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先生：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

今天是教師節，翻出一篇舊文，帶你「尋找先生」。

冰點特稿第852期

尋找先生

作者 | 王晶晶

10位先生站在展廳里，擁擠的人潮中，他們的身形顯得有些單薄。畢竟，這只是用紙板做成的人形。但在（2012年）9月2日這一天，卻有很多市民到深圳關山月美術館為他們送行。印在紙板上的名字是：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

這些「先生」身後，正播放著關於他們的紀錄片。片中，一個女聲問：「你們了解胡適這個人嗎？」

「胡適？胡適？」一個身著校服的女高中生歪著頭，疑惑地重複了兩遍，「就是一個姓胡的人是嗎？」

對於這樣的結果，製片人鄧康延並不太感意外。 20多年前，當他還是西安的一名地質工程師時 ，就開始對民國文化名人的結局感興趣。後來，他改行做雜誌、紀錄片，拍過抗戰老兵，收集過民國老課本。隨著對民國歷史了解越來越深入，他發現，曾經聞名於世的許多先生，如今不是被遮蔽，就是被忘卻，就像「被一陣風吹了，神馬都是浮雲」。

兩年前，鄧康延和他的紀錄片團隊開始尋訪這些民國先生的蹤跡。最後，拍攝成果集成一部10集的紀錄片以及一場歷時16天的小型展覽，展覽的名字就叫「先生回來」。有人說，他是在為這些先生「招魂」。

「他們的背影，讓我們看到這個民族的正面。」鄧康延說。

9月2日閉展這天，40多位小學生站在先生面前，用稚嫩的童聲合唱了李叔同的《送別》。這是鄧康延為素未謀面的先生們送上的一份臨別贈禮：「那是餘音至今的民國歌吟，也是我們的悲欣交集的先生們漸漸遠去的空谷足音。先生先生了百年，後生後知在此間。」

為什麼這樣有名的人，我們之前不知道？

展廳里，一個小男孩拉著母親的手，經過展板上鋪展開來的這些先生的生平介紹，抬起頭說：「媽媽，我不知道他們。」「之後你會學到的。」母親有些敷衍地告訴他。

實際上，這些人的名字，在教科書里毫不起眼。在攝製組一位年輕女編導的記憶中，「胡適」這兩個字只是語文試卷中的一個干擾項：「《狂人日記》的作者是： A 魯迅， B 胡適」。選擇胡適，就失掉了兩分。

甚至在胡適的家鄉安徽省績溪縣上庄鎮，這個人的名字也曾被遮蔽了很多年。當地一位中年鄉鎮幹部指著胡適故居的方向，在鏡頭前跳來跳去，顯得很激動：「我們那個時候知道這個人是文人，是個反動的文人。」

「為什麼這樣一個有名的人我們之前不知道？」學者熊培雲說，「我們知道更多的是魯迅，像匕首、像投槍這樣凌厲的一個姿態，而胡適那種很溫和的姿態，寬容、追求自由的形象，為什麼在我們的教科書上沒有呢？」

鄧康延一直有為這些民國先生立傳的想法。2010年，為拍攝抗戰紀錄片，他和深圳一些志願者去美國華盛頓國家檔案館查找抗戰時期影像。在那些戰火紛飛的片段中，屏幕上偶然會跳出幾十秒難得安逸的無聲畫面：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友人站在草地上，談笑風生；胡適在北大紅樓門口，和學者一一握手；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穿著長衫，笑容可掬，懷裡還抱著個小娃娃。這些場景一下把他擊中了。

那之前，鄧康延恰好在雲南騰衝搜羅到3本民國時期的老課本，這些小學課本的編纂者竟然是蔡元培等在內的民國知名學者。後來再去尋覓更多的老課本，張元濟、胡適、晏陽初、陶行知、豐子愷等人的名字「嘩嘩嘩」往前涌。鄧康延覺得，20年前的想法現在已經成熟了，是時候該用影像為這些漸行漸遠的先生立傳了。

他首先選擇了10位可以映照當下教育問題的民國先生。這些人中，有6位是大學校長，3位從事鄉村教育，還有一位是崇尚獨立自由的學者。

起初，攝製組的成員主要來自鄧康延所在的深圳越眾影視公司。一些朋友在酒局上聽到這個拍攝計劃後，也要求加入，其中就有國家形象宣傳片總導演高小龍和《風聲》的導演高群書。

