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中文系老教授二三事

圖為本文作者王運熙先生

本文原分上、下兩篇刊載於《文史知識》2003年第3、4期，現將兩篇文章合而為一以方便讀者閱讀。

20世紀50年代，復旦中文系的師資隊伍，經初期的院系調整，實力雄厚，其中古典文學師資更見突出。除原有陳子展、趙景深、蔣天樞諸位外，經院系調整來的有郭紹虞、朱東潤、劉大傑諸位，一時人才濟濟。其中劉大傑先生最早於70年代末期逝世，年七十餘。其他五位均於80年代至90年代初先後下世，趙、蔣八十多歲，郭、朱、陳均九十多歲，俱稱高壽。我長期在復旦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工作，又擔任組的行政事務，與以上諸位接觸較多，有的還是我的老師，覺得他們的風範業績，可永垂不朽。回首往事，不禁有人世滄桑之感。今就記憶所及，略述一二，以供學界參考。

圖為郭紹虞

郭紹虞重視文學史

郭紹虞先生抗日戰爭期間從北京南下上海，原在同濟大學任文學院長兼中文系主任（當時同濟大學設有文科）。院系調整時由同濟至復旦，任中文系主任。50年代中期，他心臟病發作，病情頗重，休息一段時期後始康復，從此不再擔任行政工作，在家從事著述，並帶少數研究生。系裡特為他配置一名助手，幫助他整理修訂舊稿。

郭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著述豐碩。他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兩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材料豐富，分析細緻，成為該學科的開山力作。50年代前期，他試圖運用新觀點改寫兩卷本的《批評史》舊著，刪繁就簡，編成了一部一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高校文科教材，較便初學。由於受到當時學術界左傾思潮的影響，舊著的不少長處（如材料翔實、考訂細密）卻丟失了。前兩年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把舊著重印出版，是一大好事。

郭先生雖然一生致力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但他很重視中國文學史。他教過中國文學史課程，寫過一部分文學史的論文（收入其《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還曾經打算編著一部中國文學史。終因覺得文學史範圍廣闊，頭緒紛繁，不易寫好而作罷。於是縮小範圍，專治文學批評史。他在兩卷本《文學批評史》自序中說：「我只想從文學批評史以印證文學史，以解決文學史上的許多問題。因為這——文學批評，是與文學之演變最有密切關係的。」這幾句話精闢地說明了文學批評史與文學史的緊密關係，也反映出他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是為了更深入地理解文學史。

郭先生還認為，具有較好的文學史基礎，是學好文學批評史的一個重要條件。60年代初期，我代表教研組請他招收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研究生。他表示同意，但接著說：當前大學本科生在大學階段讀古典文學的書不多，基礎不厚，讀批評史困難較大；最好先讓他們讀幾年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生，然後再攻讀文學批評史。這話講得很有理。我國古代許多文學理論和批評，常常是結合著對作家作品的評論進行的；如果對作家作品的具體情況，對文學史不了解，就不能理解古代文論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和針對性，就容易產生隔靴搔癢甚至郢書燕說的現象。

郭先生還很重視文藝理論的學習。50年代他曾嘗試運用新的文學理論來改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一次是上面提到的50年代初期的一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還有一次是50年代後期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上卷）。雖然由於受到當時左傾思潮影響等原因，寫得並不理想、妥貼，但卻表明了他對學習並運用新的文藝理論的重視。在他看來，具有較良好的文藝理論修養和中國文學史的基礎，都是研治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要條件。這種看法還是相當中肯的。

圖為朱東潤

朱東潤重視愛國詩人

朱東潤先生解放前夕在上海滬江大學執教，50年代初期高校院系調整時來複旦中文系。除教課外，50年代曾任古典文學教研組主任，其後改任中文系主任，直至文化大革命。「文革」中間，他被目為反動學術權威，又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大會批鬥。紅衛兵把刀子架在他脖子上威嚇他。他的夫人也因受里弄委員會批鬥而自殺身亡。朱先生很剛強，經歷了許多磨難，挺了過來。「四人幫」垮台後，他精神奮發，重理舊業，以八十餘歲高齡又寫下了多部傳記著作。

