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以穩定：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
作者簡介：閻小駿，愛思想專欄作者，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香港大學副教授。
文章來源：作者授權愛思想網發布。
【編者按】
近期，香港聯合出版集團即將出版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香港大學副教授閻小駿的新著《中國何以穩定：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該書彙集了閻小駿自2005年以來在我國華北、中南和華南基層進行的大量田野調查研究的成果，以豐富材料有力回答了近年來西方政界和學界力圖解釋的一個疑問，即：在國內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國際大環境動蕩不安的複雜局面下，「中國何以穩定」？
在該書結語部分，閻小駿對當代西方中國研究進行了有理有節的批評，探討了理論研究中「洋理論」與「接地氣」之間的辯證關係，主張要講述立足田野的中國故事，並認為堅持中國化、自主性、在地性和實踐性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實踐的四個關鍵點所在。下面摘編該部份相關內容。
立足田野的中國故事
本書所包括的觀察與思考，來自於筆者自2005年以來十餘年時間內在中國城鄉基層所進行的田野調查研究。在進行這些田野工作的過程中，筆者力求做到客觀、平衡、周到、細緻，但實際效果究竟如何，還有待讀者朋友們在閱讀後作出評判和教正。
就當代中國研究而言，對中國國家機器——特別是國家政權運作──的了解和探討，向來既是重點又是難點。顯然，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不理解國家機器運行的邏輯和秩序，只會是空中樓閣、霧裡看花。但了解中國的政府機構又尤其困難。對於中外學者來說，能夠進入這一研究的場域固然已不易；但即便得到「入場券」，要能夠用「在地」的眼光、整體的文化背景和足夠的知識儲備來準確觀察中國基層政治舞台上的一幕幕實景劇，是比實現自然科學尖端研究還要難得多的宏大工程。這裡，學術研究既需要研究者本身對於既有的中外社會科學理論脈絡有深入而清晰的了解 （即「理論化」），更需要對基層的政治實踐有具體而微的體驗（即「接地氣」）。任何一面的缺失都會造成在理論構建和實證研究之間的失衡。一定要向讀者講述立足於田野的中國故事：這正是筆者在過往十餘年間的田野調查研究中不斷提醒和警醒自己的要點。
就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而言，在「理論化」和「接地氣」之間取得最優平衡其實並不容易。歷史上看，西方中華人民共和國研究的理論發展迄今大概有半個多世紀。 根據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的劃分，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發軔的西方當代中國研究迄今為止約略經過了三代主流理論範式的更替。六十年代的第一代中國研究理論基本上套用了東歐蘇聯研究所使用的全能主義模型，傾向於用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新政權來解釋1949年之後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多方面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大約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受西方（特別是美國）社會科學行為主義革命的影響，這個僵硬的模型逐漸被更有活力的所謂「多元利益模型」所取代。多元利益模型認為1949年後的中國社會政治活力的源頭不是一個龐大而全能的新政權，而是新中國豐富多元的組成部分——從不同社會群體到不同的地理區域——在國家這一場域中的競爭和互動關係。因此要了解新中國的變化，唯有從研究和理解這些互動關係的發展演變入手才能得窺門徑。從八十年代開始，西方中國研究學者才逐漸用新的、受歐洲學派影響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模型」來取代舊有的研究範式。在這裡，國家和社會被劃分成對立的兩極──而前者對後者的控制和後者對前者的抗爭成為政治和社會動力的來源。裴宜理也曾對這種把複雜的中國實際用如此簡單化的國家社會二分法理論模型加以描述和解釋的做法曾給予深刻的批評。
不難看出，西方的中國研究所發展的理論範式具有三方面的主要特徵。
第一，西方理論範式具有其獨特的目的性。西方的遠東研究肇端於歐洲的「博物學」和「人類學」，主要目的是說明中心地帶的歐洲社會了解那些在世界邊遠地區的「他者」和「異族文化」。後來，隨著冷戰的興起，西方的區域研究（包括當代中國研究）是服務於美國政府同東方社會主義國家集團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對抗的主要目的，實際上第一批當代中國研究也正是受益於美國國防、外交和情報部門的資助。這些獨特的服務西方利益的目的性也塑造了西方中國學從誕生就具有的一些基本輪廓。
