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軍事造詣到底有多高？

哲理 09-10

Sept.

灼見（微信號：penetratingview)

更高級的模仿是一個「分塊練習+加入初步思考」的過程，即通過領域細分，個個擊破，進行模仿升級。

作者丨

羅斯·特里爾

41年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詩人、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毛澤東去世。

他引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領導中國人民開闢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開創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奠定了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為開創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1931年夏天，毛澤東寫了他最抒情的詞之一--《反第二次大「圍剿」》,這個題目對如此令人激動的詩句來說好像太平淡了：

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

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

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毛澤東和朱德或許能擊退蔣介石,但是要擊退28個布爾什維克就困難得多了。1931年這一年對毛澤東來說是有吉又有凶。他把人民戰爭付諸實踐,很有成效。但是中共黨內的形勢卻是不祥的。

毛澤東利用黨內多變的情況而享有運作活動的空間。

中共的總部遠在上海。江西蘇維埃政權是新形式的政權。一段時間裡,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大多數方面不受黨的權威的制約。1931年軍事危機的氣氛延長了它可以自主的時間。

所有這一切都反映在瑞金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這是共產黨至此組織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在十月革命勝利14周年紀念日的1931年11月7日清晨,610名代表在開幕式上舉行了遊行。

28個布爾什維克在大會上是一股力量,但是他們不能控制大會。毛澤東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這個脆弱的政權把中國中南部的幾十個蘇維埃——大多數都很小——聯結在一起,進行有希望的合作)這是到此時為止毛澤東得到的最動聽的頭銜。他是一個政府的首腦,雖然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聽說過這個政府或這位主席的存在。他被夾在兩個副主席之間,其中之一是張國燾,他是地主的兒子,毛澤東好像總是跟他意見不一致。此外,毛澤東失去了對軍事事務的直接控制權。

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得到莫斯科的認可,加強了他們對中共古怪的組織結構的統治。1932年,他們採取了合乎自己邏輯的一步。中共總部從上海搬到江西,這裡是中共精神最活躍的地方。這對毛澤東是個打擊。「從1931年到1934年,」他後來宣稱,「我在中央根本沒有發言權。」

28個布爾什維克對毛澤東有什麼可反對的?爭論的主題還是兩個老問題:軍事戰略和土地政策。

在落後的中國,槍杆子和農民群眾在革命的未來這一天平上的分量是最重的。28個布爾什維克無論在軍事政策或土地政策上,都沒有遠離李立三基於書本的夸夸其談。

在28個布爾什維克的眼中,毛澤東只是個農民游擊隊員,他的隊伍有點像遊民的烏合之眾,他戰術上的靈活性——「敵進我退......敵退我追」——在他們看來是完全無視佔領根據地。「要佔領關鍵城市!」他們這樣叫喊,就好像從未發生過1927年和1930年那樣的事。

在江西,毛澤東修改了他的土地政策,以適應其人民戰爭政策的需要。

「魚」需要「水」,沒收財產應該有分寸,不可疏遠中農。對於28個布爾什維克來說,絕望地攤開他們優雅而年輕的雙手是件很容易的事。毛澤東採取的是一條「富農路線」。

28個布爾什維克對中國共產黨前10年沒有任何記憶,他們也沒有因此而受過傷。但另一方面,他們說的並非不真實。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批評在技術上講是有根據的。

毛澤東確實把封建的現實(例如氏族)織進了他農村領地的掛毯之中。

毛澤東甚至在語言上也與28個布爾什維克進行鬥爭。他認為只是把「蘇維埃」和「布爾什維克」音譯成中文是沒有意義的,對普通農民來說,這是天書。很多人都以為「蘇維埃」是某個人的名字,而布爾什維克不像是中國的東西。毛澤東盡量少用「布爾什維克」這個詞,而對「蘇維埃」,他選擇了一個對普通中國人來說含義更具體的詞:「工農兵代表會」。

到1933年,毛澤東受排擠,不能再參加制定政策(雖然他保住了政府頭銜)。40多萬蔣介石部隊開始進行第四次「圍剿」,但這次不是毛澤東負責反「圍剿」。

負責人是周恩來。1932年10月在寧都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已取代喪失信任的毛澤東擔任了紅軍的總政委。在這些年裡,周恩來沒有站在毛澤東一邊。他相信陣地戰,當時的口號就是「禦敵於國門外」。

他覺得毛澤東偏執古怪。在寧都會議上,兩人之間有過激烈的言辭之戰。周恩來肯定不像毛澤東那樣願意頂著28個布爾什維克洶湧的潮流游泳。紅軍擊退了蔣介石的第四次進攻。這次勝利究竟是周恩來在28個布爾什維克啟發下採用的方法所取得,還是毛澤東、朱德戰略的殘留影響的結果,這是中共歷史上莫衷一是的爭論話題。無論如何,這次勝利加重了毛澤東的孤立。他的「膽怯的游擊主義」此後被認為像自動化時代的手動紡車一樣過時了。

1933年4月召開了一次反「圍剿」勝利之後的會議。會議在毛澤東軍事聲譽的棺木上又釘了幾個釘子。毛澤東沒有出席會議,他得了瘧疾,挫折又一次把他引向病床。

那個基督徒醫生來了,命令毛澤東住四個月的醫院。他不到四個月就好轉了。不久,他就責備傅連暲點的菜太浪費:「我們絕不可忘記現在在打仗。」這次是醫生看上去生病了。「突然,」傅回憶說,「我的臉紅得像個胡蘿蔔。」

