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講壇」秦伯益：我們的醫學，需要一次人文精神的「回歸」

我們的醫學，

需要一次人文精神的「回歸」

歷史永遠是向前的，但是並不總是面向著正前方。前進的過程當中，難免有曲折，有彎路，甚至走回頭路。而還有一種歷史現象叫做「回歸」，有時回歸了才能持續前進。就像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中國唐朝的古文運動等等。前段時間，在廣東省人民醫院主辦的白求恩學堂上，藥理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醫學科學院前院長秦伯益以「呼喚醫學人文精神的回歸」為題進行了精彩演講。他將醫學人文分為醫學、人和文化三個基本要素，從歷史、教育、哲學、宗教等方面為大家闡釋了醫學人文精神的內涵。 ——編者

為什麼物質條件在進步，

人文精神卻在缺失

關心人的身體健康，就要醫病；

關心人的心理健康，就要醫人；

關心人的生存環境，就要醫國，

這是三個基本的立足點。

古代醫藥先賢們，譬如戰國的扁鵲，漢朝的張仲景，三國的華佗，隋唐的孫思邈，明朝的李時珍，他們都有高尚的從醫目的。他們懸壺濟世、治病救人，與患者的關係也都非常和睦。而且，他們都是全科醫生，內外婦兒，常是一個人兼看；藥劑自己調製，還是醫教研結合，從臨床醫學中要解決的問題著手研究，研究的結果在臨床上驗證，效果好的就寫進書本，傳輸給學生。

現在我們大力提倡循證醫學、轉化醫學、精準醫學、整合醫學，其實自古以來，我們就一直是這樣做的。只不過現在基礎與臨床醫學發展越來越快、越來越細，逐漸剝離開了。就像一個大家族，子孫萬代以後，誰是誰家的孩子都不認識了。所以，這也是一種理念上的回歸。

在我看來，先賢們不僅有這樣高尚的從醫目的，還有鮮明的醫學人文觀。認為「德不近佛者，不可以為醫」。我們自古以來，就提倡「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由於社會分工的不同，醫國靠政治家，醫人靠思想家、教育家，醫病靠醫學家。為什麼國家的問題，人的問題，病的問題，都用「醫」字來表述？這裡就體現出一種人文精神。你關心人的身體健康，就要醫病；關心人的精神健康，就要醫人；關心人的生存環境，就要醫國，這是三個基本的立足點。

所以現實生活當中有很多人是從「醫病」開始進而「醫人」，像魯迅、郭沫若等等。也有個別是從「醫病」開始，進而「醫人」、「醫國」的，突出的例子就是孫中山。道理都是一個：就是要把混亂的、無序的狀態，重新恢復到有序和健康的狀態。

當代醫學，不管中國還是外國，硬體建設和物質條件在明顯進步，但人文精神和文化內涵卻產生了一些退步。這是什麼原因呢？

第一是由於醫學科學本身的變化。

首先是從醫目的。當代醫生是高度職業化的，大家從醫可能並不完全是出於治病救人的高尚理想，或傳承世代醫家的精神，而只是把這當成一種謀生手段，本質上這也是一種社會分工。學科分工越來越專業化、對象化、碎片化，看完眼底的問題，眼皮上有一個癤子可能都要再去找隔壁的醫生。如今，醫學分工的對象脫離開了人本身。這時，醫生對著的是一個器官，一個樣本，你去跟他講認真、負責是可以的，但要讓他對病人產生深厚的關愛和感情，這對有些醫務人員來說是不能保證的。

再有，現代的醫療技術服務與商業掛了鉤，一旦如此，醫療行為就不單是一種人文交流，而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價格體現。再加之，這些年政治的、經濟的、世俗的因素都影響著我們傳統醫學人文的發展。這些深層次的問題涉及到根本的教育問題，而且從基礎教育就已經開始了。

我在小學時上過一門課叫鄉土課，講本地本土的事；還上過公德課，講思想道德。我是江蘇無錫人，從這些課上我知道，家鄉的太湖美，物產豐富，人傑地靈，而且江南有一個特殊的風氣：「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所以江南讀書人，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人，是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因此我從小熱愛自己的家鄉，因為愛家鄉，所以愛祖國；因為愛祖國，所以愛中國共產黨。

