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南宋根本打不过大金国

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里讲：“（绍兴十年）这一次的用兵，宋朝似乎是胜利的。然而顺昌、郾城，宗弼是以轻敌致败，在整顿前来，就不得而知了。陕西不过是相持的局面，并无胜利可言。持久下去，在宋朝总是不利，这是通观前后，很可明白的。”，吕对于宋史的研究深入细致，这一段关于绍兴十年宋金军事形势的论述，确是很为得当的。

这是针对军事而言。

从战争的支撑基础——-经济而言，南宋更是玩不起。

打仗太费钱粮，宋朝军队特别依赖奖励。南宋小朝廷单是供给岳家军就不堪重负：

绍兴三年、四年间，岳家军“月支钱一十二万三千余贯，米一万四千五百余石，数目浩大”。这尚是兵力不足三万前的数字。

绍兴五年大扩军后，岳家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

绍兴四年第一次北伐时，朝廷预支“钱六十万贯，内以二十万贯充犒设激赏”，结果在战事结束时，“钱已支九十七万五千贯去讫”，超支的三十七万五千贯，自然是用于“犒设激赏”者。

为保证岳家军的后勤供应，往往“以军期责认州县划刷仓库，科敛疲民，公私罄匮”。特别是月桩钱，须每月向岳家军输纳，“不问州郡有无，皆有定额，所桩窠名，曾不能给其额之什二三，自余则一切出于州县之吏临时措画，铢铢而积，仅能充数。一月未毕，而后月之期已迫矣”，时称“病民最甚”。“皆系军兵计日指准，不可稍有欠阙”。

绍兴六年二月，宋廷为恢复生产，措办营田，任命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和岳飞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由于营田农民的辛勤耕作，岳家军的稻谷收入最后达十八万余石，约可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这还不包括作为货币地租的“营田杂收钱”在内。

绍兴九年，枢密院分配江南西路，“发赴岳飞军，自造军器”的“物料”，计着“铁甲叶六十九万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只，生黄牛皮九干一百八十三张，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两，生羊皮一万八干三百九十二张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笴一十八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只，翎毛五十一万二干九百八十二堵，各长四寸八分，条铁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两一钱二分”。岳家军的钱、粮、军需品等由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江南西路等供应，“诸路应副岳飞钱米”之类，甚至须运至“密迩伪境”的郢州“交卸”。仅就江西一路一年“军器”“物料”之数而言，亦已相当可观。

为了增加收入，岳家军也开辟其他“利源”。当时官府和军队经商牟利，开设酒坊之类，都是合法的。据后来统计，鄂州公使、激赏、备边、回易等十四库，每年收利息达一百十六万五千多贯；鄂州关引、典库、房钱、营田杂收钱，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每年收入共四十一万五千多贯。这些放债、经商、造酒、房租等收入，接近于岳家军平时三个月的钱币支出，可在相当程度上补贴平日的军俸或战时的犒赏。我们只看到岳飞说的反攻如何如何容易，却忘了江南既有金兵南下时的破坏，又有苗刘之乱的兵害，还有那些不守军纪的宋军将领部队（如刘光地，张俊之流，还有更多无名之辈，岳家军这种优秀军队到底是少数）和各路起义军带来的兵灾，江南之地打保卫战还可以，要北伐打全国性战争，已经给战争破坏的江南可以提供的军马粮草还差的远（在不逼老百姓饿死的前提下，想当年，以美国之富，打德国日本还要全民粮食配给）。

如颍昌之战后，岳家军的后勤补给困难，岳家军已成强弩之末，当时，岳家军的部队分布在颍昌、陈州、蔡州、汝州、西京、永安军、郑州、郾城的广大地区，兵力分散，不敷需用，实际上已经无法前进，在如此广袤的地区作战，岳家军的后勤补给已经达到极限。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代“军粮自赉，每人给粮二斗余，盛之于囊以自随，征马每匹给生谷二斗，作口袋，饲料日以二升为限，旬日之间，人马俱无饥色，”这里提到了人马自带十日粮的极限。岳飞早年攻蔡州时，有兵二万，“七分披带，持十日粮”，其中战斗兵一万四千，尚有辎重兵六千和火头军等，可见，在当时情况下，两个正规军就要一个后勤兵支持。按照“人负六斗，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计算，十万大军，每人每月六斗，加上马料应在七万石以上，要保障岳飞北伐大军的供应，就需要相当于十一万六千民夫，或七万头驴，或四万六千匹马、骡，或二万三千匹骆驼的运输力，而民夫、马夫、牲口本身自用的粮秣还未计算在内，可见，岳飞北伐中原，后勤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

