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漫談《燕然山銘》︱《燕然山銘》的真面目

校勘古籍，這事兒說簡單，實在簡單得不得了——我理解，就是恢復作者原稿寫定本的狀態，重現古代著述的真實面目。

不過要說複雜，又實在複雜得不得了。即便有作者原稿寫定本在，也還很可能存在筆誤字訛，為讀者順暢準確地閱讀，有時也要校勘；況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是找不到這種原稿寫定本。稍下一等的，便是作者親自校對刻印的本子，看上去和原稿寫定本差不多，甚至還會在刊印過程中對原稿做有修訂，已較原稿更上一籌。但這同樣會有文字的舛訛，也就同樣存在校勘的問題。

至於後來輾轉傳鈔和相繼翻刻所造成的文本變易，更是古籍校勘的主要任務，也是其核心內容。然而，迭經變換之後，簡直校不勝校。時移世易，後人往往無法準確理解古人原初的文意，弄不好還會越校錯誤越多。

這話乍聽起來怪異，實際卻很正常，因為今天需要我們校訂的很多訛誤，本來就是古人胡亂校勘的產物，明朝後期人就做出很多這樣的荒唐事兒。

一句話，有很多無奈。前人云，考古之事，盡其心力而已，就是對這種無奈心境的表述。其實這一點正是歷史研究的一項本質特徵——我們只能最大限度地去接近歷史的真實面目，在很多情況下都無法知悉所有的史事和全部的史實，但我們會不斷推進對歷史的認識。在人們認識歷史的進程中，新的發現，有時會推動既有的認識出現顯著的進展，《燕然山銘》刻石的發現，就會起到這樣的作用。

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燕然山銘》的文本，可以分為石刻原本和傳世文獻迻錄本兩大系統。

傳世文獻迻錄的《燕然山銘》，大體上有兩個文本體系：一個是《後漢書》，被范曄全文迻錄在《竇憲傳》中；另一個是《文選》，依照它的文體，被編入「銘」這一類。這兩個體系的文本，差別不是很大，其上源應當存在比較近密的關係，而結合摩崖刻石銘文，還是可以看出，其中有些相互出入的內容，是具有重要實質性意義的。

在這次發現《燕然山銘》的摩崖刻石之前，人們只能採用常規的辦法來校勘《後漢書》和《文選》，雖然能校出一些文字的異同，但往往很難裁決其正誤是非（如清人梁章巨的《文選旁證》）。現在，有了最初的刻石文本作依據，再結合上述兩大體系的傳世文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幫助我們釐清真相。儘管能夠清晰辨識的文字只是整篇銘文的一部分，但在復原這篇銘文的基本形式、也就是每一行文字的排列狀況之後，還可以藉助這種形式的要求和限制，間接推定一些文字。這樣，我們就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班固原稿寫定本的形態。

談到班固原稿寫定本這個概念，有一項事情，需要略加澄清。這就是我講的原稿寫定本，是指班固在軍中寫定後交付上石鐫刻的文本，而我們現在實際能夠看到的，只是銘刻在石壁上的一部分文字，只能相信這些文字是忠實地轉錄了班固的原稿。因為班固身在其地，可以察看訂正，這篇銘文又莊重異常，刻錯文字的可能性極小。至於有人推測現在我們看到的銘文是由班固本人親自動手，「書丹」上石，我以為可能性極小；甚至可以忽略不加考慮。關於這一點，我將在「《燕然山銘》漫筆」的下一篇文稿中再做具體說明。

石刻原本《燕然山銘》，除了這次考察發現獲得的原石拓本之外，在南宋時期學者劉球編著的《隸韻》一書中，還從所稱原石拓本或真跡摹本中輯錄有47個字。由於原石今已泐損嚴重，這些字也可以用作參考的數據。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紹興刻本《後漢書》

這裡需要先向大家說明，在傳世文獻迻錄的《燕然山銘》這一方面，我所依據的《後漢書》和《文選》，版本並不全面，只是就案頭所有，姑且做一個最初步的核訂。其中的《後漢書》，首先利用的是學者最常使用的中華書局點校本，同時參校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的南宋紹興刻本和日本汲古書院影印的南宋慶元四年建安黃善夫書坊刻本。《文選》，則優先利用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南宋紹興明州刻六臣注本，同時參校《傳古樓四部要籍選刊》影印的清嘉慶胡克家刻本。所謂「六臣」注本，注釋者都是唐人，是在「五臣」注本的基礎上加入李善的注釋，而胡克刊刻的便是李善的注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南宋紹興明州刻六臣注本《文選》