而在公德課上，當時有一本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寫的短篇小說集，叫《愛的教育》。講的都是孩子身邊的事，講五愛——愛父母，愛老師，愛同學，尤其要愛弱小同學、殘疾同學，愛公共財產，愛個人衛生。書里描寫的都是孩子們看得懂、學得會、做得到的事。

小學教育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培養愛心，一個人的起點如果不是愛，將來這棵樹是要歪的。到了中學學修身課，學公民課，學一點倫理，講一點法制，是培養我們的理性。有了愛心，有了理性，就形成了你特有的人格、道德和價值觀。長大以後就自然有了我們這種讀書人特有的家國情懷、書生意氣、士人風骨、君子器度。人文和道德素養從哪裡來，不是你說來就來的，而是長期潛移默化、耳濡目染形成的，否則只能是空談，是一個空泛的符號。

我們常說，教育要從娃娃抓起，這話很對。現實中，娃娃和家長們的確都被「抓」得挺累。但抓的是什麼？還是知識和技能，不是道德誠信。而道德誠信恰恰是最需要從娃娃抓起的。我在教育系統開會的時候建議，中學6年可以減少一些知識的傳授，而開設哲學和邏輯學。哲學使人的思維通達，邏輯使人表達準確。有了聰明的腦袋，有了正確的表達，這個人將來就可以成為一棵健康的大樹。

現在跟很多年輕的醫學生聊天，我發現他們論技術，比我們那一代人強得多。可是要談「醫理」，往往談不過我們。人的腦袋是有限的，而技術和知識是一直在不斷更新發展的，所以很多過去的知識都有可能被荒廢掉。而「理」的問題，是通不通的問題，理通了，一通百通。所以我經常呼籲，要真正地學通「理」。我在上海醫學院學醫時，每月都有病理討論會，讓大家分析，最後理出一個基本的病理線條來，非常有用。

志願者在臨終患者房門外為他祈禱

人性、人道與醫學密切相關

面對一個新技術、醫療決策，醫學需要有形或無形的規範來形成人與人之間堅固的社會契約，來對人性進行弘揚或者限制

我要講的第二個問題是圍繞「人」的思想談兩個理念。馬克思主義一直是我們信奉的經典，除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外，其中還有很多深刻的人文思想。馬克思號召發展人的個性和才能，呼籲要從生產的桎梏中和思想的禁錮中來解放人。他把社會主義稱為自由人的聯合體，認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在「人」這個概念中，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個是人性，一個是人道。而這兩點恰恰都與醫學緊密相關。

人性是300萬年進化過程當中逐漸形成的人的基本品性，是有物質基礎的、基本穩定的。但人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可以從善，也可以從惡。「文革」一搞，全民動亂。汶川地震一來，全民救災。人性沒變，環境變了。但是有沒有人文的定力，也是很關鍵的。所以，要有合理的社會契約。我們過去把契約兩個字理解得有些片面了。社會契約不是做生意的合同，而是指從憲法開始的，法律、法規以及社會層面的道德、倫理等等，一切將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人和政府之間的關係，人群和人群的關係等進行約束的規範。醫學就是如此，面對一個新技術，面對一次醫療決策，甚至面對誘惑，醫學需要有形的規範——法律、條例，需要無形的準繩——倫理、良知來形成人與人之間堅固的社會契約，來對人性進行弘揚或者限制。

美國牧師Michael Bassano 是一家泰國臨終關懷醫院的志願者，

圖中他正在逗一位醫院的小病人開心。

我們身處一個文化交織的時代

大家應該堅信，文化的特徵，總是高處流向低處，總是後進追趕先進，這是不可逆轉的

最後談談文化。當前的中國是幾種文化在一起交織。兩千多年的傳統文化根深蒂固，兩百多年的西方文化在知識分子里影響深遠，一百多年的革命文化存在於我們的主流意識當中。這三者的價值觀是不一樣的，傳統文化的價值觀是以孝為核心，以家庭為本位；西方文化是以人為本位，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的；革命文化是以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幾種文化都客觀存在，如何取捨、如何融合，還有多久才能取捨融合得好，或許誰也說不準。但是有一個原則，大家應該堅信，文化的特徵，就如周有光先生說的，總是高處流向低處，總是後進追趕先進，這是不可逆轉的。