高小龍是鄧康延的陝西老鄉，一直敬佩胡適。當他在飯桌上聽鄧康延說起這件事時，激動地用陝西話說：「康延兄，胡適誰都不許給，我來拍，不要錢都行！」拍大製作的高群書也要求加入。鄧康延直給他潑冷水：「你們拍個電影都是幾千萬，我們紀錄片一集也就幾萬元，很苦的。」可高群書說沒問題，拍電影都快把手拍臭了，就喜歡拍這些紀實的東西。後來，他忙於新片無暇執導，但還是推薦了另一位導演。

最後，攝製組分成4個小分隊，歷時一年多，追尋這些先生的後人和學生，重訪他們的故鄉以及教學場所。拍攝素材剪成一部5個小時、10集的紀錄片，在展覽開幕那天首播。

這些影像連同鋪陳在牆上的先生生平，讓後來人唏噓不已。一位南開大學校友現在才知道，創辦南開的老校長張伯苓由於為國民黨政府工作過，晚年被南開校慶拒之門外，甚至死後30多年裡，骨灰5次遷移，也不能如願進入南開校園（編者註：張伯苓遺骨後來葬在南開大學）。這位校友在留言簿上寫道：「89年老校長（骨灰）回學校的事情我們知道。但那時並不知道他晚年受到的不公。現在的中國需要先生們回來，我們不能再讓他們受委屈。」

還有一些老觀眾，說到激動時都哽咽了。一位老者得知10集紀錄片中還有一集屬於胡適，幾乎泣不成聲：「60年了，終於在有生之年看到胡適出現在電視畫面里。」

就連高小龍正上小學的兒子也對這些遙遠的先生們產生了興趣。起初，在父親要求下，他看得勉強。可是3天過後，他竟然說了句：「我還挺喜歡看的。」

高小龍感到很驚喜，問他為什麼喜歡。「我喜歡看裡面過去的影像，我還想知道這些先生的結局是什麼。」這個11歲的小男孩回答。

「適之伯，冬秀，我來看你們了」

展覽開幕後，鄧康延成了美術館裡的義務講解員。一個人靜下來的時候，他也擔心自己的啰嗦以及口無遮攔，但只要一講起來，就什麼都忘了。同樣的內容，他講了不下數十遍。可每當講到這些先生們凄涼的晚景時，他還得打打岔，愣愣神，「要不自己受不了」。再一抬頭，觀眾中也有人正抹眼淚。

「他們的苦難就是中華民族的苦難，而他們的堅守，我們還沒有堅守。」鄧康延說。

幾十年過去，曾經凝聚過笑聲與讀書聲的地方，已經變得空蕩蕩的。攝製組重回陶行知在重慶為戰爭孤兒興辦育才學校、進行興趣教育實驗的舊址時，在那所古寺里只發現了一名耳聾的老婆婆和一隻與她作伴的白貓。

這位先生曾經有過眾多弟子。一位80多歲的學生在採訪結束後，翻出珍藏多年的陶行知手跡，捐給了攝製組。「給你們吧，給你們意義會更大，放在我這兒已經沒什麼意義了。我年齡已經很大了，兒子對這個東西又不關心。」

年輕人對先生們知之甚少，其實，年歲稍長的人也不一定對於這些民國講壇上的知名先生還有什麼特殊印象。

拍攝開創清華「黃金時代」、參與創建西南聯大的老校長梅貽琦時，正值清華百年校慶。一位來參加校慶活動、頭髮已經全白了的老校友聽到「梅貽琦」這個名字時搖了搖頭：「我不太了解 ……」

鄧康延擔心，隨著老人去世，街道拆除，沒有影像和文字記載的歷史會更容易忘卻和篡改。2011年初，《先生》的拍攝工作正式開始 。「我們不是想改變什麼，而是想保留什麼。」他說。

負責胡適這一集的高小龍團隊在安徽胡適故居里，遇到一個樣貌、打扮都很像農民的管理員。細聊之後才知道，這個名叫胡從的中年人，祖父和胡適是宗族至友，常有書信往來。1987年，胡適故居對外開放，為讓胡從能在這裡工作，他的母親捐出了家中和胡適往來的信件。

高小龍幫這位胡適的遠房侄子買了一張去往台北的機票，邀他到海峽對岸的胡適墓園和胡適紀念館看一看。鄧康延在台北酒店第一次見到這個只背了一個黑色單肩包、皮膚黝黑的農民時，「頭一下就大了」，團隊經費本來就緊張，「怎麼帶了這麼個人來？」