《傳古樓四部要籍選刊》影印清嘉慶胡克家刻本《文選》

在石刻原本方面，新近獲取的拓片，我只能利用網上通過新聞消息的形式所披露的照片。從中可以看出，原石磨泐已經相當嚴重，許多字跡已很難識別，甚至還頗有一些文字已根本無從識別。將來實地考察並發現這一銘文刻石的內蒙古大學相關學者，若能公布更清晰的照片，自然可以更好地利用這一拓片，從而做出新的修訂。劉球的《隸韻》，優先利用的是《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影印的國家圖書館藏宋拓印殘本，其次是同一叢書影印的上海圖書館藏宋拓印殘本，最後，是中華書局影印的清嘉慶秦恩復刻本。

下面，我就以中華書局點校本《後漢書?竇憲傳》為底本，嘗試對《燕然山銘》中能夠做出核校的文字，加以初步的訂定。其中不管是原石拓本，還是《隸韻》輯存零字，凡字形結構與傳世文獻無異而只是隸、楷字體之間的差別，一律不予贅述，而凡是六臣注本《文選》與胡刻本不同而文中又已記明李善注本與其他五臣本不同的地方，則徑以「五臣注本《文選》」稱之。

鑒於具體的校核，比較繁瑣，在這裡我僅舉述其中幾個比較重要的事例，供大家相關問題的複雜性和文本意義，然後公布初步的校核結果。

例1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核校】「區落」，原石拓本似作「逗略」。

原石拓本上的「逗略」雖不能百分之百地確認，但並非「區落」，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後漢書》等傳世文獻中的「區落」，是流傳過程中的訛變。假如說「略」與「落」音形相近，還有可能僅僅是同文轉寫的話，那麼，單純就「逗」字而言，它在石刻拓本上是比較清晰的，由「逗」到「區」，只能是因字形有相近之處而在後世造成的錯謬。

那麼，前人又是如何解釋「區落」一語的涵義呢？唐人注釋《文選》的所謂六臣之一張銑釋云：「區落，部落也。」然而作為一個普通的漢語辭彙，「區落」在戰國秦漢以迄魏晉的文獻中，卻別無所見，而唐代以後人使用這一詞語，則明顯是承用《後漢書》和《文選》中《燕然山銘》的典故，這一點是十分令人費解的。

如果不是普通漢語辭彙，那有沒有可能是一個匈奴或其他北方族屬用語的音譯呢？如清末人文廷式，即謂「區落，蓋即單于帳殿之稱。區，讀如歐。元人窩耳朵、斡耳朵，皆『區落』之音轉」（文廷式《純常子枝語》卷三三）。文氏由「區落」徑直轉到「窩耳朵」或「斡耳朵」，這是天知道的事情。現在研究中原北方族裔的學者，仍舊如此轉來轉去，局外素人是難以置評的。不過班固在這裡談到的冒頓和老上，都是西漢初年的匈奴單于，其行事俱見《漢書?匈奴傳》，而班固本人正是《漢書》的作者，他既然熟知匈奴人「區落」這一重要詞語，理應寫入《漢書?匈奴傳》，一如書中所記「單于」以及對這一詞語的詮釋：「單于者，廣大之貌也。」可是《漢書?匈奴傳》卻根本沒有提到到「區落」。這樣看來，作為匈奴或其他北方族屬的外來語，同樣也解釋不通。

「區落」不行，那麼同樣不見於秦漢魏晉典籍的「逗略」這一用法是不是就可以用外族詞語來解釋了呢？自從清道咸時期以後，西風東漸，學人對古代中文典籍中周邊諸族的語言辭彙開始給予充分關注，也利用這些知識解決了一些過去未能正確詮釋的問題，但中國古代的「四夷」、特別是北邊的戎狄，族屬變化聚合非常頻繁，也非常複雜，語辭語音的變遷自然難得其詳。其中有很多問題，即使綜合現有的各種手段，恐怕一時還難以求得實實在在的結論，不過聊備一說的猜想而已；另外還頗有那麼一些問題，儘管論者言之鑿鑿，可稍加追究，就會發現明顯的問題，即往往在缺乏足夠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強自對音，肆意轉音，結論根本站不住腳。