1933年,毛澤東寫出《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這是很長時間以來出自毛澤東筆下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第一次寫這個話題。毛澤東失去軍事事務的控制權以後,就以學徒般的認真態度致力於基層的民間事務。

他騎著馬巡視蘇維埃地區,計算糧食的擔數,組織食鹽走私小組到蔣管區偷可能得到的咸鹽。他傾聽農民講話。

中央委員會發動了一場運動,要把紅軍建成一支100萬人的部隊(在1933年初還不到50萬)。它計劃在每個根據地周圍都建起土牆,稱作「銅牆鐵壁」。毛澤東提醒說,這樣建設部隊會從農田裡奪去所需的勞力。他還認為這些牆會把紅軍鎖在陣地戰中。「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他在講民生問題的一個報告里問道,「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日本的侵略烏雲又開始籠罩中華大地。它像遮住太陽的一片烏雲,使得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作戰顯得十分古怪。他們究竟在為什麼而戰?難道這比保護中國不受外敵侵略更可貴嗎?

東京邁出了侵略它覬覦龐大鄰國的第一步,這被微妙地稱為「九一八事件」。這件事最初的結果是稍微分散了一點蔣介石「剿滅」紅色分子的注意力。它的長遠影響的確是重大的。

毛澤東的民族主義沒有退潮。在中共領袖中,幾乎只有他一個人在農民集會上講反對帝國主義。他警告說,國民黨乾的最壞的事情之一,是和外國人結成同盟,並敞開大門讓外國人來統治中國。

1932年4月,毛澤東和朱德對日宣戰。這在當時讓人(中華蘇維埃之外聽到這話的少數人)聽了發笑,但是十年以後,這看上去就像是天才的一筆。

但是毛澤東是有眼光的。

他的目標不是抽象的社會主義方案,不是俄國革命的重複,並不是「另一個十月」就可以概括在江西山區里流汗流血的目的。他關於世界革命的夢想並不清晰。中國是底線。如果中國處於危險之中,那就沒有什麼比挽救中國更重要。中國沒有了,那麼一切關於革命的談論就只是沒有根的知識分子的空談。

毛澤東開始側重於一項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計劃。他沒有必要的權力,只能進行一些思考。中央委員會沒有宣布對日作戰的聲明。的確,28個布爾什維克沒有一點民族主義的意思,他們認為日本對中國進攻的主要意義,是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聯的開始!

1933年12月,在福建省發生了一場悲劇。一支優秀的國民黨軍隊,蔡廷鍇領導的第十九路軍,轉而反對蔣介石。蔡想和日本作戰,而不是和中國同胞共產黨人作戰。他向中共伸出了試探的觸鬚。中共猶豫不決,對待福建造反者,內部有不同的態度,從不冷不熱到完全仇視。王明在他莫斯科的巢穴中譴責蔡廷鍇：「要想讓我跟他握手,除非我能向他臉上啐一口痰。」中共還沒來得及對蔡廷鍇稍作援助,蔣介石已經設法把英雄的第十九路軍消滅了。毛澤東肯定同情蔡廷鍇。他希望有一個廣泛得足以包括一切不反動的非共產黨愛國者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6年回顧這些時,他說中共沒有與蔡廷鍇聯合是錯誤的。

1934年1月,毛澤東拖著沉重的步伐來到瑞金參加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他是蘇維埃政權的主席——儘管到現在只是個有名無實的主席——因此他得宣布會議開幕。他盯著擠滿了一千名代表和用紅綠旗子裝飾的大廳。他看到「只有蘇維埃才能夠救中國」的標語。一排禮炮和一陣焰火啟動了會議議程。

毛澤東做了一個簡短而又古板的演說。演說缺乏他特有的清楚明了和獨創性。大會的所有決議都是在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事先做好的,而這次會議毛澤東不是沒有參加,就是沒留下什麼印記。

第五次「圍剿」已經在進行,但是毛澤東只是個旁觀者。

戰鬥計劃是德國人制定的。蔣介石急於最終解決問題,因而轉向希特勒求助;馮·西格特和馮·福爾肯豪森將軍現在是他的顧問。在28個布爾什維克掌握下的中共幾乎同樣急切地討好外國人;對蔣介石的抵抗由奧托·布勞恩(李德)指導,他是德國共產黨員,是共產國際送給中國革命的最新的禮物。

代表大會沉浸在王明空洞的樂觀主義之中。直到此時,李德操縱的戰役進行得還不錯,毛澤東只得把他對當時正在實施的陣地戰的懷疑憋在肚子里。他在主持大會時是個任期將滿而已經落選的人,沒有人對罷免他的主席職務感到奇怪。但是,他甚至沒能繼續擔任政府(人民委員會)的一個委員,這對毛澤東來說是個殘酷的重挫,因為他已經連續三年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

蔣介石開始達到他三年都沒有達到的「圍剿」目標。

如果敵人可以破門而入,那麼,「禦敵於國門之外」的夢想就會很容易地變成夢魘。這就是實際在發生的事情,表明了陣地戰的愚蠢。李德重視領土超過軍隊,結果他兩者都丟了。

1934年的春天並沒有給瑞金帶來歡樂。馮·西格特建起了碉堡和將碉堡聯繫起來的公路。這一計劃見效了,因為共產黨人也選擇把自己圈了起來。但中共太弱,裝備太差,不適合這樣的戰略;紅軍的機動性不足,不能一個一個地打擊國民黨軍隊中脆弱的部分。而且國民黨能對陷入困境的、給養困難的共產黨人施以可怕的經濟封鎖。