朱先生一生關心國事，他研究古代文學，重視發揚愛國精神。1949年後，他看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勢蒸蒸日上，於是萌發了參加共產黨的信念，在晚年終於如願。

朱先生是一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專家，具有多方面的成就，尤以古代作家傳記寫作成就最為突出。朱先生早年曾留學英國，閱讀了不少英國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深受啟發，並感到中國在這方面太落後了，遂萌發了鑽研、寫作傳記文學的念頭。他早期撰寫的《張居正大傳》，就是一部資料翔實、引人矚目的傳記。他早期還有其他方面的重要著作，如《讀詩四論》（後增訂改名為《詩三百篇探故》）是《詩經》研究的一部力作，《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是該學科的重要著作之一。但他感到現代中國傳記文學的拓荒工作園地更廣闊，更需要有人努力耕耘，於是在1949年後更致力於從事傳記文學的寫作。他在中文系長期教中國文學史宋元段，結合教學，先寫了《梅堯臣傳》、《陸遊傳》，還寫了《杜甫敘論》，以後再延伸下去，寫了《陳子龍及其時代》、《元好問傳》。他寫傳記，不但熟讀傳主本人的集子，而且注意傳主的時代背景與有關人物，涉及面廣，要花去很多工夫，頗為辛苦。他寫最後一本傳記《元好問傳》時，精力已經不支，一度進醫院治療，出院後繼續抓緊把該書寫完，不幸不久即抱病身亡，可說為傳記文學付出了最後一滴血。

朱先生重視愛國思想與精神，他寫的傳記大抵是具有強烈民族意識和愛國熱忱的詩人，杜甫、梅堯臣、陸遊、元好問、陳子龍都是如此。張居正則是明代中葉主持國政、為國家立下大功的政治家。朱先生為這些人物作傳，體現了他自己的人生旨趣和價值取向。他對放誕虛無的人生觀、作風頗為反感，因而不喜歡《莊子》一書。他熟悉宋代文學，曾經想為蘇軾作傳，終因蘇軾思想中老莊成分較多，與自己旨趣不合，沒有動筆。他在男女關係問題上態度嚴肅，不喜歡大膽表現情愛的詩歌。我寫過一本《六朝樂府與民歌》，專門探討六朝著重表現情愛的《吳聲歌曲》和《西曲歌》，他不大欣賞。後來我寫了一篇論文《范曄後漢書的序論》，內容指出范曄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著重表彰關心國事、崇尚節義的人物，他則頗為讚賞。

朱先生為人剛強，很有個性，但也善於虛心接受別人意見。記得20世紀60年代初，周揚同志負責組織高校文科教材，來上海時，指定朱先生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郭紹虞、劉大傑兩先生分別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中國文學批評史》。鑒於《歷代作品選》份量頗大，我建議把它分為先秦至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部分，分別由復旦、上海師大、華東師大教師分工注釋，朱先生欣然同意。由於三校教師通力合作，這部教材得以在不長時間內完成。

圖為劉大傑

劉大傑與《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傑先生原在暨南大學（該校當時設在上海）執教，任文學院長，院系調整時來到復旦。劉先生早年曾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學習，不但古典文學基礎良好，而且在教師郁達夫的影響下，愛好新文學，曾寫過不少短篇小說。後又東渡日本留學，注意學習西歐文學，發表了若干介紹歐洲文學的著作，因而眼界開闊。抗日戰爭期間，他蟄居上海，寫成巨著《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下卷，分別出版於1941、1949年，出版後名聲大噪，奠定了他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劉先生較多地接觸西方文藝思想，同時又注意吸收「五四」以後現代學者梁啟超、王國維、胡適、魯迅、鄭振鐸等人的研究成果，因而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顯得視野開闊，富有新鮮感。他注意運用西方文藝理論的一些名稱概念，但不生搬硬套；注意突出某一歷史時期最有成就的文體（如宋詞），但也避免把「一代有一代文學」的論點極端化，如明清時代只講小說戲曲、不講詩文的片面性。全書顯得既新穎而復圓通，兼之全書條理清晰，文筆流暢，因而贏得學術界的矚目與廣大讀者的喜愛。50至60年代，劉先生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並吸收新的資料，對《發展史》作了部分修改，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現在看來，因受當時流行的左傾思潮影響，修改本較兩卷本舊著也是有得有失。去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把兩卷本舊著重印行世，也是很有意義的。

