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春秋：一封杜撰的周恩來邀請信與熊慶來1950年代回國之路

知識 09-10

熊慶來先生次子熊秉明為父親所做的銅像。

撰文｜王丹紅（《知識分子》專欄作者）

責編｜李曉明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秉群年輕時曾問父親：「那時你在法國，為什麼沒有和那些『勤工儉學』的留學生在一起活動？」父親回答說：「他們是搞革命的，不是去做學問的。怎麼能人人都去搞革命，而沒有做學問呢？」

——熊秉衡熊秉群著《父親熊慶來》

1957年，熊慶來回國後在北京中關村家中客廳

2017年6月，我在參加了波士頓「近現代中國留學史學術研討會」後，寫了文章《華羅庚美國訪學與歸國記》，請數學家丘成桐先生和楊樂先生審稿。

楊樂先生在審稿意見中指出，文章中所提1956年4月周恩來致熊慶來的邀請信應該並不存在，熊慶來先生的兒子表示從未看見過這封信，在家族檔案中也沒有這封信。

根據楊樂先生的意見，我再次核實了文章的資料來源：即數學家王元先生所著傳記《華羅庚》（1999年10月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王元在「熊慶來與張宗燧」一文中全文引用了這封信（P357），在參考資料中明確指出了這封信來源：鍾臻熊老第三次回國前後《熊慶來紀念集》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我在回復楊樂先生的信中寫道：「我認為，熊先生子女未見過封信，家族檔案中沒有這封信，並不能說明這封信的不存在。」

楊樂先生請李小凝複印了2015年8月出版的《父親熊慶來》中的相關內容，明確說明1956年周恩來總理致熊慶來的邀請信，為作家馬春沅在1980年出版的報告文學《中國近代數學先驅——熊慶來》中杜撰，並澄清了杜撰這封信的來龍去脈。書中有馬春沅在2012年6月2日致熊秉群（熊慶來四子）的親筆信：

「我所寫《熊慶來》一書，選定的的體裁為報告文學。文學的創作會有虛構的情節和人物。報告文學是在『新聞報告』（必須是真實的）基礎上的文學再創作......現在你們打算做一些澄清的工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我非常支持。其一，關於周總理給熊老的信。我在書中第十三節寫了周總理親自給熊老寫信一事，這是根據周總理曾向嚴濟慈、華羅庚、楚圖南等人說過『你們可以寫信給熊老，幫他解除顧慮，歡迎他回國』這樣的史實寫的，其實周總理並沒給熊老寫信。」

這實在令我震驚。朋友從國內給我帶來了《父親熊慶來》一書，楊樂先生在此書的前言中寫道：「作者撰寫本書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完全忠於史實，一個突出的例子是：以往一些傳記文章曾記述周恩來總理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親筆致函熊慶來，請他回國工作。他們查遍資料，並無此信......作者以史實為重，予以訂正。」

在旅居法國8年後，熊慶來先生於1957年6月回國，這件事與周恩來、華羅庚等有什麼關係？熊秉衡和熊秉群在《父親熊慶來》書中講述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

小別奈何成八年

1951年，法國巴黎病中的熊慶來和兒子熊秉明

1948年8月31日，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從昆明到廣州，參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國教育會議，他計劃會議結束後在一周內返回昆明，但在會議期間，教育部長杭立武指派他出席在法國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

這是熊慶來第三次到法國。第一次是1915—1920年在法國留學，獲理科碩士學位；第二次是1932年—1934年，作為中國第一次出席世界數學家大會的代表，到瑞士蘇黎世參加第九屆大會，會後到法國巴黎，利用清華大學教授的學術休假年從事數學研究，獲法國國家理科博士學位。

這次的聯合國教科文會議於1949年9月19日—10月4日在巴黎舉行，其間國內時局急劇動蕩，昆明發生了「九九整肅」事件：國民黨綏靖公署主任兼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發表《告雲南人民書》、《告保官兵及青年學生書》，宣布昆明戒嚴......家國巨變，熊慶來暫時留在了法國。

「父親在自己都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免去了校長職務，我們家被迫在三天內搬出了在雲大的住所。」熊氏兄弟在書中寫道，「沒有了父親的收入，秉信大哥獲悉後，立刻寄錢接濟母親，另一方面，表舅家給的房租也用來添補家用......父親的學生們也曾從各個方面幫助母親，如華羅庚、嚴濟慈來信安慰問候，還多次匯款接濟母親。」

