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紅隊」力量式微，「藍隊」開始逼迫中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洪鑫誠】

9月3日-5日，第九屆金磚峰會在廈門舉行。這次盛會規模空前，而主要成果《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宣言》總計71條，長達12000餘字，如此篇幅同樣前所未有。

作為領導人會晤的書面成果，《宣言》是與會各方的基本共識以及今後開展合作的指導文件，其豐富程度與條文細節有著指標性意義。素有「帝國智囊團」之稱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近期發表分析文章「How the BRICS Got Here」，認為近年金磚會議宣言激增的長度，反映了金磚國家之間日益擴張的外交議程。該文章稱，在去年及2015年，《宣言》的長度分別達到27頁及43頁。

不少分析人士認為，《廈門宣言》在務實、創新與改革方面含金量遠超預期，其成果不僅為未來金磚國家經貿合作規划了具體發展目標和方向，也為合作順利落地提供了實實在在的支撐，將推動金磚國家合作進一步實心化。

事實上，金磚國家合作的從無到有，再到不斷實心化的背後，有著國際體系與地緣政治之爭的隱喻，體現著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大戰略」。

權力轉移與中國的機遇和挑戰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的視角，中國是正在崛起的新興強國，美國則是現有體系的霸主。隨著中國國力緊追美國，「中美權力轉移」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中國會接受由美國主導建立的現有國際體系，與美國和平共處，還是藉由權力的增長挑戰美國、建立新秩序？這個問題被認為事關未來中美關係的「和與戰」，中美實力的消長與關係的親疏事關國際格局的基調。

自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國內主張對華接觸的「紅隊」在中美關係發展中扮演重要作用，從外交關係協會、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的中國研究報告中，可以看到一條非常清晰的「整合」中國進入國際體系的戰略軸線。此種「整合」強調讓中國融入現有全球政治經濟體系，深化中國與全球利益連接，使中國因從現有體系中獲益而不致挑戰體系、動搖美國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在中國一步步融入國際社會，逐漸成為「負責任大國」的同時，締造這一體系的美國反而因中國實力的迫近而坐不住了，主張遏制中國的「藍隊」聲勢日漸浩大。奧巴馬時期的「重返亞太」便可視為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戰略回應，亞洲開始成為中美競逐的前線。此外，有意排擠中國的TPP與TIPP等，正是美國試圖重組貿易格局、拿回貿易優勢的機制。

而在民粹浪潮中上任的特朗普乾脆表現出對體系的「離經叛道」，放棄TPP、退出《巴黎協定》、轉向保護主義，將美國的體系領導責任拋到腦後。這甚至讓建制派乃至美國的傳統盟友們期待中國更多地承接現有的全球治理責任。

中國因此面臨一個重大的戰略機遇：有機會藉此展現更多領導力，卻也意味著要面對更多國際事務的壓力與挑戰。

因此，2016年首次作為主席國的中國舉辦的G20杭州峰會，平添了一層「中美領導力交接」的象徵性意義，而在今年7月的漢堡峰會上，被期待接美國攤子的中德兩國又發出「攜手構築全球治理責任共同體」的訊號。

左手接球、右手架橋

然而比起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南北共存的G20，完全由主要新興國家發起的金磚機製成員國更少、共同利益更廣泛，因而更有利於達成共識與合作。美國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Alyssa Ayres指出，金磚國家在過去八年來確實深化了夥伴關係，從一個單純的理念中發展出了一個切實的組織，並展現了創造由他們主導的全新國際金融機構的能力。

其中，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NDB）和應急儲備安排（Contingent Reserve Arrangement，CRA）最為重要。在Ayres看來，NDB和CRA是世界銀行和IMF的改革遲遲未能兌現的之下，金磚國家推出的具有針對性的替代機制。

如今，總部位於上海的NDB已經全面運轉，並在今年4月於巴西簽署了第一筆發展貸款協議。CRA則在2014年同樣在巴西達成協議，設有1000億美元的應急儲備。

在2015年簽署NDB和CRA官方新聞稿中，印度政府毫不掩飾地表示，印度在IMF的改革和決策中並沒有多少發言權，而未來CRA將提供IMF之外的替代選項，同時也將為印度經濟進一步參與金磚市場打開另一扇窗。

從《廈門宣言》中可以看到，CRA和NDB被擺在今年金磚會談「全球經濟治理」方面共識中最顯眼的位置。CRA被稱為「金磚國家金融合作和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而NDB將在南非設立第一個區域辦公室——非洲區域中心。