誰也沒想到，工作人員還在胡適故居外布置燈光、鋪設軌道時，這個第一次到台灣的鄉下人，一個人溜進紀念館。一進門，這個未曾謀面的後輩、總是咧著嘴樂得牙花子都露出來的漢子，「撲通」一下跪倒，埋著頭，對著那幅握著毛筆、笑意盈盈的胡適畫像抽泣。

「先生，請問您有什麼事嗎？」一位女工作人員走來不解地問。

胡從依然跪在那裡，兩個肩膀不停地抖動。鄧康延估計，這個中年人大概想起了幾十年來，他的家族因為胡適而被牽連、改變的命運。

1950 年代，大陸掀起批判胡適思想的運動。那時，胡適賦閑在美國，聽說大陸出了7大本批判他的文章，還專門找來影印本閱讀，並在上面認真批註。胡適還常問正為他做口述史的唐德剛：「最近有什麼新材料啊？」如今，這些被胡適批註過的批判文集，陳列在台北胡適紀念館的書架上。

高小龍的團隊還在這裡找到了胡適去世時的影像 。1962年，胡適突發心臟病去世，台灣30萬人為他送行。可在老家績溪上庄，知道這個消息的人卻沒有幾個。一位在外地念書的族人，回家時告訴了鄉親。據說，老一輩的讀書人聽了搖了搖頭，笑了笑，並不答話；年輕一輩的人笑了笑，搖了搖頭，說「不認識」。

半個世紀後，胡從帶來了家鄉特有的金山時雨茶，送上遲來的心意。在台北胡適墓園裡，他從懷裡掏出一隻保溫杯，擰開蓋子，把茶水灑在地上，嘴裡念叨著：「適之伯，冬秀嫚，我來看你們了。你家的房子，這十多年來我管理著，你同我爺爺關係那麼近，你放心。」說完，他對著墓碑深深地鞠了三個躬。

鄧康延一時感動，在網上發了條微博。上車時，胡從突然很緊張地跟他說：「鄧老師，你發的那個可能會出事。我們那邊打來電話問，『你怎麼到這邊來了？』我之前都沒敢跟他們說。」

「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

鄧康延選擇這10位先生作為第一批拍攝對象，因為在他看來，當下最急迫的問題就是教育。這些先生在民國講壇上的身影，「就像一面鏡子立在那裡，昭示著還很近的春秋」。

「不管是西南聯大，還是城市邊緣的鄉村學校，都有這樣身體力行的先生們。所以我們這個民族在那種時候也有過『黃金 10 年』。」鄧康延說，「先生們立下的這些規則就在那兒，可是我們現在有些熟視無睹。」

重訪先生的拍攝路也有失落與傷感。拍攝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這一集時，正值清華百年校慶。鄧康延想採訪清華大學現任校長，讓他講講清華髮展的脈絡。可是，從清華校辦那裡得到的答覆始終是「校長忙於事務不便接受採訪」。而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攝製組很輕鬆地就進了校園，並且見到了那裡的校長。

幾十年前，梅貽琦剛上任時曾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位沒有架子的校長還常說：「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

對於一家民營影視公司來說，門同樣難進的，還有北大紅樓舊址。拍攝蔡元培時，導演馬莉打算拍拍老先生當年上課的地方，反映蔡元培時代老北大的風貌。可是對方告知，參觀可以，但是拍攝不行，因為「這是文物保護單位，需要一定級別的介紹信」。

可就在幾十年前，紅樓還是個平易近人的地方。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長時，北京大學被稱為「官僚養成所」，學生們上學還要傭人幫忙打理。蔡元培開始推行改革。上任第一天，校役畢恭畢敬地站在紅樓門口行禮，迎接這位民國政府委派的大學校長。沒想到，蔡元培竟也摘下帽子，鞠躬回禮。在場的人都很驚訝，「因為當年的校長是個很大的官了」。

最後沒能進紅樓，鄧康延覺得有些遺憾。「在美國、台灣，找這些資料都是免費提供，而且人家還很熱情。」他說。

舊時的人文環境不再，但近百年前蔡元培遇到的問題，如今依然存在。一位年輕人參觀這位老校長在上海的故居後，留下這樣一句話：「您可知，如今，我們依舊面臨如您面臨的問題一樣嚴峻的問題。」

