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功之子回憶父親：大學者編小字典
魏建功：大學者編小字典
口述/魏至 撰文/陳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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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說我父親？我一下子還真的難以回到過去的情景中去。我跟他幾乎幾十年不在一塊，解放之前，我還比較小，我上我的學，他辦他的事，基本上很少在一起。但是要說了解，也算了解。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他，那麼我覺有一句詩十分貼切，那就是：苟利國家生死已。在紀念父親百年誕辰的時候，有人寫文章紀念父親時也曾經拿這句詩來評價父親。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前，政治口號還沒有像今天這麼盛行的時候，他曾經對我們說過：一個人，在學了一些知識、有了一些特長之後，要為社會和國家干點事。這種思想一直貫穿了他的一生。
清朝學者劉季庄是父親的老師錢玄同先生非常崇拜的學者，劉先生有一句話讓錢玄同先生十分推崇，他說：（一個人）如不能為國家斡旋氣運，徒為身家謀，則不得為之人。錢先生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給父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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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從事推行國語運動，應該是從上個世紀初二三十年代開始的，是新文化運動很重要的一部分。父親最初參與國語運動是響應他的老師錢玄同先生的動員，自那以後，語文教育伴隨了父親的一生，可以說，上個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語文教育上每一次重大的變革舉措，父親都參與其中。
其中比較重大的，要數修中華新韻。中國有個習慣，歷代都要由官方修韻。修中華新韻則是在上個世紀40年代由國語會開會決定要修的，當時決定由三個人來負責：黎錦熙、盧前、魏建功。黎錦熙那時候住在西北，父親住在四川，距離相當遠。這個工作主要是由父親一個人完成的，現在原稿還都在，可以看出當時修韻的情況。我在編訂父親的文集的時候，把這些內容都收了進去。
中華新韻修完之後，由國民政府明令頒布作為國家韻書，包括現在也在一直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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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之後，台灣有關方面邀請父親到那裡去推行國語。當時台灣曾經在日本的統治下達五十年之久，年輕人基本上不會漢語，說話都用日本話。那時我在台灣上中學，同學們都是一口的日本話，我問他們：「為什麼不說台灣話？」他們告訴我，台灣話他們會說，但是說起來很彆扭。我跟你說個有意思的現象，可以說明當時日本的殖民文化的嚴重，當時台灣連在挨揍的時候叫「娘」都是用日本話來叫的。
在這種情況下，（1946年）父親到了台灣。當時推行國語還不單單是推行普通話，更重要的是剷除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的影響。台灣光復之後，不能僅僅是讓中國的版圖上多出了一個省，更重要的內容應該是文化上的光復。
父親到了台灣之後，開始思考如何入手推行國語，對於此，當時有各種各樣的說法。父親則採取了用無線電廣播的方式，父親找到了齊鐵恨先生，讓他每天在電台上廣播普通話，輔導台灣全省的中小學教員備課。那時候慘到什麼情況呢？台灣的中小學教員雖然有國語課本，但是怎麼教卻不知道！
但是台灣人只能聽得懂閩南話，普通話他們聽不懂，怎麼辦？父親又找到一個福建人林良，讓他給齊先生做翻譯。林良當是比較年輕，父親他們都管他叫「小林」，這個當年的小林，現在是台灣《國語日報社》的董事長。
