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閱讀：《論語?為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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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

無疑地，人類社會治理既需要權力與刑法，也需要道德與禮教。在孔子所肇始的儒家社會-政治理想中，基於德-教而有的無為而治之社會，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實現。

但是，基於德-教的無為而治理想，作為可能得以現實的可能性，在歷史中卻從未現實，時至今日，其中仍然有著多層次的誤解與歪曲。

無論把人的本性預設為什麼（不管善還是惡），就現實而言，類和個體的生存都逐於利益與力氣。這導致叢林危險，因此，必須有國家權力的建立，並輔之以刑法之懲罰威懾。基於國家權力和刑罰結合的威懾與強制，約束的本來就是社會中的利益與力氣競逐，只要不悖於法即可，本來無所謂道德上的恥與不恥。

但是，社會自身除了利益和力氣的競逐，還有愛的互助和責任的擔當，經由個體自覺之行而成德，經由社會衍化而為習俗之禮。個體道德與習俗之禮，對於個體和社會群體也具有約束性，這種約束與權力和法的外在強制不同，而是內在約束。因此，人就有恥與無恥的區別。

恥，是一種道德性殘缺的自覺意識，它使得自覺者對於自身違背相愛之情、相擔之責而自恨，對於不合秩序與理念而自怨，由之返回自身之正。

權力與法，作為社會力氣與利益競逐的強制性約束，它自身也成為競逐者。我們的傳統中，以往的誤解在於：不是以法首先制約權力，不是基於法而使得權力與權力相互制約，卻總是力圖去以道德和風俗制約權力，讓兩個分別為不同層次與不同本質的東西，硬性地牽合在一起，反而相互敗壞了對方（權力非得裝著有道德，道德非得追求有強力）。

而對於道德與風俗之禮而言，傳統的誤解則是：不讓自身在權力與法的制約下保持自在與自然，總是僭越地將自身作為人為規定之物，強行地灌入於社會和他人，讓道德和風俗之禮，混同於強制性的權力與法。

實質上，權力和法，作為普遍性的強制，與道德和風俗之禮，作為普遍性的自發，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質。作為普遍強制性的權力和法，它是人的空虛規定性，即以否定方式表現人的規定性，亦即限制人在不可侵害他者同樣利益的基礎上追求自己的利益實現；而作為普遍自發性的道德和風俗之禮，它是人的充實規定性，即以肯定方式表現人的規定，亦即退通過保證每個人返回自身而自成其自身。

作為普遍強制性的權力和法，是人為設計之制；作為普遍自發性的道德和風俗之禮，是自由行動與自發生存統一的自然之序。無論是權力-刑法之則，還是道德-風俗之序，對於社會和個人的生存而言，都是「齊而濟之」——既是秩序的完成，也是個體的完成。

在孔子那裡，權力與法，同道德與風俗之禮，二者的分野被揭示出來。但在後世的衍化中，卻指向在二者本質趨同的意義上，妄圖以道德-禮教取代或混同權力-刑罰，這就使得真正的社會生活之序迄今不能在理論與現實中得以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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