第二，西方理論範式具有很強的「帶入性」，也就是說學者們常常是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既有套路生搬硬套到中國的場景中。與此相聯繫的是跟風趕時髦的特徵──也就是西方主流社會科學流行什麼，中國研究領域就追趕什麼，成為徹徹底底的既有理論的「消費者」，真正紮根於中國、研究真正的中國問題的作品少之又少。這樣的理論發展的成果是否能夠準確或相對準確反映中國的現實是值得懷疑的。
第三，西方中國研究的理論發展一直帶有擺脫不掉的「離地感」。儘管西方中國學界也產生了像費正清、裴宜理、孔飛力、馬若德、周錫瑞等一大批既深諳中國歷史現實、又精於社會科學理論的世界級頂尖學者；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對中國語言、文化、社會和歷史傳統的隔膜，以及進入田野工作的困難，造成了另外一些西方中國研究學者的理論想像和中國的政治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差距，甚至鴻溝。
可惜的是，作為中國學者，我們在向西方虛心學習的過程中往往並沒有意識到國外中國研究的這些短板，時而還會陷入「盲目崇洋」，「妄自菲薄」甚至「學術殖民主義」的泥沼。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開放初期始，為了改變當時社會科學界眼界不夠開闊、思想相對僵化的問題，中國學術界對於國外學術成果引進、介紹較多，豐富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視野。但是，在向國外中國研究學界取經的同時，我們往往在不自覺間失掉了學術自主的意識，盲目跟隨西方學界的風向標，甚至有意無意自甘為西方學術的附庸和「殖民地」。雖然身處中國的土地上，我們卻難得放下身段、走進中國的田野、發現和解釋中國的「真」問題，而是盲目跟隨「西風」，一味追求學術上的時髦，在「洋理論」和「接地氣」之間發生了失衡、失穩，學術研究亦因之而失去了厚實的基礎，自然平庸化就無可避免。特別是隨著赴美國留學大潮的興起，一些年輕學者接受西方的社會科學學術訓練，卻很少反思這些學術範式對研究中國問題的適應性，不考慮這些理論框架「接不接地氣」、「合不合實際」，不假思索、拿來就用，自然離地萬里。結果就是分析工具越來越炫目、概念設定越來越「洋氣」，但確提不出什麼有意義的理論觀點；學術研究也就成了純粹地比拼論文技巧，學術成果的評價也變作依靠由西方商業機構算出來的那幾個毫無實際意義的數字，而不是對知識的真正貢獻和價值。
當然國外學術界生存的「剛性需要」以及國內某些學術評價機制一味考慮與國際「接軌」的現狀，也造成了不少接受了「洋理論」訓練、又工作或學習在海外的年輕學者被迫要在學術生產過程中不斷取悅西方的學術界主流，以求獲得認可，維持自身生計。當西方中國學界大談公民社會，他們也跟隨談論社會對國家的抗爭；當西方中國學界搞定量計算，他們也只能隨之起舞，弄出一個又一個讀過即忘、完全不具解釋力的數學模型；當西方中國學界時興實驗和大資料分析，他們也亟亟然號稱要搞社會科學試驗和大資料。這裡的跟風是兩重的。首先西方中國研究學界本身就長期有對美國主流政治學範式的不斷跟風的固習，久為資深學者所批評；而我們又跟美國中國研究學界的風，結果如何，可想而知。所謂，「取法其中，斯爾下矣」正此之謂也。若不加以遏制，如此「二道販子」式的跟風對中國問題研究整體學術水平的傷害是長期的和根本性的。這些盲目跟風之作，最大的危害在於樹立其錯誤的學術標杆。實際上，當代中國研究與美國和發達國家研究相比，具有其特殊性。完全拿研究美國政治和社會的一套方法、概念來探討中國的實際問題絕非我國學者學術道路的最優選擇。
就講述立足田野的中國故事而言，筆者認為堅持中國化、自主性、在地性和實踐性是四個關鍵之所在。堅持中國化，就是要在學術交流和向外學習的過程中具有主體意識，堅持「以我為主」的原則，以西方理論發展中確有價值的部分來開闊我們的視野，豐富我們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和認知，以及促進相應的理論構建工作。堅持中國化就要把學術研究根植於中國的廣闊田野中，講中國故事，有中國關懷，用中國的素材發掘中國的議題，而不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自我迷失。堅持自主性，就是要作出有中國氣派的學術，要有信心走出最適合中國研究的道路，而不是一味跟隨西方學術界的指揮棒和評判標準。堅持在地性，就是要避免空中樓閣、閉門造車，要從豐富的實踐出發，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內里，掌握住中國發展的真正脈搏，而不是用「洋概念」、「洋方法」簡單包裝。堅持實踐性，就是要避免「空空導彈」式的學術，要研究對中國實踐真正有意義的問題，實現學術研究和社會現實的和諧統一，讓學術研究生產出有益於認識當代中國的「真知」和「新知」，而不是為了迎合西方的概念和範式而套用概念、扭曲現實甚至生造議題。只有在堅持學術研究的主體性、自主性、在地性和實踐性方面做好了，中國研究才能避免方法論、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誤區，真正成為符合中國實際、有真正意義的學科門類。
這本書是筆者學術生涯第一個十年的總結，也是對以上這些關於當代中國研究發展方向不成熟想法的一次不很成功的實驗；但筆者堅信，只要中國學者在研究工作中都能始終堅持中國化、自主性、在地性和實踐性這四個關鍵點，同心協力，一以貫之，我們的目標就一定能夠達到。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應當有這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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