到了8月,中共所屬的70個縣只剩下6個,甚至長江也落入國民黨手中,很多紅軍軍官犧牲了。毛澤東幾乎不可能做什麼,他也不說什麼。有人說他的處境像西方理解的那樣———從1934年仲夏開始,他就蟄居在瑞金西邊於都山區的一個農舍里,被「軟禁」了。

有一天晚上,朱德部隊的一名軍官來跟毛澤東聊天。他帶來酒和一隻雞,這確實是那個困苦時期里的美食。他們大吃了一頓。

在毛澤東的農舍院子里,他們坐在柳條椅子里一口一口地抿著剩下的酒。當談話轉到緬懷往事時,毛澤東嘆了口氣,對這名他很熟悉的軍官說:「唉,現在不再是井岡山同志們的天下了。」

毛澤東試圖回到書本中。他隨意作些筆記和批註,他寫詩,而詩是他回歸永遠忠貞不貳的大自然的養心勝地,他教警衛員認字。但是,他不能使自己的精神解脫出來,總是惦記著美麗的山巒之外那些可怕事件的發展進程。在一個凄涼的時刻,他又病倒了。

他體溫高達41度。這一次瘧疾發作差不多跟1929年與死亡搏鬥的那次發作同樣嚴重(雖然博古輕描淡寫地說他得的是「外交病」)。從8月的一天到9月底,他都病得很厲害。除瘧疾之外,他還得了腸痙攣的毛病。他一定想過他是否還能好起來。

傅醫生帶著藥箱來到於都。有一天,傅醫生弄來一隻烤雞給毛澤東吃。毛澤東是個要求不高的病人,他反覆地說,對他來講,有個護士就夠了,用不著醫生了。他拒絕接受這隻雞。他讓傅醫生自己把雞吃了。

毛澤東硬是從傅醫生的病床上站起來,恢復了健康。他9月底離開於都時發現世界已破碎了。不過混亂也提供了一個不受人約束的機會。毛澤東當時很不被重視,但他還有牌可打。他是當時28個布爾什維克路線理所當然的「反對派發言人」。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贏的非常漂亮,他差不多確實剷除了中國的「共產主義災難」。

中共決定放棄江西。

毛澤東覺得這個決定過於「草率」。然而,決定是博古和李德做出的,而不是他。紅軍殘部要向西北行進,希望同賀龍領導下的一個湖南的蘇維埃相會合。面對事態這種痛苦的轉折,28個布爾什維克只能感到羞愧。毛澤東這才好不容易回到剛剛成立起來指揮撤退的軍事委員會裡。這是他東山再起的小小一步。至少和他差不多所有的同事比起來,毛澤東不那麼應該受責備。

紅軍像波濤洶湧的大海上一條沒有舵的船。8萬士兵(加上幾百名婦女)不知道他們正走向何處。他們許多人一定認為,他們只是在走向死亡。不少人都有心伺機叛逃。

長征就這樣開始了。

兩周以後,莫斯科發來無線電報,叫中共從江西撤離。除每個人都要攜帶的夠三天吃的大米以外,毛澤東還設法帶了一匹馬(是早些時候戰勝一支國民黨軍隊而得來的戰利品)、一把傘和一捆書。

他沒有帶他通常裝文件和地圖用的那個破舊的小文件包——在他同事的眼中,這是他的標誌。這很奇怪。他周圍的人把不帶那個小包看作是毛澤東悲觀情緒的跡象。

潮流那遙遠的盡頭已開始轉向對毛澤東有利，但這隻有很敏銳的眼光才有可能在1934年灰暗的最後幾個星期看得出。

確實,他在黨內的對手失去了一些勢頭(雖然博古和李德在長征開始時仍在掌權),但是就中國整體的關係來看，共產黨人就好像犀牛背上的幾隻虻蠅那樣不能預示未來。

中共黨外的大多數人(肯定還有黨內的一些人)認為，在1927年的失敗和江西根據地遭肢解以後，中共大勢已去。長征最初悲慘的幾個月並沒有改變這種預兆。

對毛澤東來說,他曾是這個根據地政府的主要領導人,現在要棄之而去,真讓他太傷心了。

另外,留下來的人——理論上他們的任務是抗擊國民黨,但實際上不可能期望他們能活下來。

毛澤東的弟弟澤覃是其中之一，他在任何場合下，都好像是毛澤東的影子。毛澤東在1932年和1933年被貶抑時，澤覃曾受到責備，而在毛澤東1934年實際遭軟禁期間,他一直站在毛澤東一邊。五個月之內,澤覃就死在敵人之手(不走運的前領導人瞿秋白也遭到同樣命運,他留在江西主要是因為患了肺結核)。

毛澤東還留下了子珍所生的兩個小兒子。紅軍的規定是,只有年齡大到能行軍的孩子才能隨隊撤退。毛澤東這對剛會走路的孩子,托給一家不知名的農民照看。他此後再沒有見過他們。

子珍是從始至終參加了長征的35個中共領導人的妻子之一。長征開始的時候,她正懷著第三個孩子，這個孩子顯然是在毛澤東遭軟禁期間懷上的。艱苦的跋涉對子珍的身體來說太殘酷了,實際上也毀掉了這樁婚長徵結束以後採訪共產黨人的一位英國記者岡瑟·斯坦因問毛澤東,他是否曾發現自己處於少數而不可能得勢的情況。「是的,我曾是少數派,」毛澤東回答道,「這種時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1935年,他的機會來了。

