，我好悲哀啊。這幾年找我拍的都是農村題材的電影，我又不是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導演，不是農村專業戶。給我的那些劇本我都拒絕了。我會拍一些很娛樂，甚至可能拍搞笑的喜劇，各種片子我都會拍。我覺得既然這是我的職業，我就做一些不昧良心的事，昧良心的電影我肯定不拍，這是我的底線。我記得古人有一句話我非常贊同：「不為帝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這是我的座右銘。

李楊的確是一個被市場嚴重低估的導演，他的被低估，是因為他不妥協於現實。拍了兩部電影，因為觸及社會陰暗面，被官方特意壓制，基於中國當下的社會條件，這麼干幾乎就是死路一條。然而，他還是承擔起了一個電影人應該有的責任。所以這十幾年來，他只拍了兩部電影。有人說過，中國的好電影，都在禁片里，去看看李楊的這兩部禁片，你會發現這句話真的是真理。中國不是沒有好導演，也不是不能拍出好電影，只是現實如此，好導演不會出頭，能出頭的，又拍不了好電影。

因為不太融入電影圈，李楊的行業互動很少，明面上也鮮少有他的新聞報道。《盲山》和《盲井》都是農民題材的文藝電影，根據其它導演的同類型片子，都是十分沉悶的。然而在李楊的視角里，敘事節奏上，絲毫不覺得沉悶，相反的，他把藝術片拍出了商業味。能把藝術片拍出商業味的一票導演中，除了姜文，我覺得當屬李楊了。李楊的才氣，就是缺了一位仰仗他的像馬珂一樣的製片人，這才沒有像姜文一樣票房口碑雙豐收。李楊的《盲井》用了不到40萬美元，他為了拍《盲山》甚至還抵押了房子。有人問李揚為什麼要拍《盲井》，拍攝初衷是為了反映中國人的生存狀態，還是揭露礦難？他的回答是，為了圓他的電影夢。李楊的哥哥曾說他：「你拍這玩意幹啥，學學張藝謀，馮小剛，拍點賺錢的。」消費主義時代，誰會花50元錢找難受呢，甚至誰會花10元在盜版攤子里找這樣的片子看呢，10元錢，你有無數的選擇，但李揚絕對不是拍不出市場認可的商業片，一個諳悉敘事節奏的導演，怎能不懂觀眾的心思？

當中國的電影業全都拙劣的模仿著西方的作品時，當中國的導演以為宏大的場面就是各種特效鋪天蓋地時，李楊的電影給了觀眾不一樣的感覺。一個健康的社會裡除了瘋狂的逐利者，還應該有李楊這樣的人。堅持拍攝底層現實的導演越來越少了，李楊睽違十年，再次出手，有妥協、有圓融，但關注現實的初心未改。第三部作品，沒錢請好演員，導演也只能自己上陣。很多人抱著看前兩部的心態看第三部，結果很失望，但我們應該知道，現實題材影片在政治和商業的雙重擠壓下，已逐漸在影院里消失殆盡，李楊依然在堅持做著費力不討好的事，觀眾應該珍惜愛護這樣的導演，不能讓好導演從這個社會上徹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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