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個著名帝師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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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老師的最高境界，據說是帝師。修、齊、治、平，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如果能當上皇帝的老師，那就等於實現了大躍進。
康有為就是這麼想的。但他頭腦混亂，戊戌變法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連他的弟弟康廣仁都諷刺他「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王照勸他先辦教育再搞變法，康答：局勢嚴重，來不及了。他的底氣在於，「變法三年可以自立」，「一反掌間，而歐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
文人涉政並不新鮮，但喜歡上天入地的文人，其浪漫主義往往容易轉化為巫婆神棍，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幹啥。看不到光緒缺乏實權，看不到宮廷里的運作套路，忽視或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識，最終，康有為弄得戰友丟命、自己逃亡、光緒囚禁、帝國擱淺，中國一場大好的翻身機會，被活活葬送！
但康有為還算逃過一條命去，比他慘的帝師，比比皆是。
商鞅
商鞅（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通過變法使秦國成為強國
商鞅兩次變法垂20年，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稅收、度量衡等方面大刀闊斧的改革，使秦國迅速從落後變得強大。
商鞅的目標是如何實現的？「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用嚴刑峻法整治、控制和管理人民，就是商鞅的改革內涵。商鞅的改革目標，是為了實現霸業而建立一個軍國主義國家，真正的底蘊是「弱民強國」。當然，得罪人民，對商鞅自身來說並不足懼，但問題是，「刑無等級」製得罪了官僚階層。
有人會說，革命就不能怕「得罪人」，革命就難免要有犧牲，但商鞅的「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其「刑無等級」思想存在一個致命傷---他雖主張刑必上大夫，卻又認為刑不上君主。跳不過君主專制這道門檻，他的法治體制仍是人治，導致孝公死後，秦惠王聽信受過商鞅刑罰的公子虔等人誣陷時，商鞅根本無能為力，最後被車裂示眾，舉家被滅。然而，商鞅死，秦法未敗，考慮到「國家利益」，秦惠王報了私仇後，政策還是商鞅這一套。慘死的商鞅，豈非一個貨色十足的犧牲品？
商鞅遭到的禍殃，百姓遭到的禍殃，大秦遭到的禍殃，源自他所建立的政法體制中的君主專權。劉軍寧先生在其作品《天堂茶話》中言道，「為天下不必為帝王，為帝王不等於為天下」，而在商鞅的理念中，帝王就等於天下，所謂的大公無私，其實是集天下之公於一人之私。當法治成為人治或法制，這樣一個「大公無私」的東西，其悲劇下場已經註定！
柏拉圖
柏拉圖（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古希臘哲學家
《天堂茶話》中的孔子勸老子進入體制，以便更「直接有效」地報效國家，老子答道：「為天下之學忠於道，為帝王之學忠於君。帝師首先要忠君，而我是忠道不忠君。因此，我不可能把我的政治哲學奉獻給那些獨霸天下的帝王。」但是，直至今日，孔子的觀點受眾更多：「把您的主張寫成摺子，直達天庭，然後由君王落實為政策法律，這樣於國於民豈不都是幸事？」
今人如此，何論古人？公元前368年，與商鞅同時期的柏拉圖，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敘拉古之行。上一次，他的哲學王的夢想，受到暴君老狄奧尼修斯的無情踐踏，所幸撿回一條老命。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小狄奧尼修斯身上。小狄奧尼修斯具有老暴君不同的潛質，他喜歡思辨，愛好哲學，時常舉行各種學習活動。但事後證明，暴君永遠是暴君，無論他愛好文學還是哲學。小狄奧尼修斯很快就對柏拉圖表示了厭倦，派兵欲取柏拉圖性命，幸好一場突如其來的敘拉古內戰讓柏拉圖僥倖存活。