長征是在進行過程中才逐漸成形並有了策略和目的。長征在它結束很久以後才被人稱為「長征」，在開始時，那只是痛苦的撤退。「我們的目的，是擺脫『圍剿』並與其他蘇區會合,」毛澤東後來告訴羅伯特·佩恩，「除此以外,我們還深切希望自己能夠處在抗日的位置上。」

在行軍的每一個階段，壓倒一切的目的就是突破國民黨的圍追堵截而生存下來。長征面臨四個依次關聯的任務是每天必須考慮的：突破在江西的困境；與西邊的一個或多個其他蘇區會合；在中國的某個地方再建繼承江西蘇區的政權；在新的根據地代表全中國人民進行抗日。

中共領袖們只是在第一項任務上不吵架。這種不團結的破壞性的確太嚴重，所以長征還有第五項任務,雖沒有明說但卻至關重要,就是為中共建立新的領導機構。

長征中與敵人第一次大的遭遇戰，發生在毛澤東童年之夢的湘江岸邊。面對蔣介石強大得多的軍事機器，並因為蔣介石準確地預計到紅軍向西北的行軍路線，中共顯然損失了多達五萬餘人。受傷的人由於極度疼痛而把衣服塞進嘴裡,以便抑制住喊叫聲。

國民黨消滅了差不多一半的紅軍。渡河的代價太大了,毛澤東決定向博古和李德發起新的挑戰。殘酷的事實是,紅軍不可能實現與湘北賀龍的蘇維埃相會合的計劃。蔣介石已經安排了六倍於紅軍的部隊對付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挺身而出,提出一個新計劃,並向28個布爾什維克發起一輪犀利的批判。

紅軍應該向西南進軍以進入貴州,這是敵人力量較弱的一個省份,然後與川北的一支共產黨軍隊會合。毛澤東的這個想法壓倒了李德向北行進的主張而獲勝。

同時，毛澤東在1934年12月的會議上大膽發言，指責因兩個錯誤戰術而造成湘江邊的巨大損失。博古和李德劃定的路線是一條直線,這才讓蔣介石有可能埋伏在那裡等待紅軍入套。

毛澤東還抱怨說,共產黨人沒有運用佯攻這一戰術。他們處於不斷的運動中,本應合乎邏輯地使用這種佯攻戰術。共產黨人也沒有表現出對戰士地方情感的體諒,或意識到當地地形的多變。

毛澤東還覺得紅軍行軍負擔太重。它攜帶著一個政府的全部家當從一個城市轉移到另一個城市:騾子和驢子馱著傢具、印刷設備和一整套文件檔案,在重壓下蹣跚行進。

毛澤東在這點上與28個布爾什維克的鬥爭,觸及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中共是個臨時處於轉移中的國家政權(28個布爾什維克的觀點)，還是一個有計劃地進行疏散而緩慢成熟起來的政治運動,把回歸土地作為以漸進的方式奪取全國政權的第一步(毛澤東的觀點)。

有一個細節最能充分說明28個布爾什維克的風格:在行軍的最初幾個月里，紅軍事實上根本沒有準確的地圖。他們的確堅持要攜帶一切裝備和文件，但博古和李德卻沒有想到要帶上一把提高自己行動準確性的鑰匙。(當一個瑞士傳教士被捕並被控幫助國民黨辦事時,他通過幫助紅軍指揮員們察看一份法語的江西省地圖而緩解了自己的困境!)

當然,28個布爾什維克缺乏軍事經驗,甚至不及毛澤東和朱德在將近十年的時間裡積累起的經驗的幾分之一。博古在1932年成為中共領導人時，還從沒有在戰鬥中放過一槍；長征開始時他只有26歲。李德——雖然他是共產國際派到中共的軍事顧問——也既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也沒有打過仗，而且李德根本不會說中國話!

參加長征的人54%在24歲以下，和他們比起來42歲的毛澤東已經是一個老年人了；只有4%的人超過40歲；甚至還有一些十一二歲的孩子，他們擔任司號員、勤務員、打水員、通信員或者做其他普通事情。

最初的損失是由28個布爾什維克造成的,毛澤東不應為此受責備。事實上,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影響正在迅速上升。他並非一夜之間就贏得了權力,但是他的權力在湘江之戰以後的數周中在穩步增長。

他開始在政策上有了自己的影響力。

文件燒掉了,傢具扔進了山溝里,多餘的槍支送到當地可靠的農民手中,大大精簡的運輸隊只在夜晚行進,避免成為敵人的目標。

每一項行動都要事先向部隊解釋清楚並概括為一句簡單上口的口號;在許多村莊都召開了群眾大會,解釋紅軍的使命並招募新兵;鼓勵有藝術才能的戰士編出歌舞節目以吸引當地觀眾:這一切都是毛澤東的手筆。

有一次,一個連隊被派到兩座顯眼的山頂上,並受命在開闊地上暴露出來,以便看起來顯得比實際的人數多。國民黨確實把這些忙碌的戰士當成了紅軍的大部隊;被共產黨截獲的國民黨一條無線電通信中得意地說:「紅軍主力已被包圍,無可逃遁。」而在此時,一支大得多的共產黨部隊從背後發起了對國民黨的進攻。

這次非常有毛澤東特色的聲東擊西戰果可觀。

「整個行動,」一位將軍回憶說,「就像在一條狹窄的小巷裡猴子耍弄一頭牛。」

這樣的戰術讓紅軍能夠渡過220米寬、水流湍急、兩岸是巨石峭壁的烏江,從而進入貴州省的中心地區。蔣介石似乎察覺到,他真正的對手正在浮出水面,於是飛到省會貴陽親自指揮20萬特別部隊作戰,以阻止紅軍經過貴州向四川這塊富庶的寶地前進。