《梦溪笔谈》记载：“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支可二十六日，若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同时，沈括还提到，所谓“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众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管六斗矣”，牲口“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刍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按照沈括的说法，岳家军北伐的十万人中，战斗兵至多只有七万，其余皆为后勤人员，饶是如此，还需要大约三十万民夫转运支持。

再看一条记载，绍兴初年，岳家军奉调到江西镇压农民起义，《伪齐录》记载，“岳飞一行军马饭食，并是江南筠、袁、处、虔、吉、洪六州应副，官军中缺粮，各于民间探借了税赋，……民甚难之。”绍兴五年，岳飞在湖南镇压杨幺起义时，兵力只有3万多人，但已经使地方不堪重负，《宋会要辑稿》的“缴户部乞拘收湖南应副岳飞钱粮”中提到：湖南累年屯驻军马，并系朝廷指挥，令转运司拨支上供钱斛应副，尚犹不足，则帅臣不免多方措置，仅能给遣，昨来岳飞一军入境，支费浩瀚，遂至均科田亩钱，竭一路民力，不足以充三月之用。绍兴七年，岳飞在给宋高宗的奏折中，建策扫平刘豫的伪齐政权，其中也有“臣闻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邦内骚动七十万家，此岂细事”等语，可见，补给确是一大难题。有宋一代，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队装备的日益复杂，要在战时维持十万大军的供应，糜费甚巨。何况，岳飞治军，笃信“仁、信、智、勇、严”的五字箴言，军纪严明，所谓“饿死不虏掠，冻死不拆屋”，军风纪之优良震古烁今，进兵中原，收复故土，必定不会在民间苛征暴敛，因此岳家军的后勤补给只能依靠襄阳、鄂州的后方支援，负担之重可见一斑。在北伐中原期间，由于后勤困难，岳家军的武器装备也得不到补充。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十年11月，也就是战争结束后，刘锜、韩世忠、岳飞三军“皆造军器，所乞牛皮，至十余万张，郡邑往往杀牛以应命”，岳飞向来爱民如子，此次一反常态，强征牛皮，也足以说明，岳家军在北伐战争中，武器装备的损失确实非常严重，亟须补充。与宋军相比，金军则不必为后勤补给担心，游牧民族的军队通常奉行“以战养战”的原则，军队所到之处“涸泽而渔”，根本不必担心什么补给问题，而且强征民众递补军队缺额也是常事。金国疆域广阔，不仅拥有原来辽国的全部领土，还侵占了宋朝淮河以北的大片地区，因此兵员非常潜力巨大，史载：金国“每有征发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者，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

别忘记，除了岳家军，还有张俊的张家军，韩世忠的韩家军，等等。他们同样是张着血盆大口地要钱，要粮，要武器。官府那点财政收入，几乎被这些大兵们瓜分干净。到了战争紧张的绍兴十年和十一年春，南宋的日子雪上加霜。

自上而下，都对战争厌烦。而且这几大将打的并不漂亮。议和就成了压倒一切的主旋律，高宗和秦桧只是顺应了民意，而不是软弱和卖国。

赵，秦不过是一对代表，当时整个南方原生的士族毫门（当时南宋的精英）。对于抵抗金人过江是有积极性的，但是要他们支持反攻中原解救同胞？对不起，门都没有。

在当时的环境中，就算高宗要北伐，估计也就是天下事竟如何了。

另外，你要看高宗的御札，文字里处处都显高宗是求战的。（不知道投降派从何说起）

他处处提议大合兵，兵贵神速，消灭乌术的机会就在此刻，可见他对于战争和争胜是很积极的。

南宋也好，北宋也好，基本上战役结果都是胜多输少的（出名点的将领胜率都在70%以上）。可是由于是步兵对骑兵。胜了也只是击退溃，

可是败了就是给骑兵屠戮。所以，战略上处于劣势。高宗在绍兴十年的表现，不过是持重，（的确双方的兵种决定了，就算九胜一败可能也得不偿失），算不上是消极避战，投降派。

作者求真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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