柏拉圖被允許暫時回到雅典，但是要保證在戰爭平息之後回到敘拉古。公元前361年，白髮蒼蒼的柏拉圖再赴敘拉古踐約，希望通過他的政治抱負，改變小狄奧尼修斯的野心。這次的狄二世，全然沒有了當年的青澀，益發傲慢無禮。柏拉圖教給他的哲學，沒有讓他賢明起來，反而讓他朝著僭主方向大踏一步。他還同哲人般寫起了書，空洞無物，充斥著獨斷和專制。柏拉圖這一次的待遇是被賣為奴，老天垂憐，在一個骯髒的港口，他被他的學生斐多用金幣贖回。
從第一次的口無遮攔到後兩次的倍加小心，柏拉圖竭盡智商，然而，正如《天堂茶話》中所言：歷史上有許多懷揣帝師夢的人，都試過「策略」之路，即用帝王愛聽的話把自己的主張包裝起來，「但是，帝王不是傻瓜，定把糖衣全盤吃下，炮彈完整退回。」柏拉圖的宏偉藍圖徹底流產。自此之後，敘拉古之行成為知識分子寄生的隱喻。
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明建文帝朝翰林學士。拒絕為朱棣草擬即位詔書，被「株十族」
但有幾人能如老子，覺出這其中的寄生味道？相反，在寄生實質的同時，儒家最喜歡標榜的就是風骨。風骨本是一件好東西，但帝師若講風骨，就要了命了！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不知道柏拉圖，但了解商鞅，然而，商鞅之慘擋不住天下士子改天換地的雄心，商鞅的悲劇也因此註定不會最慘，只有更慘：
朱棣從北平出發時，心腹姚廣孝說，「南京城攻下之日，有一個人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殺他--殺了方孝孺，天下的讀書種子就滅絕了。」朱棣應承。
1402年7月，朱棣想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方孝孺被召到朝廷，哭聲震徹大殿 。朱棣：「先生不要自取憂苦，我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輔佐成王。」方孝孺：「周成王在哪裡？」朱棣：「他自焚而死。」方孝孺：「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兒子？」朱棣：「國家有賴於成年的君王。」方孝孺：「為什麼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這是我們朱家的事。」
早已不耐煩了的朱棣，示意侍者拿來紙筆，道：「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朱棣大怒，命將方孝孺車裂於街市，並說要株連九族，方孝孺大放厥詞:「莫說九族，十族何妨!」株連十族本來沒有，不過燕王正怒髮衝冠，任何不可能都化為可能，就把朋友門生也列為一族，連同祖宗親戚合為十族，共殺死873人，充軍、流放的人超過千人。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是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帝師是為皇帝服務的，你效忠建文，不惜得罪朱棣，但江山是建文家還是朱棣家，又有何區別？這是方孝孺給帝師們的血的教訓。
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1889—1976），德國哲學家，存在主義哲學創始人。納粹統治期間出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公開宣誓支持納粹政權
但是，征服了皇帝的帝師，也並不見得就飛黃騰達---得罪皇帝固然要不得，但當天下大勢風起雲湧之際，違逆正義，也是帝師躲不過去的宿命。
1934年，海德格爾結束他可恥的弗萊堡大學校長之旅，重返講台。有同事忍不住問道：「君從敘拉古來？」
海德格爾當然明白這個書袋有多刻薄：柏拉圖當年的難堪，就是他今天的處境。柏拉圖的哲人王理想被碰得頭破血流，學者馬克·里拉曾總結道：「如果哲學家試圖當國王，要麼哲學被敗壞，要麼政治被敗壞。還有一種，兩者都被敗壞。」海德格爾就是哲學被敗壞的明證。在擔任納粹校長那一年，這位被時人視做思想世界「秘密國王」的哲人，幹了太多讓人跌破眼鏡的事情：加入納粹，與猶太籍導師胡塞爾斷絕關係，寫信秘密告發自己的同事與學生，在每一次講座結束之際高呼「希特勒萬歲！」
並非所有人都破鼓萬人捶，雅斯貝爾斯就曾經為之辯護：海德格爾不諳政治，就像一個不小心將手指插入歷史車輪的小孩。讓人瞠目的是，這個小孩也果然在私下裡任性地宣稱：除非希特勒來向他道歉，他才會為自己的納粹歷史道歉。言下之意，他並非納粹的同路人，而是受害者——他期待自己的哲學可以改造國家社會主義，但希特勒欺騙了他。
海德格爾真是小孩子嗎？不得而知，但這不再重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說，「人們不僅依靠真理生活，也需要謊言。」很多知識分子，就非常善於一方面製造真理，一方面製造謊言。而當代奔赴敘拉古的哲人，都是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既不信仰理念世界的澄澈透明，也不天真地希望教育僭主成為明君，在他們看來，既然政治必定會弄髒雙手，那麼就不該斤斤計較誰比誰更黑，而是要看這隻烏鴉能幫助我們去向何方。