除了抓廣播，父親還在台灣全省設立了國語推行員。那時的台灣跟現在是大不一樣，當時的台灣同胞對於學習國語非常熱情，十分渴望回歸祖國。我們乘船到台灣的時候，從基隆上岸，同胞們的歡迎不說。我們從基隆坐火車到台北，長達三十公里的鐵路兩邊排滿了，舉著國旗，歡迎我們。日本統治了五十年，但是台灣人沒有一個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的。
台灣同胞的熱情和父親等人的努力，如水乳交融，使國語推行在台灣進行的很順利。除了一系列的措施之外，父親還寫了大量的文章來推行國語，後來我在編他的文集的時候注意到，那個時期是他著述最多的。
在台灣時期，父親曾經為了招聘國語推行員回到北京。有一次，在北京大學，父親碰到了胡適先生，胡先生邀請父親回北京大學教書，父親也答應了。父親回到台灣之後，找到國語推行委員會，讓大家討論一下還有哪些事情要做。那時台灣的國語推行運動已經行進了一年多，成績斐然，大家一致認為需要保持下去。
討論之後，他們決定自己辦報，在字後面注音，一注到底。於是父親給北京方面的教育部打報告，要求把辦報所需的機器和銅模運到台灣。1948年10月25日，《國語日報》創刊了，父親任社長。那個時候辦《國語日報》可是相當艱苦的，父親的同仁們開玩笑說：咱們的報紙應該叫《國語昨日報》。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國語日報》沒有自己的記者，所有的消息都是抄別的報紙上當天的消息，第二天出版。
後來，《國語日報》也開始嘗試著做一些採訪，於是父親的同仁又開玩笑說：《國語昨日報》進化到《國語晚報》啦！這些事情，有些父親並沒有參與，因為報社創辦起來之後不久，父親就回到北京了。我記得當時跟父親一起創辦《國語日報》的還有何容、齊鐵恨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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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父親最初有編字典的想法是在1946年。當時編詞典的有黎錦熙主持的大辭典編撰處，大辭典編撰處從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經成立，一直在北京師範大學那頭，到了一九四幾年吧，編成了一本詞典。那本詞典讓父親生出很多感慨，他認為那本詞典是一本不成功的詞典。他認為，過去的字典在釋義上採取的是互譯的方式，最大的問題還不在此，而是那些字典都不是從音出發的，而是從字形出發的，還停留在《說文解字》的階段。在父親的理論當中，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從音出發」，他認為搞語言就應該從音出發。這些思想，是父親在《國語字典評論》那篇文章中表達出來的。那麼，解決的辦法是什麼？他說：那就是編新的字典。
我所知道的另外一件事，也發生在1946年。我們全家在台灣的時候，母親回北京看望外祖母，然後到北京大學見見老朋友。她去拜訪胡適先生時，胡先生一見到母親就說：你來得挺好！希望你把建功拉回來！胡適先生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校長，他為什麼這麼盼望父親回到北大呢？日本投降之後，北大雖然去了一些人，但是在音韻方面，第一人當然是羅常培，然而他當時在美國。在北大老一輩的人當中，搞音韻的有錢玄同、馬裕藻、沈兼士等一大批大師，年輕一輩則就是羅常培和魏建功。在那種情況下，胡適先生當然希望父親能夠回到北大。
母親在給父親寫信時說到這件事情，她說：人家讓你回來，我也是覺得你還是回來的好。你要是編字典，吳小玲就可以幫助你。1948年11月14日，父親回到北京。我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呢？你這個年齡的不知道，在11月13日，國民黨的南園機場發生了一場大爆炸，怎麼炸得不知道。回到北京大學後，父親立即開始與北大的金克木等幾位先生探討此項工作。當時，解放軍已經圍城，金先生後來回憶說：「我們在朦朧中高談闊論，涉及英文中的約翰遜博士字典、牛津字典、韋伯斯特字典以及黎錦熙主持多年未能成書的《中國大辭典》等等。城外傳來的炮聲彷彿給我們打擊節拍。我們當時想不到所擬字典的前途，但有一個信念：中國的未來繫於兒童，危險在於無知，最可怕的是文盲。語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語言文字的工具。我們不會別的，只能咬文嚼字，談論字典等於談論中國的前途，炮聲使我們信心增長」。這「城外傳來的炮聲」我也當時也聽見了，那時候我正好上高中一年級，那炮聲「轟隆隆」如同悶雷一般，一直從城東邊滾到西邊。