也有觀眾參觀《先生回來》的展覽後，發出了類似的感嘆。教育學者孫雲曉站在陶行知的畫像面前，對鄧康延說：「老先生七八十年前就在倡導生活教育，我們現在不要說遵從、發展，比70年前反而是倒退了。」

77 年前，陶行知曾批評民國政府的會考制是「殺人的會考」。他曾嚴厲地指出：「學校不是教育的園地了，而是會考儲備處，跟社會是完全隔絕的。」

只要有一個人還在唱這個歌謠，晏陽初就還活著

令人遺憾的是，紀錄片公映時，接受採訪的一些老者，名字上已經畫上了黑框。

劇作家黃宗江留在紀錄片里的最後影像，是在南開中學的教室里。他站在老校長張伯苓的石像前，伸了伸大拇指。這位曾經的「南開四小花旦」已經89歲了，他皺著眉，臉上布滿了老年斑，粗重的喘息聲被攝像機上的麥克風清晰地收了進來。

76歲的復旦大學教授朱維錚也沒有等到紀錄片問世。2011年5月，攝製組第一次去見他時，這位老先生並不以為意，他的椅子甚至都沒有正對著編導錢喻。但是聊了5分鐘關於馬相伯的教育理念後，他突然一下把椅子轉了過來，精神也上來了，還幫他們介紹其他研究馬相伯的學者。

那時，朱維錚已經身患肺癌，可他還有心情開自己的玩笑：「馬相伯後來的幾個復旦校長都長壽，哎呀，我也不想坐那個位置，所以我也長壽不了。」

一個月後，當錢喻正式去拍攝時，朱維錚已經住院化療了。醫生不允許他外出，可為了馬相伯老校長，朱維錚特意換了套頗為正式的衣服，出院接受採訪。那一天，他臉色紅潤，身上的米色中式上衣乾淨平整，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幾乎看不出生病的跡象。可現場的工作人員知道，他的臉上不停地流汗，採訪一結束就再也藏不住疲態。幾個月後，他去世了。

這些老者大多保持著對過往清晰的記憶。研究梅貽琦的清華老教授黃嚴復已經80多歲了，他住在沒有電梯的老式宿舍里，由於中風，下樓都困難。他對著鏡頭，含混而緩慢地講述著梅貽琦如何反駁蔣介石。休眠的記憶蘇醒了，他講得高興，可是「嘴已經跟不上腦袋了」。

梅貽琦的另一位學生何兆武，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但是卻願意聊一聊這位老校長。鏡頭中的他戴著一頂鴨舌帽，裹著厚重的棉坎肩，行動不便。可90歲的他還清晰地記得，西南聯大時期，風度翩翩的老校長即使和學生一起躲日本人的炸彈時，也是「拿張伯倫式的雨傘當拐杖，安步當車，慢慢走在後面，還囑咐學生們不要擁擠，不要擁擠」。

這些記憶也殘存於民間的角落。河北定縣（現為定州市）是平民教育家晏陽初當年搞鄉村建設實驗的地方，那裡的老人依然記得這位先生的名字。那時，晏陽初全家搬到鄉下，穿粗布衣服，住漏雨的房子，和農民打成一片，教他們識字。晏陽初的妻子是中美混血，她用棒子麵炒糊代替咖啡粉。

拍攝過程中，鄧康延一直發愁缺少晏陽初的早年影像素材。1949年，這位先生南渡台灣，隨後在東南亞、非洲繼續進行鄉村建設實驗，漸漸消失在國內視野中。一次坐飛機，鄧康延和鄰座的人聊天兒，對方得知了他的拍攝計劃，說自己以前做公益組織時知道晏陽初，「我來試試，看去菲律賓能不能弄到一些資料」。

一個月過去，鄧康延都快放棄時，收到一張光碟，裡面是晏陽初在菲律賓進行鄉村教育的錄像。在一段英文演講中，這位老先生說到激動處，直用手指敲桌子：「平民教育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事，不是說，『哇，這是個偉大的運動，我們一股腦兒跑到鄉村然後一帆風順』。我們要進入他們基層的工廠，去找出什麼是他們的長處強項，把這些一直延續下去，同時找出他們的短板，幫他們在短期內解決。」