50年代末期，學術界開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在古代文學方面，復旦中文系原來打算重點批判兩本書，即《中國文學發展史》和郭紹虞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一卷本），後因學生覺得郭的《批評史》不易讀懂，難度很大，遂集中力量批判《文學發展史》一書。學生們寫了不少批判文章，開了批判會，還編成《中國文學發展史批判》一書出版。與此同時，學生們還集體編著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國文學史》，以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鬥爭為貫穿全書的主線。現在看來，這兩部書都深受左傾思潮影響，有許多牽強附會之論，因而後來很少有人去參考它了。當時校外也有人（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同志）也發表過批判《文學發展史》的文章，劉先生後來也寫過少量反批評的文章。

據劉先生說，60年代，毛主席曾託人傳話，要他改寫《文學發展史》。某次又在上海接見他，和他暢談中國古典文學。劉先生在60年代遂改寫《文學發展史》，注意突出歷史上兩種思想傾向的鬥爭。第一卷出版後，深受毛主席重視，並把它印成線裝大字本。之後劉先生去北京，江青接見，贈他大字本一部，囑他繼續寫下去。後來第二卷出版、書中突出儒法鬥爭，並不適當地吹捧武則天的文學業績。 1976年「四人幫」垮台後，這兩冊《文學發展史》（特別第二卷）受到學界批判，有的復旦同事更給予猛烈抨擊。劉先生在這方面確實犯了錯誤，但為當時政治形勢所迫，也有其不得已的客觀原因。1977年，劉先生患病去世。現在流行的《文學發展史》，仍為五六十年代的修訂本。

50年代中期，高教部曾組織部分高校的若干專家集體編寫《中國文學史》，由北大牽頭。其中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段由劉先生負責，寫出了大綱（全書大綱曾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劉先生不久因患腸癌，開刀後須有較長時間休養，不能參與此書的正式編寫，這階段遂改由山東大學蕭滌非先生負責。此書編成後，署名游國恩、王起（季思）、蕭滌非等編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迄今風行不衰。

劉先生還參與高校文科教材《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編撰工作。60年代初，周揚同志指定劉先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他找了復旦中文系的若干年輕同志分工編寫。事隔一年余，此項工作即因教師紛紛下鄉下廠參加「四清」運動而中輟。當時僅寫成上卷（先秦至唐五代段），於1964年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即今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出版。劉先生當時忙於改寫《文學發展史》，沒有參與《批評史》的寫作，只參與制定全書的章節目錄，並審閱了上卷全稿，作了部分修訂。該書唐以後的部分手稿，在「文革」中遺失。80年代，由我與顧易生同志主持，繼續編完了《批評史》宋元明清階段，分成中下兩卷出版。當時因劉先生已經去世，我們徵得劉師母李輝群女士同意，此書署名改由我與顧易生主編，對劉先生參與《批評史》上卷工作的情況，則在卷首說明中作了交代。

圖為蔣天樞

蔣天樞尊師

蔣天樞先生抗日戰爭期間，即開始在復旦中文系執教，直至20世紀80年代去世。蔣先生曾肄業於無錫國專，後考入清華研究院，接受導師王國維、陳寅恪的教導，對王、陳兩位十分推崇。他提到王國維時，常稱為先師王靜安先生，當時陳子展先生曾戲稱其為「先師派」。他對陳寅恪先生也是尊重備至。1949年以後，因陳在廣州中山大學任職，每逢假期，他常去廣州謁見陳先生，聽說見面時常行跪拜之禮。陳也很器重蔣先生，「文革」中曾把自己一部分稿件交蔣保存。「文革」以後，蔣先生奮力整理《陳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還編撰了《陳寅恪先生事輯》一書出版。在整理、傳播一代學人的著作業績與生平事迹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貢獻。

《陳寅恪文集》出版後，出版社付給他的編輯費，他不取分文，悉數轉交給陳先生家屬。其高風亮節，可見一斑。

某次復旦中文系全體教師會上，朱東潤先生以系主任身份勉勵年輕教師做好學問，中間談到傳記文學，批評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以數十萬字的篇幅寫這麼一個女子，不值得。蔣先生聽了很生氣，說朱對陳寅恪先生的寫作意圖並不了解，說罷匆匆走出會場，以示抗議。