毛澤東和蔣介石對抗的形勢正在成形。

紅軍佔領了富饒的遵義古城。這是通過一條巧妙的計策完成的,從而使朱德、毛澤東的隊伍獲得了魔術師的聲譽。(紅軍需要運用智慧:在貴州,敵人的雜牌軍與紅軍的力量比例是100比1。

首先,共產黨佔領了遵義30里外的一個村莊,抓了俘虜,這些俘虜是這個計策的關鍵。紅軍審訊人員用哄誘和恐嚇相結合的方法對付這些人,給了他們一些銀元,還誠懇地告訴他們「蘇維埃道路」(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當時的表述)的優越性。

共產黨很快就獲得了他們所知道的關於遵義駐軍的每一個細節——還有他們的軍服。接下來的部分既應記入中國的戰爭史,也應記入中國的戲劇史。

那天晚上,紅軍假裝成剛打了一仗返回的國民黨部隊,煞有聲勢地向遵義行進!他們穿著國民黨的軍裝,說著當地口音的土話,甚至讓司號兵吹著軍號走在前邊,大搖大擺地宣告他們的到來。

當天夜裡,天氣惡劣,一片漆黑,他們到達城門樓並開始與守軍衛兵對話時,被當成是友軍。他們解釋說,他們在和赤色分子的戰鬥中失去了連長。衛兵還沒來得及懷疑,共產黨士兵已經進了城門,他們端起刺刀大叫:「我們是中國工農紅軍!」

毛澤東在一個小軍閥講究的小樓上的房間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很晚才起床。

一連12天,他在這座有公園有宮殿的優雅城市裡,睡在一張軟床上,好好休息了一下。貴州很大一部分從一個軍閥手下得到了「解放」,紅軍現在已準備好包圍四川。

毛澤東在遵義成為中共高層領導人。他毫不拖延地在那個小軍閥的家裡召開了一個會議;他轉變了形勢,壓倒了28個布爾什維克,並重新定義了長征。

毛澤東是個可信賴的領導人,因為他和朱德一起在江西早期反「圍剿」的戰鬥中有良好的記錄。毛澤東勝利了,但是他之所以此時勝利,是由於28個布爾什維克已明顯地失敗了,並且也由於有幾個關鍵的中共領導人看到了這一點,決定抑制住他們對毛澤東的疑慮。

博古作了一個報告,開啟了會議議程。周恩來接著發言。然後毛澤東發言批評最近的軍事路線,王稼祥支持毛澤東的立場。重要的是,後來周恩來轉向支持毛澤東。「一直以來,他都是對的,我們應該聽他的。」周恩來談到毛澤東時說。他提出辭去軍事委員會的職務,並敦促讓毛澤東來領導。

毛澤東沒有成為黨的總書記；張聞天擔任這個職務,他是28個布爾什維克的成員,但對博古和李德持批評態度。毛澤東得到的是在政治局常設委員會中佔據一席。在軍事事務方面,從技術上說,他是次於周恩來的二把手。在1935年還不存在中共主席這個後來成為最高職位的職務。然而,總書記的職務也不再是此前那樣的最高職位。中共在遵義會議之後模糊的領導結構,在北京官方的歷史中也反映出來:他們提到毛澤東時,只說取得了「領導地位」。鄧小平以書記員的身份出席了會議。

毛澤東新的權力,基本上是在軍事方面。

至少在長征過程中,槍杆子是通向一切權力的關鍵。他成為共產黨五個最高領導人之一,而且是五人中上升最明顯的人物。這使他對紅軍將領們的權力,比他在井岡山或江西時享有的權力大得多。朱德仍是紅軍總司令,並繼續保持與毛澤東相當穩定的一致。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提議通過了一系列決議,這些決議讀來就像是對他鐘愛的全部軍事思想的總結。

敵強我弱，紅軍須集中兵力打殲滅戰。

不打無把握之仗，大踏步進退,以捕捉戰機。

誘敵深入，避免打陣地戰。

紅軍既是戰鬥隊，又是宣傳隊。

對犯錯誤者應予以教育，而不能私下處罰，

應讓每一位戰士都知道下一步行動的目的和艱險。

在遵義市天主教教堂里為解釋決議而召開的群眾大會上,毛澤東為未來幾個月提出一個口號：「北上抗日。」

在遵義的那12天,長征從精疲力竭的軍事撤退,轉變成既有革命目的又有民族目的的政治行動。

另外一點也很清楚了,中國革命已經走出莫斯科的陰影。斯大林現在有比對付四處流竄的中共更重要的事要辦。他也不可能想像一支以農村為根據地的軍隊能夠革命。

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共第一次由一個不敬畏蘇聯的人領導。權力向毛澤東傾斜,恰恰發生在與莫斯科的聯繫極為困難、共產國際與中共間的來往通信幾乎完全消失時,這絕不是偶然的。

毛澤東仍然景仰十月革命。

30年以後,當他按照自己的信念已經沒有任何理由說蘇聯的好話時,他告訴安德烈·馬爾羅,當時向西北進軍的一個理由是「以能與蘇聯接上聯繫」。但是,對毛澤東來說,中國革命的重心仍然是在農村。另外,在黨內和軍內,毛澤東的組織方法,總括起來就意味著抵制斯大林主義:就他對人進行改造的信念而言,以及就他靈活的、本土主義的、強調思想因素勝於物質因素的軍事戰術而言,尤其如此。