正如《宣言》「全球經濟治理」部分第一條所說：「我們決心構建一個更加高效、反映當前世界經濟版圖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過去的國際經濟體系主要由西方大國主導，發展中國家很難在世界銀行、IMF等國際組織中享有與其崛起的經濟地位相稱的話語權。因而，提升新興及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是相關國家的共同訴求，而金磚五國又是這些國家的代表。

其中，中國既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事務中已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如此既能很好地承接現有的國際體系，架起南北之間的橋樑，因而成為體系創新的重要潛力。

依此來看金磚，以及「一帶一路」、「亞投行」等中國主導建立的國際機制，不難發現中國同時作為現有體系「維護者」和「改革者」的特殊角色。

像《廈門宣言》中所體現的那樣，金磚國家並不突破與挑戰現有國際體系。在經濟方面雖主張世行和IMF改革，也仍表態期待這一體系內的進展，同時對世貿組織、G20等現有機制的作用及精神都做強調。此外，對《聯合國憲章》和《巴黎協定》也重申捍衛和堅持。這都可視為對現有國際體系的承擔與維護。

另一方面，金磚國家也訴求更公平、有效的國際體系。而當現有體系的改革遲遲未能兌現，那麼以優化、助力全球治理為名建立替代性選項就無可厚非了。

《廈門宣言》就在強調CRA和NDB為全球金融穩定作出貢獻的同時，提倡二者與IMF、世界銀行開展更緊密的合作。而這種對國際體系的選擇性合作與創新，恰與中國自加入國際社會以來的長期實踐經驗形成呼應。中國一方面通過不斷參與國際事務和機制來學習及適應現有的秩序和規則，另一方面堅持自身的發展道路和外交準則，並嘗試建立替代性選項來實現和平的體系改革，而非完全被體系同化。

從G20和金磚會議可見，中國既沒有冒進地全面繼承或挑戰現有體系，也沒有放過這一波全球化退潮之下的戰略機遇。而是一手填補美國領導力收縮之後留下的權力真空，一手凝聚新興國家的共識和訴求來變革國際格局的權力結構。如此既符合現階段「和平發展」的戰略主軸，不公然挑戰美國的地位，又可穩步提升國際威望與地緣政治、經濟影響力，在中美實力消長中不落下風。

美國的沉淪和悄然生變的世界

巴西利亞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生部主任Ana Flávia Granjae Barros在接受中評社專訪時提到，美國在特朗普總統的領導之下已經開始背棄了曾經的自由主義，不光在經濟方面，在氣候變化等其它事務上都拋棄了原有的立場。「美國現在正在遠離它自己當年建立起來的二戰之後的世界秩序」。她認為，中國將很快適應美國留下的領導真空，正在建立「平行的多邊主義」，而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可視為G7和馬歇爾計劃的翻版。「中國非常快適應了現在新趨勢，並且成功抓住了新趨勢帶來的新機遇」，她說到。

儘管認為中印關係會是金磚國家合作前景的關鍵障礙，前述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評論文章也不得不承認，金磚國家已經團結一致地創造了一個能夠替代西方主導國際金融體系的選項。文章將中印能否在金磚機制內部達成和解，視作事關金磚未來能否應對嚴肅議題（如安全）的重要指標。

對此，廈門會晤前的印方撤軍及會議期間中印領導人的順利會談已經給出樂觀的答案。即便今後印度仍將在中、美兩大國之間來回遊走，以同時經濟利益與軍事保障。金磚內部的合作會使印度更難放棄作為新興國家代表的角色，而制度化的金磚領導人及部長級會晤，勢必提供中印必要的定期對話與衝突管控機制，有助於中印關係的大局穩定。

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Michael Spence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將中國形容為全球經濟新的規則制定者（The Global Economy』s New Rule-Maker）。他指出，除了積極對非洲投資，中國的「一帶一路」及亞投行（AIIB）隱含著通過巨額的基礎設施投資來整合歐亞大陸（Eurasia）的意圖。

「歐亞大陸」被已故的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視為決定全球霸權的地緣政治大棋局，這一概念深刻影響著從美蘇爭霸到中美的戰略博弈。

如今，初具成效的金磚機制將是這場地緣政治布局的重要引擎，正在讓歐亞大陸最具戰略潛力的中、俄、印三國的未來充滿想像空間。同時，相對成長速度更快、代表著未來的新興國家正在悄然改變世界權力格局。而中國堅持的更平等、無前提的多邊主義途徑，如巴西利亞大學Barros主任所謂的「平行的多邊主義」，對期待務實合作的廣大新興市場及發展中國家更具吸引力。

也許正如Spence在文章結尾所說，中國可以持續追求一種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途徑，從而獲得來自其他發達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廣泛支持，而沒有人可以預見，美國還要在國內這場政治和社會劇變中沉淪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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