20世紀50年代，我寫過一篇論文，名叫《試論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係》一文，文章批評了現代某些學者在這方面的不正確見解，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上。此文得到復旦郭紹虞、朱東潤、周谷城諸前輩的好評，後來還被選入《文學遺產選集》第三輯。但蔣先生對此卻非常不高興，因為文章也批評了陳寅恪在這方面的觀點。我對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成就也是非常崇敬的，並深受其著作的啟發影響，但認為其某些看法未必正確，可以商榷。蔣先生則認為陳是他崇敬的老師，不能冒犯。這種態度不免陳舊。蔣先生為人直爽。50年代後期，我擔任古典文學教研組副主任，推行左傾路線，如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大搞群眾性科研活動等，他對此很不滿，責怪我，後來知道這不是我的意願，只是執行組織布置下來的主張，又向我表示諒解。

蔣先生治學，注重研讀經、史、小學。他開設的專門課，除《詩經》、《楚辭》外，還有《左傳》、《三國志》等，講課首重文字訓詁，其次是歷史考訂。他指導青年教師和研究生，閱讀重點有二：一是學習文字、音韻、訓詁和目錄、版本、校勘，要青年人認真讀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念孫《廣雅疏證》、《讀書雜誌》，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著作。二是讀重要史籍，如《史記》、《資治通鑒》等。其方法主要是繼承清代樸學的傳統。北京師範大學的韓兆琦教授，「文革」前來複旦做進修教師，由蔣先生指導。蔣先生要他精讀《史記》，他認真讀了，後來繼續深入鑽研，成為一位著名的《史記》研究專家。

圖為趙景深

趙景深的詼諧

趙景深先生在院系調整前即在復旦中文系執教，直至80年代逝世，在復旦長達半個世紀。

趙先生專研中國古代的通俗文學、戲曲、小說、講唱文學等，著作豐富，是國內數得著的俗文學研究專家。他不但在學校開設過不少通俗文學課程，還主辦通俗文學雜誌、報紙副刊，培養扶植了一批這方面的研究人才，比較著名的有葉德均、關德棟、陸萼庭、徐扶明、鄧紹基、李平、江巨榮等。

趙先生藏書不少，特別搜集了大量不為一般藏書者注意的通俗文學書籍。他獎掖後進，常常主動地把有關資料借給年輕人，並在一個記錄本上記下了借出的書名和借書人，以免遺忘。記得我大學畢業時寫的論文是《秦觀研究》，他即把張宗橚《詞林紀事》（線裝本）等書借我參考。

趙先生在中文系常開設「明清文學史」與「戲曲選」、「民間文學」等課程。他的語言才能好，尤擅長唱京戲。上課時講戲曲，即席演唱，聲情並茂，深受聽者歡迎。在中文系的聯歡會上，他時常參與表演，除唱戲外，還表演各地方言，十分生動，贏得滿場掌聲。在「文革」期間，趙先生和系內其他十來名老教師同時被目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關進「牛棚」，每天學習並參加體力勞動。有一段時間，還因什麼問題受審查，被單獨關進一房間。某次，兩個看守他的紅衛兵同時去吃中飯，怕他一人在房間內出事，就把他用繩子綁在床上，使之無法走動。此時恰巧有從外地來的調查記者走訪趙先生，要了解一些問題。走訪者敲他的房間，問裡面有人沒有，趙答沒有。走訪者問：「你不是人嗎？」趙答：「我是牛。」直到紅衛兵吃罷飯回來，走訪者才得以進門。趙先生的詼諧風趣，在當時那樣痛苦的場合仍然能表現出來。

趙先生身材較矮，軀體肥胖，小腿和腳卻頗瘦小，支撐力不足，因而容易摔跤。50年代某次他在北京參加會議時即摔過一次，兩臂受傷，綁上了石膏。1985年又在家裡樓梯邊跌跤，引發腦中風，不治而亡。他當時全身健康情況尚好，如果不是這次意外不幸，他大概還可以活上若干年。