熊慶來和家人怎麼想得到，短短的一周的小別卻成為長達八年的分離？

這一年，熊慶來56歲，他的家庭情況是：妻子姜菊緣（1893.10—1989.05）是家庭主婦，長子熊秉信（1913—1974）是雲南箇舊錫礦的工程師，次子熊秉明（1922—2002.12）在法國巴黎留學，女兒熊秉慧是高中生，三子熊秉衡也是高中生、地下黨員，四子熊秉群是初中生、「民青」盟員。

當時新中國政府尚未與法國建交，熊慶來與國內家人的通信完全中斷。

「國內政府情況究竟怎樣？國內新政權對父親的態度是什麼？父親並不清楚，這使得父親不得不採取觀望的態度，不敢貿然立刻回國。未來究竟在哪裡？做什麼？昆明家人的生活究竟怎樣？這一切都令父親擔憂。幸有秉明二哥在巴黎，使父親稍可解除孤獨。經過認真慎重考慮後，父親決定暫時留在巴黎，重新開始數學研究工作。」

熊秉明1944年畢業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應徵入伍，任美軍少尉翻譯官，1946年考取公費留學法國，這是二戰後法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1947年赴法國巴黎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49年改行在巴黎國立美術學院學習雕塑藝術，後定居法國，直到終老。

暫居巴黎期間，熊慶來回到了自己最為鍾情的數學研究工作，再次走進龐加萊研究所的圖書室，閱讀數學書刊，重新步入了數學殿堂。他又開始撰寫論文，送到法國學術院發表，法國的老同事為他爭取到法國學者補助會的「學者研究補助費」。1950年11月，因學會經費發生困難，他主動辭去研究補助金，靠自己私人授課的收入來維持生活。

1950年代，熊慶來父子只能通過香港友人與國內親人通信。《父親熊慶來》書中記載：

「父親也不禁感嘆，自己的一生，不顧個人的利益，為桑梓、國家，獻身教育事業，培養青年，如今卻連個人和家庭的生活都陷於困境。」

當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法國後，年輕的留學生們盼望回國，但熊慶來鼓勵兒子秉明深入學習，他認為沒有學到真才實學，就匆忙回國是不可取的，兒子聽取了父親的忠告。熊秉明在1949年10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與顧壽觀、王道乾和劉文清的告別：「朋友的離去」：

到里昂車站送行。壽觀、道乾、文清三人啟程同路東返.......我自己則覺得學習尚未告一段落，決意留下。在他們看來無疑是一錯誤，是怯懦和寡斷的表現。我們近來的討論與爭執，當然並不能得出什麼結論，因為歸根結底，這是個人抉擇的問題。他們現在離去了，帶著奉獻的心，熱烈的大希望。我呢，目前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充實，我的心情應當靜下來。過幾天就要開始下學年的，還想到幻蒙那裡再做一段時期。」

1950年2月26日，熊秉明在日記中寫到與吳冠中、王熙民的一整夜談：

「談藝術創作和回國的問題，這無疑是我們目前最緊要的問題了......他們比我的歸心切，我很懂得他們，何況他們都有了家室，我自己也感到學習該告一段落了.....分手的時候，已經早上攻七點鐘。天仍昏暗，但已經有淺藍的微光滲透在飛著雪霰的空際，地上堅硬的殘雪吱吱地響......」

1982年，熊秉明重讀這篇日記，感慨萬端：

「三十二年過去了。這三十餘年的生活就彷彿是這一夜談話的延續，好像從那一夜起，我們的命運已經判定，無論是回去的人，還是逗留在國外的人，都從此依了各人的才能、氣質、機遇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以不同的艱辛，取得不同的收穫。當時不可知的，預感著的，期冀著的，都或已實現，或已幻滅，或者已成定局，有了揭曉。醒來了，此刻，撫今追昔，感到悚然與肅然。」

在巴黎的日子裡，熊慶來對未來有自己的想法，他在1950年7月10日致家人的信中寫道：「余於研究尚自努力，乃冀將來有機會再為青年助也......余覺若再有機會任教，自量尚能有助於青年，一面尚可編撰幾本有益算書......」

「桃源究竟是他鄉」

1955年熊慶來與熊秉明一家在巴黎盧森堡公園

1951年1月底，在巴黎，熊慶來因高血壓突發腦溢血，導致右半身不遂，住院近一年時間。在法國友人的幫助下，從法國研究中心爭取到一筆特殊援助費，醫院也免去了住院費用。他在美國的學生如陳省身、徐賢修、林家翹等也寄錢資助，在法國的朋友范秉哲夫婦給給予幫助和慰藉。儘管如此，他的生活生理有諸多困難，他開始練習左手寫字。