經過與大家討論，一部新型字典的藍圖在父親心中形成了。1949年4月，父親找到開明書店，說他們不要任何代價，只是希望在編撰小組在商討編撰字典事宜的時候能夠提供一個地點，然後讓大家能夠吃飯。但是在當時，不知道什麼原因，事情沒有談攏，這本字典也就沒有編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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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一天晚上，父親到葉聖陶先生家裡去拜訪他。聊天之中，葉先生說到上層有關方面有編撰字典的意思，並且想讓出版總署把當時設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大詞典編撰處接收過來。葉老問父親：我們接收過來之後，你能不能來主持？這一段經歷在《葉聖陶出版日記》中有詳盡的敘述，葉老在日記中說：建功對編字典很有雄心。
父親當時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系主任，如果要編字典，就要辭去系主任的職務，不然的話，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所以便由葉聖陶先生出面給湯用彤先生寫信，要他撤掉父親系主任的職務。
父親離開北大之後到了出版署里，跟葉聖陶先生一起商量，準備成立新華辭書社。當時的當務之急便是招兵買馬，父親四處張羅。人員齊備之後（其實也就是10多個人），1950年8月1日，新華辭書社正式成立。當時父親雖然在新華辭書社供職，但是並不從那裡領取薪水，他的薪水還是由北京大學支付。
葉聖陶先生跟開明書店有著很深得淵源，當時開明也曾經編過一本字典。葉先生就把那本字典拿了過來，讓父親參考。父親看了以後，那本字典也不是他心中要編的那本字典，於是拋開那本字典，自己構思編撰的方法。父親曾經把以前他跟人關於編字典的討論總結為「十大特色」，這「十大特色」在他編新華字典的時候，成了編撰的總體例。
在編撰過程中，按照總體例進行分工。參加編撰的人員每人有一個圖章，編撰完自己負責的詞條之後，把圖章印在所編撰詞條的卡片上，交由大家討論，定下來之後便匯入字典。
大約用了一年多，字典編完了。編完之後，大家一看，不行，字典不行。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編字典的人知識水平和思想水平都參差不齊，所以編出來的字典風格也不統一。怎麼辦？推倒重來。就這樣，完全符合規範的《新華字典》到了1953年才真正面世。
在《新華字典》的編撰後期，呂叔湘先生看到這本字典，認為這本字典也不好。葉聖陶先生把呂先生的話轉告給父親，父親嘆了一口氣，說：總算有了這樣的一個東西了。多少年來中國一直沒有一本符合現代化的字典，現在總算有了，以後再改吧。
《新華字典》出版之後，收到了很多反映。其中南方的方言地區反映說字典中的漢語拼音對於他們來說不適用。於是父親又參考《康熙字典》對《新華字典》進行調整，出版了以部首檢字的「部首本」。「部首本」出版之後，父親馬上對《新華字典》進行修訂，修訂完之後，國家決定：《新華字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本歷經兩次修訂的第三版《新華字典》在由商務出版的時候，被命名為「商務新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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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早年就十分注意漢字形體的變遷和漢字的改造問題。二十年代他在漢城「京城帝大」任中國語講師時，就對朝鮮文中使用漢字的情況進行過考察。抗戰期間在雲南，又對越南的「字喃」（以漢字為基礎創造的一種越南字）作過研究。他通過對漢字形體發展演變規律的深入探討，指出漢字從一開始就是「繁」「簡」兩體並存、「削繁就簡、避難趨易」是漢字形體變遷發展的一般規律，也是漢字局部改造的方向。