譬如《漢書·蘇武傳》曾提到的「區脫」，又作「甌脫」，長久以來，就被中日兩國許多學者視作匈奴族的語彙，實際只是指邊界在線的哨所，或指由這些哨所連屬而成的邊界（別詳拙文《秦漢象郡別議》）。還有《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的「陸梁」，由於弄不清說的是什麼意思，近代學者有人說是古越語，有人說是壯族的話，還有人說是出自仡佬族，反正怎麼看都覺得它不像漢語辭彙。可這個字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老話，而且文義本一望可知，亦即「陸上之梁」，蓋「梁」之本義是指水上捕魚的「魚梁」（別詳拙稿《陸梁名義新釋》，見拙著《舊史輿地文錄》）。最為出奇的是，《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其中「不得」二字，本來是再平易不過的大白話，可是海內外卻有那麼一批學者，由於不懂天文學常識，弄不明白「明星出西方」是怎麼回事兒，非要把它說成是常人聽不懂的外國話不可。於是，有人說它是梵語「佛陀」的音譯，有人說它是古印度婆羅門教「吠陀」的對音，有人說它是安息語對拜火教的稱謂，還有人說這一詞語，本是支那土產，是漢人自己的古語，指的就是青藏高原上的氂牛，通常更多地是書作「撲特」、「怒特」或「奴特」，只是現代人看不出奧妙而已。愈說愈奇，簡直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別詳拙稿《秦始皇禁祠明星事新解》，見拙著《舊史輿地文錄》）。

基於這些歷史教訓，在目前情況下，儘管缺乏同樣的用例，我想還是首先要把「逗略」一語，當作普通的中國話來解讀。逗，可依其常義，解作「停」或「止」義；略，亦依其基本語義，解作「封略」，亦即疆界，而在這裡的具體語境下，可稍加引申，釋為居地、住地。這兩個字連屬成為「逗略」，意即「停留的居所」。這樣解讀，雖然顯得有些硬，有些澀，但歷史已經遠離我們而去，秦漢乃至更遠的時期，有些文句，在文獻中會有僅此一見的情況。

例如，後代作為恆言成語使用的所謂「百二」，就僅見於《史記?高祖本紀》，就後世知見的秦漢典籍而言，無論怎麼解釋，這種用法都顯得有些生硬；即使按照我的看法，參據漢代石刻銘文將其訂正為「百上」，在同一時期典籍中依然找不到相同的用例（別詳拙文《釋「百二」為「百上」》，見拙著《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又《龜山楚王墓塞石刻銘與秦地所謂「百二」形勝》，見拙著《石室剩言》）。

參照這些情況，對《燕然山銘》原石拓本中「逗略」，也不必過分疑慮，更不必非把它通假轉換成別的什麼詞語不可，甚至想像成為石工沒文化隨便刻出的別字。

另外，從修辭角度審度《燕然山銘》的詞句，這「逗略」二字，也有一些要比「區落」更為合理的地方。

這就是「躡冒頓之逗略，焚老上之龍庭」這兩句話，不僅上下相對，同時還與下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相互照應，即如清朝學者何焯所點明的那樣，系以「冒頓對高，老上對文，非苟下語」（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五）。冒頓是匈奴歷史上一位劃時代的單于。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述說：「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雲。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雲。」班固撰寫《漢書?匈奴傳》，完全承用了這一段文字，而冒頓成為匈奴單于，正值西漢開國的高祖時期，接下來繼承其位的老上單于，則與漢文帝同時。這一點，尤為凸顯了「躡冒頓之逗略」與「焚老上之龍庭」這兩個句子駢儷相對的性質。

由此觀之，「龍庭」的組合，是一個偏正結構，即以「龍」飾「庭」，若是按照上文所做論述，「逗略」也是這樣，即「逗」是「略」的限定成分，而要是像傳世文獻那樣把這兩個字書作「區落」，兩字之間則屬平行並列的關係。如唐人張銑所說，按照其字面上的語義，區落就是部落，而部落乃是「部」與「落」的同義重複。同理，區落自是「區」與「落」的同義重複，既可以合稱「部落」或「區落」，也可以單稱之為「部」、「區」，或謂之曰「落」。兩相比較，書作「逗略」，應該更為合理。

下面我們再從其實質內容來看這兩句話。《燕然山銘》中的「龍庭」，班固在《漢書?匈奴傳》有相關記述云：「歲正月，諸長小?單于庭，祠。五月，大?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日上戊己。」「龍城」自然是個固定的地點，《燕然山銘》所說「龍庭」，不過是「龍城」的變相（唐人張銑注《文選》和李賢等注《後漢書》，都早已做過這樣的解說），但一般來說，所謂「單于庭」卻不是這樣，這是因為班固同時還清楚記載說，匈奴的習俗，是「隨草畜牧而轉移」，或稱「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儘管在每年的正月，也許會居處於一個特定的地點，但相對於其常年的移徙狀況而言，即可稱之為「逗略」，也就是一度「停留的居所」。這樣，以暫時的「逗略」，對恆定的「龍庭」，在修辭上也相當妥切。