趙先生逝世後，他的全部藏書出讓給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家屬提出所得書款的一部分設立趙景深學術基金，用以獎勵本校在通俗文學研究方面有成績的年輕人。

圖為陳子展

陳子展遭厄

陳子展先生長期在復旦中文系任職。抗日戰爭期間，他已擔任復旦中文系主任，直至50年代初。陳先生早年在東南高等師範學校（中央大學前身）肄業，接受過不少著名學者的教誨，又刻苦自學，因而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其後至上海工作，一度東去日本。他與著名戲劇家田漢熟悉，積极參与新文學活動，寫過不少雜文在報刊上發表，參與過大眾語問題的論戰。還出版過一本約二十萬字的《中國近三十年文學史》（署名陳炳堃），由太平洋書局出版。它是早期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著作中值得重視的一本。陳先生兼通新舊文學，目光寬廣，思路開闊。他任復旦中文系主任期間，對聘任教師採取兼容並包的態度。在著名教授中，既有擅長古典文學研究的學者如趙景深、蔣天樞等，又有擅長新文學創作的作家如方令孺、章靳以等。

我於1947年夏季畢業於復旦中文系，留任為助教。當時陳先生是系主任，我除協助他處理一些行政工作外，還幫他批改一部分學生的作文卷，因而常去他家。陳先生對青年教師很熱情，注意誘導他們從事深入的學術研究。他談話時，口若懸河，上下古今，涉及到許多學人及其著作的特點與得失，給聽者以很大的啟發。我當時告訴他準備研究漢魏六朝詩歌，他要我讀王闓運的《八代詩選》，還提出應認真讀有關八代的史書，如《漢書》、《後漢書》、《晉書》、《南史》等，還把我在這方面的論文介紹給《國文月刊》發表。我照他的吩咐做了，逐漸走進了深入探索漢與六朝時代樂府詩的領域。他是我研究工作起步時的一位重要帶路人。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解放前夕，因為陳先生參加過一些進步文化活動，據說國民黨的文化人黑名單中也有他的名字。為避免不測，有一段時間他常躲在友人家，記得有半個多月晚上睡在我家。50年代初院系調整以後，復旦中文系主任改由郭紹虞先生擔任。陳先生為人剛直，有不稱心事不能忍耐，喜歡直率地批評，甚至詈罵。當時他對校內的某些措施頗不滿意，發過牢騷，還罵學校的黨政領導。1957年反右鬥爭中，他自知情緒激動時講話不能自我控制，不去參加各種鳴放會，但仍被劃為右派。沒有多久，當時的中央統戰部長、陳先生的同鄉與老友李維漢同志向復旦詢問陳先生的情況，校領導體會李的意思，不久即為陳先生摘了帽。

從此以後，陳先生更是杜門簡出，在家讀書寫作，重點研究《詩經》、《楚辭》，他對這兩部經典著作過去即已閱讀不少注釋，此後更是細心琢磨推究，積累了大量材料。「文革」 初期，他被紅衛兵強拉到學校觀看大字報，因他多年不參加教學工作，紅衛兵高呼「打倒吸血鬼」，加以謾罵，陳先生一下經受不住，當夜服安眠藥自盡，幸被及時搶救過來。「文革」後期，他又專心研究《詩經》、《楚辭》。至80年代，終於完成了《詩經直解》、《楚辭直解》兩部功力深厚、為學術界矚目的著作。

院系調整以後，陳先生一直很少參加社會活動，在家潛心著述。他的上述兩部《直解》，是不怕枯寂生涯，不怕長期坐冷板凳所獲得的豐碩成果。對《詩經》有研究的朱東潤先生看過《詩經直解》後，稱道其功力甚深，可以傳之久遠。此書已由復旦大學出版社重印至數萬冊，也可見其受學界重視的程度。與陳先生同輩的某些知名學者，後來忙於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在學術上卻很少新的業績。這裡可以借用韓愈《柳子厚墓志銘》的話說：「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陳先生於1990年逝世，終年九十餘，他是復旦中文系老一代古典文學研究專家中最後去世的一位。遺囑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可見其對死生榮辱的曠達態度。

編輯 高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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