毛澤東的最終目的是到達陝北並從那裡開始抗日。此時他要努力與川北的張國燾部隊會合,並在那個了不起的省份建立一個蘇區。行軍重新開始的時候,毛澤東看上去很是整潔帥氣。一個警衛員注意到,他在遵義弄到一件非常合身的灰色上衣。

在他個人的行李中永遠都有那把傘和一些書。

他經常通宵工作,但也有時候會舊態復萌,在吊床上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他總能依賴幾個年輕人做助手,包括一個秘書、一個護理員和一個也是兼做貼身服務員的警衛員。

警衛員二十多歲,叫陳昌奉,他逐漸地理解了毛澤東的準確要求和喜歡獨處的習慣。在停下來準備過夜時,毛澤東會立即要開水喝。如果形勢需要通宵工作,他會堅持讓別人幫他保持清醒。陳昌奉必須迅速準備好一個工作的地方———一個山洞或者哪怕是一塊乾淨的石頭。

有的時候,毛澤東發現有機會奢侈一下。他的工作人員就會很高興地為他安排在地主帶院子的家中睡覺和工作一兩個晚上,床上有稻草,桌子上還有難得的文房四寶和電話。

對毛澤東來說,找到一些香煙就足以使哪怕最灰暗的日子也明朗起來。

落日的最後一抹餘暉使天空變成深紅色的掛毯,把毛澤東的上衣從灰色染成橘紅色。滿月下,一堆亂石突然變得像一對正在爭鬥的龍。在漆黑的夜晚,一支部隊用松枝做成火把,用以取暖並照亮峽谷間的小路,山坡呈現出魔幻般的雄偉景象。

毛澤東把這樣的時刻描述在他的詩詞中。他覺得自己「離天三尺三」;他把紛紛落下的雪花看作「飛起玉龍三百萬」;他把河流湍急描繪成「人或為魚鱉」;連綿起伏的山巒在他看來是「原馳蠟象」。

在長征中,毛澤東的確找到了自我。

儘管極端艱苦,有人生地不熟的挑戰,一度與死亡擦肩而過,再一次發生令人心痛的黨內爭鬥,還有幾次艱難時刻,紅軍能否生存下去都似乎成了問題,但是,在十個月里艱苦跋涉兩萬五千餘里,使他充分發揮了他獨特的才幹。

看似矛盾的是,這不是他退至個人情緒小圈子的階段之一,反而是他成就公眾事業的時候。他孤單一人,然而又繫於集體使命之中。雖然子珍參加了長征,但在這十個月中間,她幾乎沒有陪伴毛澤東。那些在身旁為毛澤東服務的人,在他們很詳細的回憶錄中甚至都沒有提到她。他和活下來的弟弟澤民,也沒有經常的接觸;毛澤民負責看管錢款、文件和裝備。

另一方面,毛澤東還很少像長征途中那樣寫那麼多詩詞。

「在馬背上,人有的是時間,」20年後他懷舊地說,「可以找到字和韻節,可以思索。」他的詩句表達了大自然與歷史的結合,這一點就是毛澤東最終成為革命家和亞洲首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秘密。

他把山地看作一系列戰鬥的一部分:

山，倒海翻江卷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

山，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賴以拄其間。

毛澤東似乎在土地中為革命找到了證據,就好像長征所經過的這11個省份的生活和地貌,為毛澤東提供了新的權威,取代了莫斯科的權威,使毛澤東能夠做出他一心要對中國的面貌想做的改造。

長徵結束時,他甚至引出一條山脈,作為超出中國自己的革命之上的世界和平的景象:

而今我謂崑崙：

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

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

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在戰役之間,毛澤東是自己國家廣闊地域的探險者。

他見到了他20年前讀到過的寺廟和大山。之前,他曾經離開中國南方到北京去,但他在那裡沒有感受到自由精神。現在的旅行他可以自己做主;他把山河當作錘鍊他新的革命風格的熔爐,當作他的生身之地。

毛澤東在1935年最真實的形象是放眼遠眺的詩人;是以農民的精明和將軍的遠見研讀地圖的戰略家;是一位領袖,他遠離家人或朋友,和他的熱切而年輕的警衛員像哲學家那樣交談,或花15分鐘教他的秘書幾個生字。

他在大多數的偉大時刻都是獨自一人,但也像山脈一樣是公眾的。在他充當中國的摩西的一年中,他與土地神交,似乎不需要妻子、朋友或顧問作為中介。

四川比毛澤東預料的更難啃。蔣介石在現場事無巨細地指揮著大規模的部隊與紅軍作戰。他在電報里對他手下的軍官們說:「此役命系黨國,務將紅軍困在江南。」一些軍閥也鼓起勁來進行非同尋常的強力防禦。

而張國燾卻放棄了在四川北部的蘇維埃,悲觀地向西藏的無人區撤退,這在毛澤東看來,是在危難時刻對紅軍的背信棄義。這意味著,毛澤東在他向北渡過長江的大規模行動中,不可能從張國燾很有實力的第四方面軍那裡得到任何幫助。這讓蔣介石能夠把毛澤東的長征隊伍擠壓進由幾條難以逾越的河流交織成的網中。

在去往四川的精疲力竭的行動中,紅軍來到茅台鎮,這裡是舉世聞名的勁道十足的高粱酒的故鄉。共產黨人發現自己處在釀酒作坊里,周圍排著一百個大桶,每個桶里裝著20擔釀造的酒。