納粹完了，海德格爾還在賭氣：好像自己被蒙蔽了，本應有人拭淚才是。但在這之後，沒人知道海德格爾怎樣應對「君從敘拉古來」的譏諷，此後的歲月，海德格爾對納粹問題永保緘默，直到死去。
希特勒無法向他道歉了，因為已早他而死。海德格爾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或繼續表忠心了！
但大清帝師翁同龢有。
翁同龢
翁同龢（1830-1904），歷任清廷戶部、工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同治、光緒兩代帝師
翁同龢比海德格爾幸運就在於，一，他的學生光緒還在；二，光緒給他機會辯護。但他似乎親手斷送了這次機會。
光緒24年4月27日，翁同龢68歲生日。凌晨，京城下起了小雨，翁大人以為是個好兆頭。早朝時，與各位大臣準備進入會議大廳，突然宮中主管宣布翁同龢不要進來。
一個小時後，一份上諭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戛然而止。新政第四天就被開缺，還是他的生日，曾待之如祖父的光緒，為何如今棄之如敝屣？
1898年5月26日是一個轉折點。這一天，光緒索要康有為的著作，翁同龢說自己不與康有為往來，光緒大為吃驚---須知，大力舉薦康有為的正是翁同龢。第二天，光緒帝重新索要，翁同龢依然如昨：康有為居心叵測，可能是政治小人，老臣與他也沒有什麼往來。
這種回答讓光緒非常憤怒。用人不當將會給大清帶來怎樣的危害？何況這位將要提拔的康有為將要負擔怎樣大的重任？光緒帝史無前例地對素來尊敬的師傅發了火。
奇怪？不奇怪。5月26日、27日，正是恭親王奕?彌留之日，慈禧和光緒幾次探視，恭親王對清廷用人表達了擔心，希望光緒能很好地尊重慈禧，不要受小人挑撥，更不要將權力交給翁同龢這樣的人。大清確實應該改革，但只能是舊體制的完善，翁同龢在康有為的鼓動下所謂「從內政根本」進行改革的構想，則是廢我軍機，另起爐灶。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經驗閱歷，勢必淪為翁、康的傀儡。恭親王最後強調，翁同龢「居心叵測，並及怙權」，如果不對其防制，將來一旦與康聯手，禍及大清。
這話雖然只對慈禧和光緒說，但在當時算不上機密，作為當紅的軍機大臣，翁同龢不會不知道---這就是答案。
可見，翁同龢被罷官，雖然有政敵的報復及自己的失誤，但根本原因是慈禧與光緒為了大清根本利益作出的選擇。此前，甲午海戰的失敗，已讓光緒對他有了不同看法，《馬關條約》簽訂，民族受辱，國家受損，光緒涕泗交流下了罪己詔，翁同龢也擬了一道摺子請求處分，心情異常沉痛：「臣於敵勢軍情焉不諛，遂使全權之使再出，而和議於是遂成。」並自認「覆水難收，聚鐵鑄錯，窮天地不塞此恨也！」
甲午海戰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佑亨說，大清之所以敗，不是君臣某一人的罪過，而是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的結果。光緒在開缺老師後「警魂萬里，涕淚千行，竟日不食」，似乎也明白委屈了師傅。然而，翁同龢終究成了帝國失敗的替罪羊，上諭中的口氣毫無情面：「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
話說回來，開罪了天子，能有這樣的結局，也算不錯了。全家甚至全族被屠戮的案例，俯拾皆是，商鞅和方孝孺都是。同樣悲慘但卻耐人尋味的帝師遭遇，則是張居正。
張居正
張居正（1525－1582），明萬曆朝內閣首輔，輔佐皇帝開創萬曆新政
萬曆10年6月20夜，北京大明相府哭聲震天。張居正死了。
朝野流傳，「在其位謀其政，為官當學張居正」。丞相死曰薨，內閣首輔張居正做夢也不會想到，他剛薨不足月余，就成了言官口中的巨奸，一生作為被攻訐為「擅專獨斷，專橫跋扈」。從股肱之臣到社稷毒瘤，變化的突然讓人唏噓。
誰不知道，從萬曆元年開始，張居正新政經萬曆帝下令實施，對鞏固大明朝廷立下頭功！然而，萬曆11年3月，同樣是萬曆，下令追奪張居正一切榮銜和謚號，家產全部抄光，子孫十幾人被關在屋子裡餓死，慘狀朝野驚悸。萬曆12年8月，萬曆下詔宣布張居正罪狀，其活著的子弟統統發配邊地。
張居正是萬曆的老師，學生為何如此痛恨自己的老師？
時光倒流，因果不難尋覓。萬曆登基後，帝師張居正感覺到時機到來，改變積弊以延續國祚，在他看來是天授之命。為此他做了兩件事，一是實施考成法、一條鞭法等改革措施，二是精心培養接班人，這兩件事，既讓他名冠天下，也為明日埋下了禍根：
前者，撼動了官僚階層與士大夫的利益，導致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張居正一直處在群起而攻之的態勢中；