附帶說明一下，北魏人崔浩，曾解釋「龍城」一名說：「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史記?匈奴列傳》唐司馬貞《索隱》）蓋此前范曄就在《後漢書?南匈奴傳》記述說「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對照前述《漢書?匈奴傳》的記載，范曄所說明顯是由班固舊文敷衍而來，而依據《漢書》所記，乃絕無敬事龍神之事，如何會以「龍祠」名之？其實不管是「龍城」，還是「龍庭」，都是班固按照自己的理解，對《史記》舊文做出的錯誤改寫。

這是因為上面提到的《漢書?匈奴傳》對「龍城」等事的記載，本來是因仍《史記?匈奴列傳》的說法，不過《史記?匈奴列傳》是把這兩個字寫作「蘢城」，《史記》其他地方，如《韓長儒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和《平津侯主父列傳》，也都是如此。不管是將其解作「蔥蘢」之義，還是通假為「籠」字，都與遍體鱗甲而又張牙舞爪的大龍沒有半毛錢關係。班固寫《漢書》，在利用《史記》舊文時，因為沒讀懂或是理解錯了，做過很多錯誤的改動，所謂「龍城」雲者，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儘管班固這一改動十分錯誤，但就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而言，愈加說明他在《燕然山銘》中由「龍城」改寫的「龍庭」，確實是一個偏正結構的漢文辭彙，而不會是什麼北番匈奴語的音譯（有《漢書》別本書作「蘢城」，北魏崔浩注《漢書》和唐人李善注《文選》，都見過這樣的文本，或以為班固本作「蘢」字，如清胡紹瑛《文選箋證》，然今以《燕然山銘》之「龍庭」相較，知班固所記自是「龍城」）。

總之，根據我對原石拓片的辨識和上述考述，目前暫定以「逗略」來取代傳世文獻中的「區落」。至於有更清楚的拓本可以證明我的辨識有誤，或是上述考述存在偏差，自可隨時做出修訂。

例2鑠王師兮征荒裔。

【核校】「鑠」，《隸韻》字形不同，左側作「火」旁，為「（火樂）」。兮，原石拓本無此「兮」字。

鑠，原石拓本模糊不清。雖然《隸韻》作「（火樂）」，但這句話是藉用《詩經?酌》「於鑠王師」的典故，故《隸韻》此字的可靠性很值得懷疑，今不取，仍暫從《後漢書》等傳世文獻，書作「鑠」。

原石拓片中闕少的這處「兮」字，比較明晰，大體可以肯定，再結合銘文整體排列情況是以每行滿行15字（個別特殊情況除外）為準則，這句話以下僅余兩行位置，而除去所有「兮」字之後，剩餘30字，恰可鐫滿兩行。故班固原稿，應當沒有這些「兮」字，只是三字一句，故今刪除所有「兮」字。

單純就「銘」之一體在早期的應用範圍而言，東漢末人蔡邕，曾歸納總結說：「《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同時還針對上古多鐫鑄銘文於鐘鼎的情況講述說：「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蔡邕《蔡中郎外集》卷二《銘論》）

其實蔡邕所說這種「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的碑石，就其內在性質而言，可以劃分成很多種類，其中也包括很多普通人的墓碑，他本人就替人寫過不少這樣的碑文。溯其淵源關係，各類碑石中只要含有「銘」的成分，就可以說也是一種「銘」文，亦即「建碑勒銘，以旌休美」（蔡邕《蔡中郎集》卷二《汝南周巨勝碑》），或曰「刊石樹銘，光示來世」（《蔡中郎集》卷二《貞節先生陳留范史雲碑》）。如清末人蘇輿所云：「漢世賦銘之類，敘終則綴以詞。……碑誌，銘詞之支流矣。」（清王先謙《釋名疏證部》卷六《釋典藝》）