而什麼叫高處，什麼叫低處？誰落後，誰先進？是由人民群眾在實踐當中選擇的。舉個身邊的例子，我們現在的服裝文化，基本是全部西化的。當然中式的服裝還存在，但大家已經習慣西式的裝扮了，這是人民自己的選擇，沒有人強制。但飲食卻不是這樣，很多人愛講自己是「中國胃」，出國旅遊經常還要去找中餐館。所以我不相信會 「全盤西化」，文化領域的東西，是潛移默化的優化選擇。

我們的治理能力要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等多處分享他看過的書，很多都是西方的名著，這也說明我們現在很多文化是並存而擇優交融的。這些書，其實很多是以往我們不允許看的書，但它們裡面有很多對我們有重大教育意義的內容。現在我們中央制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眼光很寬、很具有包容性的，它把國家層面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把社會層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層次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集合在一起。文化事業和文化價值，只要放開並進行現代化的管理，我們是有能力把中央的精神理解好、貫徹好的。

而說到東西方文化，在我們醫學領域裡，其中很大的一個差別就是關於生死觀。東方人和西方人對生死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從前我們提倡兒子在父親面前，不要說「老」字，以免引起老人的聯想和傷感。中國人覺得，好死不如賴活。有親人去世了，必須哭天搶地。

我10歲的時候，爺爺去世，按照我們無錫的風俗，死者的棺材要在廳堂里擺7天，要讓親友來弔唁，親屬要連哭7天。到第三天，我看見有兩個陌生老太婆在那裡哭，哭得很傷心。這叫哭喪婆，是花錢請來哭的，為的是製造一個悲劇的氣氛。這就是中國人的死。而西方人相反，西方人把人生看成是生和死兩個階段，生是靈魂附著在肉體上，死是靈魂離開了肉體。所以西方人死的時候，大家都站在遺體面前，唱詩、禱告、祝福、送行。

對此國內出了幾本書，有一本叫《死亡如此多情》，是100位臨終醫療科的醫生寫的。裡面提了一句話，深深地震撼了我，叫「我的死亡誰做主」。誰做主呢？是醫生嗎？但醫生只能對病人或家屬說有幾種處理方式，各自的後果是怎麼樣的，各自的代價是怎麼樣的，你怎麼選擇。那麼是患者嗎？患者也有種種顧慮，也許神志不清，也無法選擇。所以多半是家屬代為決定。但我認為，家屬是最難以理性對待自己親屬死亡的一個群體。有的人陷入痛苦，難以理性地決策。有的砸鍋賣鐵也要救親人，有的迫於社會輿論勉強應付，有的是盼著爹媽快點去吧，遺產馬上就到手了……總之，這些決定可能都不是最為純粹的。

我看過這樣的書以後，有個非常明確的想法：我的死亡我做主。所以現在提倡要寫生前的預囑。我特別欣賞美國、瑞典，包括我國台灣等地的一些臨終關懷醫院。我去參觀過倫敦的一家醫院，在一間大的活動間里，我看到病人都在各自做事情，有的在打毛線，有的在看畫報，有的在打撲克，有的在聊天。如果不是院長告訴我，我不敢相信這些人的生命只有一個月了。

我問他們的院長，為什麼他們還能活動自如？他們的經驗是什麼？他說了兩點：對症藥物用夠，安慰工作做好。對症藥物就是，你疼痛的時候，鎮痛葯要用夠。有時用一到兩克，如果不夠，三四克也用過。我問會不會成癮，他回答，本來他們的日子也所剩無幾了，而且真有疼痛的病人成癮現象很少。之後他回過頭來問我中國的情況，我回答：100毫克以下。當時，我在心中默默地想，我們的病人臨終太痛苦了！當然現在已有很大改善。

此外，我還特別欣賞他們的安慰工作。這項工作除醫務人員外，還有心理學家、有醫療專業背景的社工、志願者、牧師在做。他們會把病人的名單在網路上公布，志願者對口在上面找相關病人交朋友，一起聊他們共同感興趣的事。很多人都傾向於找同行業的人，這樣病人會感覺到，還沒有離開他的朋友範圍，離開他的職業群體。

沒有和而不同，人文精神就不會發展

中國人文精神的發展，有自身的規律，需要有全民族文化思想的啟蒙，需要有全國人民來實踐、書寫

在這些安慰工作中，牧師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這一點在中國沒有太多的現實意義。因為中國的宗教不能有規模性地進入學校和醫院。但事實上，科學、宗教、醫學本來是一組很親密的夥伴關係。