紅軍的年輕人不習慣這種類型(或任何其他類型)的奢侈品。有些人以為桶里的液體是洗澡用的,他們把飽受折磨的腳泡在裡面!李德懂得多一點,很快就有醉意了。

只是由於毛澤東精彩的佯攻,紅軍才避開了蔣介石的圍堵。

看來,這時最好是向西迂迴進入雲南。毛澤東假裝進攻貴州省會,在這裡,蔣介石的人已經非常舒服地安頓下來,等待最後的勝利。「如果我們能把敵人誘出雲南的話,」毛澤東在派遣牽制敵人的部隊時說,「我們就能打贏這場戰鬥。」紅軍做到了這點,1935年4月,毛澤東率領他的隊伍進入雲南。

毛澤東遇到一個燦爛的春天,這個與越南交界的地區以「四季如春」聞名。稻田因新苗而生機盎然,野花和蝴蝶把山野裝點得五彩斑斕。但是,他只能滿足於匆忙享受一下長征中第一個和暖的天氣。因為蔣介石就像雲南盛開的花叢中追逐花蜜的蜜蜂,已經在省會昆明迅速集結了10多萬可供調遣的新裝備起來的部隊。

毛澤東向昆明發起佯攻。這讓他有機會渡過長江,長江的這一段被稱為金沙江,是雲南和北面的四川之間的分界線。金沙江流過岩石裸露的山嶺,落差達每公里約3.4米。蔣介石深信他已把紅軍釘死在條件惡劣的金沙江岸邊了。他命令將靠近紅軍行軍路線各地點的渡船全部燒毀。

但是,毛澤東的機智彌補了他的隊伍在兵力和武器上的不足。

當林彪率領的一支部隊向昆明佯攻,另一支部隊在蔣介石的監視下開始費勁地建造一座竹橋時,毛澤東把一個營派到西邊很遠的一個渡口。在這裡,偽裝戰術使共產黨部隊開始冒險搶渡金沙江。

一支先頭部隊打扮成警察、國民黨偵察兵和因稅務事宜而出行的人,坐著顛簸的船划過了湍急的水流。他們溜達著進了當地駐軍的院子,發現軍人們正著迷地打麻將,這些人的槍毫無威脅地靠在牆邊,於是他們解除了這個地方所有的武裝。工於心計但不夠細心的蔣介石,沒有想到要把這裡的船也燒掉。接下來的九天里,六條大渡船把紅軍送過金沙江,進入四川。

紅軍進入了一個非漢族(所謂少數民族)部落聚居區,他們的生活方式像他們所居住地區的地形一樣蠻荒。毛澤東對待他們既有原則性又有高度的靈活性。

一個與毛澤東有交往的人(他在長征中失去了雙腿)後來對埃德加·斯諾夫人說:「這些倮是頭等的剝奪者,發現在這方面有人比我們還厲害,我們並不覺得很有趣。」

他堅持主張,他的部隊要尊重部落民。即使對喜歡強取豪奪的倮(一個彝族部落),紅軍也要為得到的每一隻雞和每一兩糧食付給他們銀元。這是由於毛澤東真誠地相信,少數民族在舊中國受盡欺凌,在即將建立的社會主義中國,他們應該成為完全平等的夥伴。

但是,毛澤東也在部落之間的紛爭中漁利。他使用的方法讓人想起他在井岡山上對付土匪的手段,並預示了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力量均衡戰術。

毛澤東評估了一下情況,有白倮和黑倮,他們之間的仇恨程度不比紅軍與國民黨之間的仇恨程度小。依靠黑倮更適合他。他對他們講道理說,不是所有的漢人都是壞人,就像不是所有的倮都是壞人一樣。他建議黑倮和紅軍結盟對付他們共同的敵人:白色漢人(蔣介石)。

不久,毛澤東的一個將軍就和一個當地的首領歃血為盟,結為兄弟;向一個倮女王磕頭,以確保在給她200支槍和1000銀元以後,她就允許紅軍穿越她那可怕的領地。

如果這就是毛澤東主義,不管28個布爾什維克會怎樣想,它至少是有效的;幾百個倮加入紅軍並完成了後續的長征,到達中國的大西北。

長征中最後一次重要的渡河行動可能是全部軍事史中最令人敬畏的。

蔣介石決心把共產黨擋在大渡河以西,在那裡他們極可能在西藏東部的冰天雪地中滅亡。在這個河畔,甚至《三國演義》里的英雄們據說也遭到了慘敗,偉大的太平天國領袖石達開在19世紀60年代也有同樣的遭遇。這兩個故事都是毛澤東所熟知的。

蔣介石飛到重慶,再次親自指揮對共產黨的「圍殲」。他的飛機向紅軍散發傳單,說毛澤東就要「步石達開的後塵」(這位太平軍首領在慘敗以後被處死)。

大渡河太兇猛,一般不通航,即使用渡船橫渡也是一種與急流的冒險賭博。唯一的一座橋穩固地掌握在國民黨手裡。

瀘定橋看上去像是雜技演員走的鋼絲。它由13根鐵鏈構成,兩頭用水泥固定在山崖上,鐵鏈距下面的激流大約60米。無數的木板一塊挨一塊地鋪在長長的鏈子上。

國民黨表示歡迎的方式,是把共產黨這半邊橋上的木板都搬掉,只留下赤裸裸的令人生畏的鏈子。為了把敵人進一步搞這種準備的時間減到最少——毛澤東相信貽誤時機讓以前的造反軍隊損失慘重——紅軍戰士在難以想像的24小時內,走完了他們向瀘定橋前進的最後120多公里路程。

