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農民為什麼要造反？用全國七分之三的耕地承擔幾乎所有的賦稅

1644年3月，李自成率領農民軍攻入明帝國的首都北京，明朝崇禎皇帝走投無路之下選擇了自縊。但李自成並沒有坐穩江山，反而是關外的清朝擊敗了李自成，入主中原並給中國帶來了無盡的災難。現在的人一直對李自成的農民軍持批評態度，認為是這群流寇毀了大明朝，但是這些需要思考一個問題：明朝為什麼會出現「流寇」，老實巴交的農民們為什麼要造反？

一、明朝後期的政治糜爛，土地兼并情況嚴重

在16世紀後期，萬曆小皇帝朱翊鈞即位之時年僅10歲，自然無法處理政務，國家政事由內閣首輔張居正處理。為了挽救統治危機，張居正主持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重新丈量土地，使那些隱瞞下來的耕地重新浮出水面；此外推行了一條鞭法，推行賦稅改革。在他的主持下，社會經濟有所恢復，但是在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改革立刻終止，一切又都回到了原點。既然張居正死了，那貴族和官員們再也沒有顧慮了。

萬曆皇帝自己的皇莊就遍布京城各地，擁有耕地3萬多頃。那些分封在各地的親王們就更加不像話了，分封在成都的蜀王佔據了都江堰附近耕地的70%，因為這些地區十分方便灌溉，具體有多少耕地呢？相當於四川地區11個縣的總面積。分封在開封的周王更加絕，開封地區50%以上的耕地成了周王的私產。萬曆皇帝的弟弟潞王分封在河南衛輝，幾乎佔盡了該地區的耕地，多達4萬多頃。萬曆皇帝的姑姑榮昌長公主，擁有耕地37萬多畝，但她竟然還告訴萬曆皇帝自己「勉強糊口」。除了貴族，太監們也沒有閑著，他們普遍接受民間的投獻，大太監的手裡最少也有一兩千頃耕地。各地的官員們也沒有客氣，明朝後期幾乎每一個像樣的地方官手裡都有那麼幾百頃耕地。最後統計的結果讓人觸目驚心，這些土地加在一起佔了明朝總耕地面積的七分之四，關鍵在於這些土地不用繳納任何賦稅。換句話說，可憐的農民們要用剩下的七分之三的耕地分擔幾乎所有的賦稅。

二、戰事吃緊層層攤派，地方官員橫徵暴斂

萬曆後期，由於這位皇帝平時不理政務，在位的48年中有20年不上朝。一些上奏致仕的官員遲遲得不到批複，便自行離去，而萬曆皇帝認為少一個官員就少發一些俸祿，何樂而不為。這樣的情況天長日久，致使大明朝的官員缺額達到了四分之一。監督和審查機構也同樣如此，這就為官員貪贓枉法開了方便之門。

明朝後期，戰事頻發，而明朝的國庫又無法承擔這些巨額軍費，於是只能向農民進行加征。從萬曆末期至崇禎時期，明朝一共向農民加征了1670多萬兩白銀的賦稅，這些賦稅全部要有農民們分攤，那些貴族、官員們擁有大量的土地卻不會掏出一文錢。此外到了明朝後期，朱明皇族的人口已經達到了幾十萬，這些人也要靠農民們來養活，而且這些付出是額外的，不在賦稅之內。既然有機會貪污，官員們才不傻，朝廷下來的賦稅指標級級增加數額，到了最低級的徵收部門，徵收的數額已經是朝廷要求的三倍以上。官員們只需要向朝廷繳納三分之一，剩下的被他們私分了。

農民們負擔不起，開始出現逃亡。而地方官員為了完成數額，便將逃亡農戶需要承擔的賦稅再次分擔到周圍幾戶頭上。老實巴交的農民們只希望好好生活，不到迫不得已誰也不想背井離鄉的逃亡。這樣的殘酷壓榨之下，到了崇禎登基之初，已經出現了整村整片的農民逃亡，最後一些中小地主也不堪重負被迫開始逃亡。一位前往北京上任的官員，在奏摺中心急如焚的記述了河南這個中部大省的情況：他一天走了六十里路，沒有發現一個耕夫，道路兩邊的耕地已經長滿了野草。可見百姓逃亡情況有多麼嚴重。

三、各種自然災害成為壓垮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萬曆末年，中國發生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旱災，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湖南、湖北甚至江浙地區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旱災；尤其是山東和河南地區，萬曆43年，這兩地區幾乎顆粒無收，起初農民吃些乾草和樹皮，最後開始人吃人。山東地區的舉人們赴京趕考，滿含血淚的乞求朝廷救濟，卻毫無迴音。到了崇禎時期，陝西地區大旱，頭一天埋葬的死者，第二天就被其他人挖出來吃了。而朝廷為了平定各地已經發生的小規模農民起義和關外的後金，只能繼續增加賦稅的額度。

在崇禎初年，已經有遠見的官員看出了這個問題，並表示秦漢唐元等王朝都是從內部先瓦解的。但是崇禎皇帝一心想做一個中心之主，要平定內外，就只能繼續增加賦稅。也就出現了賦稅越征越少，農民逃亡越來越少的惡性循環。這樣的統治下，農民怎麼能不反？這也是明末農民起義接連不斷、怎麼都無法平定的根本原因。「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道理不只是說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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