與鐘鼎等銅器相比，摩崖刻石亦可以「碑」該之。所謂「言時計功」與「稱伐」，竇憲此番刻石的緣由也都與之契合。因而，《燕然山銘》自與「銘」的性質和形式沒有什麼衝突。

梁昭明太子蕭統，在《文選》中編錄這篇《燕然山銘》時，在標題下附加有「並序」二字。這顯然是把「其辭曰」後面的這幾句韻語，視作「銘」辭，此前所述，只是寫在它前面的「序」文而已。略觀包括碑銘在內的各種「銘」文，便可知至少有很大一部分的「銘」，形式都是如此，有「序」有「銘」。

這些「銘」辭，具體的格式，絕大多數都是四言韻語。其間也有一些「銘」辭，間或襯以像「矣」這樣的語氣助詞，用以調節字數和文氣。另外還有一小部分，如蔡邕撰寫的《伯夷叔齊碑》，篇末之銘書作「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殷姬，忠孝彰兮」云云，全篇「銘」辭，就是由這樣八個以「兮」煞尾的句子組成（《蔡中郎外集》卷一《伯夷叔齊碑》）。類似的情況還有《三公山碑》、《周憬功勛銘》、《景君銘》等等（宋洪适《隸釋》卷三《三公山碑》，卷四《桂陽太守周憬功勛銘》，卷六《北海相景君銘》）。但若是考慮到當時的「銘」辭多為四言韻語這一通例，這實質上仍是在維持四字一頓句式的原則下，統一置入「兮」字，大的格局，並沒有改變。另有一些銘文，全篇大部分文句，都是普通的四言韻語，但其中也有個別一兩個句子，是像這樣在末尾綴加「兮」字，如《劉修碑》（洪适《隸釋》卷八《慎令劉修碑》）。這樣的「銘」辭，尤其清楚地體現了這一點。

清咸豐二年聊城楊氏海源閣仿宋刻本《蔡中郎集》中的《王子喬碑》

除了這種通行的四言韻句之外，東漢時還有一些「銘」辭，是寫作三言韻語，如蔡邕撰述的《王子喬碑》就是這樣，書作「伊王君，德通靈」云云，連續四十四個三字經式的句子（《蔡中郎集》卷一《王子喬碑》）。其他如《祝睦後碑》、《張壽碑》、《馬江碑》和《郭仲奇碑》等碑的「銘」辭，也都是這樣（洪适《隸釋》卷七《山陽太守祝睦後碑》、《竹邑侯相張壽碑》，卷八《郎中馬江碑》，卷九《北軍中候郭仲奇碑》）。這和《燕然山銘》篇末「銘」辭的形式，完全相同。這意味著《燕然山銘》刻石的「銘」辭作三言韻文，而不像《後漢書》等傳世文獻的錄文一樣襯有「兮」字，並不是一個孤例，因而絕不會是省略「兮」字未刻。

東漢《張壽碑》殘碑拓片（碑石闕失損毀嚴重，中為清人題跋）

這種「銘」文為什麼都要寫成四字或者三字韻文的形式，道理很簡單，即便於吟誦，以廣流傳。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看秦漢時期的識字課本，如《倉頡篇》和《急就篇》中的一部分內容等，即大多或四字為句的韻語，或三字為句的韻語，直至清代社會上普遍流行的蒙學書籍三字經、千字文，依然如此，就能充分理解這種形式因其朗朗上口而廣泛、持久通行於世的狀況。

不管是三言韻文，還是四言韻文，就其外在形式而言，單純看其句型和韻律，都可以說是一種「詩」句，與同一形式的歌詞，存在更為密切的內在關聯。我們看西漢時期的宗廟和祭典樂曲《安世房中歌》、《郊祀歌》，其歌詞，也多是三言或是四言韻文（《漢書?禮樂志》），就更容易理解，漢代「銘」辭通行的四言或三言形式，實與之一脈相連，而班固以三言韻語的形式寫下這篇「銘」辭，是很自然的。

在形式上，與此《燕然山銘》非常類似、同時又密切相關的一個例證，是班固為其《漢書》各篇所做「敘錄」，百篇之中，除了最後的《敘傳》，用的都是四言韻語，而最後這篇講述自己撰著旨意的《敘傳》，謂之曰「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云云，用的正是三言韻語。

其實《燕然山銘》石刻每行15字的鐫制形式，很有可能就是依據篇末這30個字的「銘」辭來安排的。這30個字的「銘」辭，因需要提行另刻，不必與前面的序文相連，像現在看到的這樣，每行15字，正好刻滿兩行，可以最合理地利用特地鑿平的石面。這一點也可以反過來印證其「銘」辭中本不帶有「兮」字，而不會是石工上石時對班固原稿有所省略。