一小股先遣部隊的殊死任務,是像猴子一樣一根鏈子一根鏈子地盪悠著向前爬,手榴彈和毛瑟槍綁在背上。然後,如果還活著,他們就逼近並進攻另一半橋板盡頭的國民黨橋頭堡。當然,他們大部分罹難了,被國民黨子彈擊中後掉進水裡。但是,第一批22人中有5人前進到足以開始把手榴彈投進敵人堆里。

那天下午,在大渡河畔,精神確實戰勝了物質。其他戰士跟上了5名倖存者,力量壯大了起來。國民黨驚慌失措,用盡一切辦法,也無濟於事。他們開始試圖拿掉橋上他們這邊的木板。這太慢了,於是他們又試圖澆上煤油把木頭點燃。

但是,毛澤東的部隊爭先恐後涌了上來,好像被強大的吸引力牽引著勇往直前。越來越多的部隊從鏈子下面盪悠過來,這時飛來的子彈也少了,他們一邊跑過著火的木板一邊令人心驚膽寒地大聲喊叫著。就好像被紅軍瘋狂的英雄主義嚇破了膽,敵人甚至在失敗還沒有落在他們頭上之前,就慌裡慌張地逃離了陣地。大約有100名國民黨軍人當場要求參加紅軍。

志願先遣渡過大渡河的全體戰士都在25歲以下。

長征勉強結束後。毛澤東翻過六盤山進入了緊靠長城南側的陝西。共產黨員徐海東(已經在這個地區)麾下的一支小部隊歡迎了這些形容枯槁的倖存者。毛澤東走向前去,平靜地問:「你是海東同志嗎?」的確是徐海東。

長征的艱險和英雄主義結束了。

毛澤東渡過了24條河,翻過了18座山,遭遇的天氣一會兒是酷熱,一會兒是嚴寒。他到達大西北的黃土高原時,帶來的隊伍只有一年前離開江西時的十分之一。

在當時的心情下,毛澤東只是淡淡地說:「謝謝你不辭勞苦地來接我們。」那天夜裡,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睡在黃土窯洞里。

長征「創造」了毛澤東,使他成為一個把思想和行動結合起來的人。它把他置於成為中國最有希望的政治領袖的邊緣,為他提供了一支鐵打的隊伍。

在1935年末,中共的前景仍充滿不確定性。然而,長征具有深刻的影響,遠遠超出把紅軍運送了相當於美國寬度兩倍距離的物理結果。長征對於毛澤東的中國來說,其意義就像走出埃及對於以色列一樣。它把一個由不同成分組成的人群,鍛造成一個對其事業具有堅定信念的強有力的隊伍。

這個行程具有宣傳功能。通過穿越兩億人居住的國土,戰士們宣傳了他們的事業。毛澤東堅持主張,如果一夜的停留不能做別的什麼事,至少可以有時間教一些農民寫「打土豪,分田地」這幾個字。

參加長征的人開始具有預言家的光環。

每一個新的英雄主義行為都似乎在證實,關於明天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承諾是有效的。

一切新的社會制度都必定從某種理想開始——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早期也不例外——共產主義中國的理想誕生於長征的血、汗和冰雪之中。他們激起新秩序後續建設者們的責任感。在一段時間裡,毛澤東是他那個時代的摩西。

如果沒有年輕戰士們每天的勇敢行動,長征不會成功;戰士們都是理想主義者,因為他們不可能成為其他什麼人。運氣也起了作用;如果貴州和雲南的軍閥集中力量要消滅紅軍的話,他們是能夠辦到的。但是第三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毛澤東的魄力和智慧。

毛澤東在領導長征過程中所展現的政治才華,是他的遠見卓識:他認為中共此後的主要任務,應該是擔當全國抗擊日本侵略的先鋒。這項事業,把毛澤東主義的所有成分聚成互相關聯的整體。它提出把大西北作為目的地,它提供了江西根據地慘敗以後中共仍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它讓共產黨人走出了宗派主義的牢籠,使共產黨人在無數不知道馬克思是何許人的中國人眼中,成了愛國者。

毛澤東之所以成為中共的領袖,並不單純是依靠其組織技巧,也絕不是由於莫斯科的保佑,更不是因為發展出對馬克思主義新的應用。他的崛起,是由於他專心致志和堅忍不拔,因為他把某些簡單的心理和社會真理付諸行動。

此時,毛澤東已經使中共紮根於自己的土地上。他對中國的感受,比對任何事或任何人都更加深切。這讓他能做28個布爾什維克不能做的事:使中國革命真正成為適合中國的革命。

在此時,敬仰毛澤東的一個人是鄧小平,一個20年代初期曾在法國和蘇聯工作和學習過的四川人。

鄧小平最終將成為毛澤東的一根肋骨,成為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毛澤東承認這一點,但希望他只待在外圍。

鄧小平與毛澤東志趣相投並與毛澤東步調一致。

在六盤山上,離陝西只有幾天路程的時候,毛澤東填了一闋展望未來的詞: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

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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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學者兼記者、作家羅斯·特里爾的著作《毛澤東傳》是西方數百種毛澤東傳中最被推崇、最暢銷的作品之一。自1980年出版後，被翻譯成至少8國文字，2010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又隆重推出該書的名著珍藏版，以饗讀者。

—THE END—

?來源：瞭望智庫（ID：zhcz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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