科學和宗教是人類的兩大文明，古代的時候，宗教勢力很強，有時會阻撓科學的發展。近代以來，科學蓬勃前進，宗教逐漸邊緣化，轉向公益事業、慈善事業。

但是科學技術再發達，沒能解決人心的善惡，也沒能解決人生的苦樂問題。雖然宗教也沒能力解決，但它給人們一種解釋，一種慰藉和寄託。那麼宗教又和醫院有什麼關係呢？現在所知，12世紀羅馬時期，世界上第一所醫院是由教會主辦的。解放前，中國70%的醫院是教會辦的；最早的四大醫學院，山東的齊魯、北京的協和、上海的同濟、成都的華西也全是教會辦的……在我國西醫發展的初期，教會不僅辦了一些一流的醫療機構，很多小縣城甚至窮鄉僻壤，你也能看到教會醫院，並且真是扎紮實實救了很多人。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黨的政策有些調整，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政策很對，更何況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有極大的包容性，不管是土生土長的道教，請進來的佛教，打進來的基督教，傳進來的伊斯蘭教，在中國都能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和平共處。

因此，我們中國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經常有三聖廟、三佛廟，儒家、道家、佛家三家並列。在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干涉皇權，也從來沒有發生過像歐洲那種幾十年、幾百年的宗教戰爭。

從此可以看到，如果沒有和而不同，社會就很難和諧，各種精神的、物質的品類也不會再繼續生存，進而到達某個高度。

中國的人文精神的發展，有自身的規律，需要有全民族文化思想的啟蒙，需要有全國人民來實踐書寫。世界的潮流不可阻擋，中國也在不斷前進，儘管道路曲折，但我相信前途光明。

回聲

您理解特魯多醫生墓志銘的方式好像很特別，能跟我們講解一下嗎？

秦伯益：特魯多醫生是在美國紐約東北部的小村莊里出生的。25歲的時候，剛從醫學院畢業不久的他患上了結核病，回到家鄉療養。這期間，他經常出去散散步、看看書，沒有過多地去醫治，病反而好了。回去工作了一段時間，結核病又複發了，他又回到了家鄉。

這樣反覆幾次之後，特魯多下定決心，辭退醫院裡的工作，回到農村去，自己集資建了一個結核病醫院，這也是全世界第一個結核病醫院。他用自己對結核病的理解，去對待他的病人。後來，他總結了自己一生的行醫經驗，對家人說，「我去世以後，給我的墓碑上刻三句話，『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有時去治癒，經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在那個年代，結核病被視為絕症，是富貴病，有錢人通過休養，不再勞動，有時也可以治癒；但窮人要離了工作就沒法生活。作為一個身患絕症的醫生，特魯多在那個時候意識到，這三句話是面對絕症病人時最好的方式，他做到了一個醫生所能做的一切。

現在100年來，我們醫學發展得很快，結核病也不再是絕症了。如果把他的墓志銘用之於現在的話，我覺得顯得有些不夠。所以我想稍微做一點修改，改為：To Cure Intime，To Relieve Anytime，To Comfort Sometimes——及時的治療、隨時去關心、需要時安慰。我們的安慰不在多，而重在對病人有幫助，讓他們內心有自己的力量。

您在演講中說，我們的人文教育應該從「愛」開始。那麼您覺得，今天我們的政府、社會和媒體，怎樣才能讓醫生通過被愛進而學會愛？

秦伯益：非常好。我們要多呼籲，讓政府理解、讓媒體理解。媒體也是在和我們的磨合中慢慢實踐、相互理解的。也許起初他們是帶著偏見來的，但很多人來到醫院裡都受到了很大的感動；而輿論引導上，這些年也發生了很多變化，不是只注重吸引眼球。近幾年來，媒體對醫務界的報道，還是比較公正的。特別是對傷醫事件，大部分媒體都是把它們作為犯罪行為來報道。此外，問題也不光是出在媒體。一些老百姓在網上看到醫生被殺害的事情，還會有幸災樂禍的現象。

這樣的心理狀態，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大家都需要反思。我們過去的教育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使得老百姓對什麼都不信任。我覺得，真正實事求是的、有職業道德的醫生、記者、政府官員，他們都會根據事實來說話。但我們現在做的還不完美，我們需要在醫療體制改革的根本問題上再加把勁兒。

文/秦伯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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