1949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父親被聘為常務理事。1951年12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父親則被聘為委員，分工參加「漢字整理」和「拼音方案」兩個組，積極投入了《簡化字方案》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工作。他接連發表了《漢字發展史上簡體字的地位》、《從漢字發展情況看改革的條件》、《跟一位朋友談〈漢字簡化方案〉》、《對文字改革的提法和看法問題》等一系列的文章，為奠定漢字改革工作的理論基礎作出了努力。《漢字簡化方案》制定初期，對簡化字應否保持一定規律問題上看法發生分歧，父親與黎錦熙等人主張：「簡化字應有一定規律，最好保留形符，聲符要注意與原有聲符讀音相同」。制定《漢語拼音方案》過程中，曾產生兩種意見，一種是「基欺希」用「格克赫」來兼差；一種是「基欺希」用「知恥始」來兼差；魏建功則主張另外尋求一種折中的辦法來解決。他還與傅懋勣委員在「文改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共同提出：「應加強對北京語音的研究、對北京語音和其它方音的聯繫的研究，使將來的拼音方案也能照顧其它方言。形式是次要的，首先應確定音素」等意見。
1954年7月，文改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決定授權葉恭綽、丁西林、魏建功等組成七人小組，對《常用字簡化表草案第四稿》再加修訂。七人小組公推葉、丁、魏三人先行研究提出具體意見，父親作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通過對四千多個現代通用漢字逐個審定書寫體，歸納書寫原則，完成了《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五稿》。1954年11月再經調整修改，成為由《798個漢字簡化表草案》、《擬廢除的400個異體字表草案》、《漢字偏旁手寫簡化表草案》三個草案合成的《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文改會會同教育部發出聯合通知，印發了30萬份向全國爭求意見，有20萬人參加討論，2千餘人填寫了文改會印發的徵求意見表。1955年9月，父親在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投票結果和討論意見整理情況的報告。經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們對《草案》進一步討論修改後，再交全國文字改革會議討論修改，最終形成了包括515個簡化字 和54個簡化偏旁的《漢字簡化方案》，由國務院批准於1956年1月28日向全國公布推行。1962年9月，漢字簡化方案已推行六年，根據周恩來總理關於:「要在廣泛徵求群眾意見的基礎上，對原方案進行總結修訂」的指示，文改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決議，成立「修訂漢字簡化方案七人小組」,父親被推為七人小組成員，再次參加了《漢字簡化方案》的進一步總結修訂。直至1963年11月《簡化漢字總表》完成。
北大的古典文獻專業是全國第一個古文獻專業。1958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召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座談會，與會人員提出了由教育部在北大開設一個有關古籍整理的專業學系的建議，他們認為中國的古典文獻太多了，再不抓緊培養能夠看懂這些文獻的人才，將來就沒有人能夠看懂了。第二年6月，北大校方召集哲學、歷史、中文三個系的部分老教師座談，以接受開設古籍整理專業學系任務為前提，集中討論了名稱、規模、課程內容等多方面問題，會議連開了兩天，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也參加了討論。規模上大家一致認為辦系嫌大，辦專門化嫌小，以辦專業為宜；名稱是翦伯贊先生提出來大家一致同意叫「古典文獻專業」；建制多數主張設在中文系，也有認為這個專業的思想和知識內容不僅是語文，辦在中文系並不十分妥當；大家還強調要加強政治思想教育，防止培養出一些只知道鑽故紙堆的小老頭來。這些討論意見後來都成為辦專業的重要參考。７月份，北大決定與中華書局合辦古典文獻專業，專業設在中文系。周培源先生代表學校找父親談話，要他擔任辦理這個專業的工作，名義是中文系副主任兼古典文獻教研室主任。父親認為這是國家十分需要的一個專業，欣然接受了任務，開始籌建我國第一個培養新型的整理研究古典文獻人才的學科專業。1959年秋古典文獻專業正式成立，父親興奮地提出要把專業辦成「文教戰線上的大慶」！教研室初建時共五人，除父親58歲外、秘書吳競存先生26歲、教員劉學鍇先生25歲、侯忠義先生24歲、卓清欽先生23歲，四人平均僅24.5歲。