病中的熊慶來倍感心寒，自己沒有了收入，遠在國內的一家妻小生活無著落。當年派遣熊慶來到法國開會的教育部長杭立武，1951年路過巴黎時到醫院探訪熊慶來，饋贈了他一筆葯資。1952年，雲南開始「減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姜菊緣被當作「地主」帶回老家批鬥、關押，所屬房產被沒收，時間長達一年，1953年才被允許回昆明，與兒子秉衡一起生活。

出院以後，熊慶來住進巴黎小旅館中，一邊調養身體，一邊開始數學研究，陸續在法國科學院雜誌上發表數學論文。

1953年，在美國的梅貽琦正負責清華大學美國庚款基金委員會工作，他致信老友熊慶來：「清華庚款基金委員會知道你研究有成果，很欽佩。決定由清華在美國庚款項下，每月送你研究補助費110美元，希望你接受。」這筆補助款共兩年。1955年，梅貽琦到台灣後，因清華庚款將移作建立原子科學研究所用，研究補助費停止了。之後，梅貽琦在台灣新竹創建清華大學，寫信邀請熊慶來擔任教務長，並寄來機票費；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也致信邀請熊慶來到台大任教，他都謝絕了。

1952年10月，熊秉明與瑞士姑娘多萼蒂·貝士達結婚，1953年9月和1954年8月，應貝士達母親邀請，熊慶來兩次隨秉明夫婦到瑞士蘇黎世附近小鎮小住，受到熱情款待，他在致家人信中寫道：「此為萃里希鄰鎮，枕山面湖，花木繁茂，其家位於山陽，眼界既佳，空氣尤爽......有自遠而來者，情厚亦如吾國。」

熊慶來第一次到瑞士，是1932年代表中國數理學會出席在此舉行的國際數學會。今非昔比，他寫下詩句：

置身疑在烏托邦處處庭園花滿窗

縱步擇幽多潔徑驅車致遠有康莊

湖山坐對思今昔葭莩征還道短長

欲解悉懷終不得桃源究竟是他鄉

1955年1月，熊慶來應法國科學院前院長、數學家M.Villat教授之邀，為其主持的《數學科學的回憶》撰寫一冊；1955年10月，熊慶來到德國講學，演講結束時，聽眾熱烈地拍桌子，表示熱烈滿意和感謝；1956年8月，美國數學會《數學評論》編輯部邀請他擔任該刊的評論員。

歸國與否？熊慶來是顧慮的

熊慶來回國後與夫人姜菊緣（前排左一）和兒子秉衡（後排右一）秉群（後排右二）合影

熊慶來在法國期間，回國與否，何去何從，他曾經猶豫彷惶。國內親人和故友不斷來信，介紹國內情況，並鼓勵他回國。

1951年10月31日，熊慶來在致家人信中寫道：「嚴濟慈、華羅庚、曾遠榮諸君曾有信來，近望我回。但我為病所纏，一時尚不能作歸計，奈何？」在1955年5月24日的信中，他寫道：「華先生謂以前來信，我未曾收到。最近始接一信盼我回國，我即複信彼函。我想明年可與你二哥二嫂一同東歸......」

1955年，周恩來到雲南大學視察，在講話中指出：熊慶來培養出華羅庚，對他這樣有真才實學的人我們要尊重。1955年至1956年期間，周恩來曾對嚴濟慈、華羅庚、楚圖南等談過，要他們寫信給仍在國外的學者，向他們介紹國內情況，解除他們的思想顧慮，爭取他們回國。

1956年，周恩來總理髮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並歡迎在國外的學者們回來建設祖國。熊慶來不斷收到舊時老友或學生勸說他回國的信。1956年6月24日，他致信華羅庚，明確表示完成書稿後立即回國，華羅庚為熊慶來回國之事作了詳盡安排。

1956年10月，熊慶來收到了一封由張文裕、王承書、郭永懷、李佩等簽名的邀請信，而他們均是當年9月離美回國。

1956年，熊秉信致父親信中寫道：

父親膝下：久未修書奉稟，思念奚似。近年來國內朝氣蓬勃，各地已不復舊觀。工作雖忙，而身心俱覺愉快，蓋人人勤勤懇懇，忠心耿耿為國家服務，昔日被視為『老實人』之輩，正適合此時之社會。

1992年，熊秉明在巴黎和熊秉衡及侄女在一次談話中回憶起秉信這封信時說：「有一個時期，大哥來信說，現在是老實人的世界了。我立即想，那不是天堂了么？」

歸國與否？熊慶來是顧慮的。在民國時期，他做過教授，擔任過大學校長，加入過國民黨，當選國大代表，投票選舉蔣介石為總統......國內新政府如何看待這些問題？而國內又傳來「土地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的消息；他有老友在台灣，如梅貽琦、杭立武等，他對蔣介石應該沒有壞印象，他認為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有很大功勞......他面臨激烈的思想鬥爭。