後者中的「接班人」就是萬曆。張居正將政治理想寄予萬曆，甚至親自編寫圖文並茂的教材給他。但除了愛，更多的是嚴厲，其最常強調的一句話是，你是皇上，一言一行都要有帝王風範，切不可自降於凡人。按理嚴師出高徒，但張居正忽略了，他教的不僅是一個學生，更是九五至尊。授課時是先生，更多時候你是臣子。嚴格的管束，使萬曆對他從尊敬到畏懼，近乎野蠻的強硬，更是傷了小皇帝的心，慢慢又從敬畏轉變為怨恨。
兩股仇恨交織對付一個張居正，張居正在劫難逃。萬曆12年，明神宗朱翊鈞終於逃出老師給他的心理陰影，用實際行動交了一份答卷：這就叫說一不二的帝王風範。
但我們不妨再深入思考一層：正值可以有一番作為的年輕皇帝，要想鞏固權力，掌握充足的話語權，必須走出張居正的陰影---任何一個政策的推出都是承上啟下的，在別人看來都會是張居正的功勞。只有把張居正搞臭，聚光燈才會重回萬曆身上。反張派的囂張聲勢、張居正的私德不堪，其實，無非是萬曆的借口。
清人說，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明只一相，張居正。儘管張居正對千瘡百孔的大明有再造之功，然而，最終用自家幾十口人的生命來交換，這樣的代價不是過於沉重，而是根本划不來。張居正如果真能看透，當初李太后讓小萬曆去讀《霍光傳》時，他就應該能夠預判到自己的明天！
也有人說，如果張居正是一個清官，萬曆就算想倒張，也沒有借口了，那麼，張居正必將成為史上最成功的帝師---說穿了，還是「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清官就一定會善始善終？未必。比如陳佈雷。
陳布雷
陳布雷（1890－1948），蔣介石的「文膽」，長期為蔣草擬文件，自殺身亡
1927年是陳布雷生命的分界線。此前，三十幾歲的陳布雷已譽滿報界，其時評被稱為「如椽巨筆，橫掃千軍」。此後，他開始追隨蔣介石，官位雖不顯赫，卻始終是蔣的紅人，號稱領袖「文膽」，更是實際的國民黨軍機大臣。蔣介石對他向來尊重，他的進言多有採納。
抗戰時期，陳布雷起草的文告傳頌一時，蔣介石那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國民眾皆有守衛國土之責」的著名演講，就出自陳佈雷，曾喚起億萬國人抗戰激情。
然而，在為蔣介石捉刀的二十多年，有一種隱痛一直折磨著陳佈雷。
1937年，為寫《西安半月記》，陳布雷不知戳斷多少毛筆，心情煩躁到無以復加。
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陳布雷精神頹喪，頭髮蓬亂，形容枯槁，語音低微，哀嘆著對兒子說：「前方軍事潰敗到如此地步，後方民心思變又如此，此時此刻，最高當局卻要我寫一篇《總體戰》的文章，這叫我如何落筆！」
筆在他的手中，說的卻不是自己想說的話，他無一日不想著退出，但終於退不出。這當中，包含著他對蔣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身上有濃重的「士為知己者死」觀念，正如他在寫給王芸生的信中說，「我如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只能從一而終。」
1948年，在他感嘆「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而又不懂政治，以至無法自拔，於今悔之晚矣」 之後，結局開始加速向陳布雷走來。
1948年11月2日，陳布雷建議國共之間應該停止戰鬥，和平談判，被蔣介石在隨後的中央黨部會議上嚴厲斥責。陳布雷回來後緊鎖眉頭，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煙，來回踱步，長噓短嘆。
此時的蔣介石，對經濟形勢不滿，對軍事形勢不滿，對外交不滿，對陳佈雷的宣傳輿論工作也極不滿意。
此前，因為推薦翁文灝任職行政院長，而隨後發生金圓券垮台，國民黨經濟體系整體崩潰，作為舉薦人的陳佈雷，心理已經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1948年11月12日，陳布雷於深夜，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1948年11月15日，陳布雷遺體在南京中國殯儀館大殮，大堂四壁擺滿鮮花，掛滿高級官員送來的花圈和輓聯，中央高懸蔣介石親書匾額「當代完人」。
陳布雷一生清正廉潔，生活極其簡單，1947年，國民黨強迫民眾把真金白銀換成金圓券，他和夫人把僅有的一公斤真金白銀全部兌換，不久就成了一堆只能買幾公斤麵粉的廢紙。陳布雷死後，身邊只有這樣的金圓券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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