如今，河北定州市的許多老人依然受惠於晏陽初當年的平民教育思想。對著攝像機，一位80多歲的老人用手在腿上打著拍子，張口唱起晏陽初當年教給他們的歌謠：「穿的土布衣，吃的家常飯，腰裡掖著旱煙袋，頭戴草帽圈，手拿農作具，日在田野間，受些勞苦風寒，功德高大如天，農事完畢積極納糧捐，沒有農夫誰能活天地間？」

在《中國在梁庄》一書的作者梁鴻看來，這些老人唱起歌謠時，歷史因子已經被激活。「只要有一個人還在唱這個歌謠，晏陽初就還活著。民國這些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行為，就是埋在土壤間的種子，雖然被歷史遺忘，但當有一天遇到合適的天氣、水、陽光，還會發芽。」

先生是什麼……

重尋這些隔代先生的人生軌跡，讓54歲的鄧康延覺得自己也變成了他們的「貼身弟子」。

有一次，他和高小龍因為拍攝胡適如何取捨的問題爭執起來，還拍了桌子。吵到最後，不知誰用陝西話說了一句：「算了，你看看人家胡適，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容忍吧，不說啥了。」

30分鐘的紀錄片不足以展現一位先生的全部故事，鄧康延於是想到辦這個展覽，作為紀錄片的延伸。本來，他覺得為展覽找一二十萬元的贊助沒什麼困難，可找了一圈，朋友們都表示道義上的支持，「真棒！」「功德無量！」最後一分錢也沒有。他只能讓設計公司用「最簡單的材料、最便宜的手段，烘托出偉大的10個先生」——說完這話，他自己都笑了。

展廳里代表10位先生的10個人形紙板花了7000元，相比設計公司提供的另一個幾萬元的方案，已經便宜了不少，可鄧康延還是覺得有些心疼。要是有材料，他就自己動手做了。經費緊張，拍攝時有編導提出去美國、東南亞取景，都被他否定了。如今展廳里的布置也一切從簡，「雖然簡單，但是先生也應該能理解」，他說。

這場樸素的小型展覽吸引了許多追尋先生足跡的人。其中，不少是老師和學生。一個懷抱兒子的父親，一字一字念著展板上的文字，儘管他的兒子一直玩著手裡的玩具模型，並沒有在聽。另一個父親推著不滿兩個月大的兒子來參觀，「希望他有朝一日能明白今日之用心，學習先生之風骨，先生之精神」。還有一位自稱是「老學生」的人，在留言簿上寫了這樣一行字：「願有自由新天地，還請先生早回來。」

觀眾中，還有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深圳南山附屬學校的前校長李慶明。這位每天早上都站在校園門口沖學生鞠躬、推行公民教育的先鋒校長，不久前被突然辭退，前路尚無著落。和幾位學生的最後一次話別，他把地點選在「先生回來」的展廳里。

閉幕式那一天，李慶明又被鄧康延請到現場。他本來沒想發言，推脫不過，最後說了幾句：「先生是什麼，可能就是馬相伯說的那隻想叫醒這個昏睡中國的一條狗；就是泰戈爾筆下，黎明之前最黑暗時能夠報曉的鳥兒；就是黑格爾筆下，傍晚就起飛的貓頭鷹，能夠讓人們冥思苦想；就是王小波筆下特立獨行的豬 …… 那些瀕臨死亡和休克的心靈，能不能在這裡重新復活，我還是抱有一些幻想。」

這是李慶明在公開場合留下的最後一番「講演」。在40多個孩子的童聲《送別》中，他結束了在深圳的最後一天。

閉幕式前一天下午，鄧康延也給觀眾做了最後一次講解。展廳里的最後一位先生是陳寅恪。1966年，76歲的陳寅恪已經卧床不起，眼睛也看不見了，他差點被用籮筐抬到批鬥現場。但那天最後沒有人來，後來家人才知道，是陳寅恪曾經的一個學生代替他去挨批鬥。事後，有人不解地問那位遍體鱗傷的教授：「這種事情躲還來不及呢，你怎麼還往前湊？」他的回答是：「能為先生受苦，我感到無上榮幸。」

講到這裡，鄧康延有些動容。他看了看眼前這些不認識的年輕人、老人還有顯得有些吵鬧的孩子，「能夠給你們講這些，我也和那位教授一樣，非常榮幸。」說完，他轉身走出展廳，身後留下一片掌聲。

本文系中國青年報2012年9月12日冰點特稿

———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