至於《後漢書》和《文選》等傳世文獻中載錄的《燕然山銘》何以會增衍一系列「兮」字，我想，從東漢時期的「銘」辭形式的另一種形態，也能夠做出說明。

這就是東漢時期也有很少一部分「銘」辭的形式，是上三字、下三字而在中間夾以一個「兮」字，和《後漢書》、《文選》載錄的《燕然山銘》，完全一致。如《孔耽碑》之「君之德兮性自然」云云，《張表碑》之「於穆君兮煥流芳」云云（洪适《隸釋》卷五《梁相孔耽神祠碑》，卷八《冀州從事張表碑》），便是如此。

從「銘」辭文體本身的發展歷程來看，這種夾帶「兮」字者應是從前述三言韻句的基礎上衍變而來。

如上所述，西漢宮廷的御用歌曲，其唱詞，有很多就是三言韻語，而在西漢建立之初，從前朝沿襲下來的宗廟和祭典用樂，「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漢書?禮樂志》，這顯然是僅有其曲而不具其詞。因為只要有詞，何至於司樂者竟「不能言其義」？況且《漢書?禮樂志》尚明確記載，至高祖、武帝時期，朝廷始命人為其填詞覓句，尤證這些歌曲本以奏樂為重，唱詞屬於附庸。

這樣，歌者在演唱所配置的唱詞時，免不了會根據樂調的需要而拖長、轉變某些詞語固有的簡單音節，在一些特別地方，甚至會隨著曲調的節拍而增添襯字。這是我們在元代的曲子詞里可以十分清晰而又相當普遍地看到的現象。以近律遠，是同樣的道理。

看一看劉邦得天下後回歸沛縣老家時，「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史記?高祖本紀》）。這篇即興唱出的歌詞，其中的「兮」字，顯然起著襯字的作用，而「大風起兮雲飛揚」句，正是把「兮」字插入其上、下文各三字之間。

透過劉邦引吭高歌的這首《大風歌》，更加清晰地顯示出《孔耽碑》、《張表碑》等「銘」辭中「兮」字隨曲衍生的性質（前面所說四言韻語的「銘」在句末綴以「兮」字，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同樣的因素），從而進一步證實《燕然山銘》刻石中三字「銘」辭的合理性，說明《後漢書》、《文選》所載《燕然山銘》的「兮」字，應當是在世間流傳的過程中，因倚聲唱誦而衍增，或是鈔錄者受到《孔耽碑》、《張表碑》式「銘」辭的影響而妄自添加。

經過一個個具體的考訂，依據目前所知見材料，可將《燕然山銘》的全部文字，即總共291字，最大限度復原如下：

上面對《燕然山銘》的辨識和解讀，是在條件很不充分的情況下所做的初步嘗試，自然會存在很多的瑕疵和遺憾。但我相信，這樣的工作，是具有積極意義的。這是因為即使條件再充分，人們對歷史事物和歷史問題的認識，也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對遠古歷史的研究中，很難有完美的終結者。向社會公布上述粗淺認識，可以讓關心這一重大發現的各方面人士，及時了解我的思考和探索，為那些富有學識的學者深入研究相關問題，提供一點點參考，這總不是什麼壞事。

最後需要稍加說明的是，有些人或許覺得，與《後漢書》和《文選》載錄的傳世文本相比，《燕然山銘》刻石體現的文本差異，特別是文字字形的異同，並沒有多大價值，無須如此鄭重其事地加以考究。對此，我想簡單談談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在關於《燕然山銘》的第一篇「漫筆」中，開宗明義，就已經講到，由於在《後漢書》和《文選》中都收有這篇銘文的全文，所以總的來說，它並沒有帶給我們一項全新的史料，因而不宜過分誇大其學術價值。

然而在另一方面，歷史研究的魅力和價值，往往就在細節當中。西洋人的成語，說魔鬼在細節之中。我在學習歷史知識的過程中，卻時時都會感受到，上帝的靈光正是透過細微空隙而閃現。即便是看似可此可彼的兩個同義文字，譬如「畺?」與「境宇」，但一個是班固在燕然山下寫定的原始形態，一個是後世有意無意的改寫，揭示這種差異，除了會為具體的古籍校勘提供確切的依據外，我們還應該看到，這種差異本身，就是古代典籍文本演化的重要內容，這就是歷史在流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一個側面，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歷史真身，既不容忽視，更不容蔑視。

2017年9月3日晚記

（說明：限於篇幅，文本校訂內容只舉兩例，更詳細的內容或可見辛德勇教授的微信公眾號「辛德勇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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