國內為熊慶來回國作了詳細的安排。1957年初，華羅庚以數學所所長名義，請國務院專家局把姜菊緣及子女從昆明接到北京，數學所為他們安排的新家在中關村特級專家樓里的一套三室兩廳的公寓，並配置了全套傢具。

1957年，中法尚未建交，國內有關方面安排我國駐瑞士大使館協助熊慶來回國事宜。1957年3月初，熊慶來從法國巴黎來到了瑞士蘇黎世；4月10日，熊秉明致信父親，幫助解除他可能的一些憂慮。信中寫道：

「父親將於二十日啟程東歸，不識確否，切念。一切準備如何？心理之準備如何？兒以為此東返之決定實毫不足污及父親平日清白溫厚之為人，父親曾以品德學問見重於世，此後仍將以品德學問見重於世，一時或有極少數人評議，未足慮也......兒竊以為深使父親躊躇猶豫、苦思不安者，古所謂『忠』一字。然試分析此忠之內容，果為何哉？忠於一人乎？忠於一黨乎？忠於一政體政府乎？皆不是......唯能擺脫趕超此忠，然後能真忠。執此真忠，起而行，行而無內疚於心也，更何躊躇之有？」

1957年6月6日，在瑞士蘇黎世，64歲的熊慶來登上飛往布拉格的飛機，飛向離別了八年的祖國。

「痛莫痛於不敢啼」

1964年上海函數論會議期間，華羅庚宴請他的老師和朋友。左起：楊武之、華羅庚、熊慶來、庄圻泰。

回到北京後，華羅庚邀請熊慶來擔任數學所函數論研究室主任。他在家裡的客廳掛了一個小黑板，主持了一個複變函數論討論班。

1962年秋天，兩位畢業於北京大學的青年學生成為熊慶來的研究生，他們是楊樂和張廣厚。熊慶來對他們說：「我年事已高，雖不能給你們具體幫助，但老馬識途。」他讓兩位年輕人在討論班上報告奈望利納的著作《畢卡—波萊爾定理和亞純函數理論》，以及瓦利隆的著作《亞純函數的波萊爾方向》。

楊樂在文章中寫道：「1964年下半年，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海曼在倫敦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提出函數論的一些值得研究和未解決的問題時，我和張廣厚已正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並解決了一個問題......應該說，在熊慶來先生指導下的研究，是當時國際上的前沿，達到了十分先進的水平。」

然而，回國不到十年時間，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發，熊慶來受到嚴酷批鬥，身心備受摧殘。他的罪名是「華羅庚—熊慶來黑線」、「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鎮壓學術運動的劊子手」、「國民黨的殘渣餘孽」等等。

1968年冬，「工軍宣傳隊」駐進數學所，搞「憶苦思甜」，熊慶來天天寫檢查，1969年2月3日深夜，隨著一聲喊叫，他在家中去世了。華羅庚赴到八寶山，看見骨瘦如柴的熊慶來，失聲痛哭，深深鞠躬，含悲而去。

1978年，中國科學院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熊慶來教授骨灰安放儀式。華羅庚寫下「哭迪師」詩一首：「惡莫惡於除根計痛莫痛於不敢啼......往事滾滾來如實又依稀」。

熊秉明積39年心血精心雕塑的父親的銅像。他著手塑造是在1953年4月，熊慶來尚在巴黎。1957年，熊慶來從法國回到北京，父子二人從此沒能再見。完成雕塑時已是1992年4月，熊秉明先後用了三十九年。在沒能面對父親製作的35年時間裡，他只能在記憶中，摸索，經營，打磨。這一作品澆鑄的兩座熊慶來銅像，一座存於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一座贈送雲南大學。

1992年，熊秉明為紀念父親百年誕辰寫下《憶父親》一文，他在文中寫道：「我於1979年回去，看到父親用左手撰寫的交代文字。我在巴黎時看他每日每晚用這種壓入紙面的沉重然而不穩的筆畫寫數學論文。再見這字體，自然親切熟悉，然而寫的是『早請示晚彙報』的記錄，我頓覺眼淚的辛辣、心的絞痛。」

「『文化大革命』讓中國回到了伽利略的世紀」，熊秉明在《憶父親》中寫道，「在我懂事後，看到他面臨兩次重大選擇，兩次都是要他在個人工作與為祖國鄉土服務之間作選擇。每一次，經過反覆考慮後，都是後者佔了上風。一種來自傳統的道德感督促他，在集體潛意識底層使他不寧。『為桑梓服務』在他幾乎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聲音，但是後來的發展卻證明這獻身的選擇帶來的是重重不幸。」

說明：文中照片均來自《父親熊慶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