為了提高青年教師的業務素質，父親親自給他們「補課」，每周講一次《說文》；還請其他一些老教授如王重民先生等來「補課」。開學以後，中華書局總編金燦然先生親自前來「蹲點」，許多名家耆宿也親自給專業的學生授課，如游國恩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林燾與朱德熙先生的現代漢語、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資料學、鄧廣銘先生的遼宋史、王重民先生的中國目錄學、陸宗達先生的說文解字研究等等，都堪稱美崙美奐；父親還親自出馬延請校內外名流如郭沫若、顧頡剛、吳晗、唐蘭、老舍、商承祚、侯仁之、啟功等作專題講演以開拓學生視野。最近有人寫文章回憶當時的情況，說：魏先生請來諸多名學者來學校開講座，讓我們受益匪淺。父親那個時候有句話，叫「留下買路才」，意思說那些名學者去北大不能白去，要留下買路的「才」，這個「買路的才」就是讓這些人到了北大之後要開講座。
北大開辦古典文獻專業，據說是毛主席讓辦的。父親去世之後，我在悼詞中寫過：1959年受黨和毛主席的委託，在北大開辦古典文獻專業。但是有關方面認為可能有一定根據，但是在資料中查不到，所以刪掉了。但是父親在文革期間因為辦這個專業被批判為「封資修」，他曾經不解的告訴我：這是毛主席讓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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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想說一說父親晚年的「過失」，但是我要在過失這兩個字加上一個引號，因為以父親的實際情況論說，這件事實在算不上是什麼「過失」，只不過是一個落在誰頭上誰也推不掉的時代悲劇。
1973年10月，父親被北大校「宣傳組」通過中文系調去「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即「梁效」），做編製《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的諮詢工作。1975年6月回中文系，9月再次調去，在「注釋組」參加古典文學注釋稿（即當時所謂給毛主席編印的大字本詩、詞、曲、賦）的討論定稿。粉碎「四人幫」後，雖然中央政治局對此事有「不算問題、不需結論、不進檔案」的認定；但卻很為當時清議所不容，方重禹先生作七絕「四皓新詠」，其中贈父親的一首，以五十四年前與盲詩人愛羅先珂之間的舊事起興說道：「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后，翻成一曲雨鈴霖。」我覺得這詩寫得很好，一是「事實準確」，1974年6月，父親與馮友蘭、周一良、湯一介、趙紀彬、庄則棟、浩亮等許多人隨江青去天津小靳庄參觀時，確實曾被指定在火車上給江講過《離騷》。聽父親說，當時他曾提出自己不是搞文學的，講不了，但沒有得到允許。他只好帶了一本戴震的《屈原賦注》，從文字上作了一些「按而不斷」訓詁性的梳理；二是「定性恰當」，父親確實被什麼「路線鬥爭」、「保衛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等政治口號還有「主席夫人」、「旗手」、「最高指示」等等五彩光環給搞「盲了心」！
在那個悲劇時代，能看透的，是大智；看透又敢於鬥爭的，是大勇。忘了聽誰說過，有一次江青送給「四皓」之一的林庚先生一束花，剛出人大會堂上了汽車，林先生就把花給扔到車外邊去了，此事如果確實，我非常佩服林先生的智和勇。但父親卻沒有這樣的智和勇，他在學術上能獨立思考，但在政治上卻太不會獨立思考。他的悲劇就在於上了賊船還以為是「知識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五十年代，父親的學生們曾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跟黨走」，多麼形象的一個外號啊！他就是這樣一個努力「緊跟」而又常常「跟錯」的人。「文革」後期，陳抗先生來看望父親，聽到他老人家大談「大革命」對自己的教育；陳先生開始還以為父親說的是1927年的那次大革命，後來才聽出來是在說「文化大革命」！那時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時候了，父親還講什麼「受教育」，一時傳為笑談。粉碎四人幫以後，李行健先生從天津來看父親，父親拉著他的手流淚說：「這回又跟錯了！」「跟」也真心，「悔」也真心，我並不想為父親開脫什麼，但他確實是這樣一個人。
父親有可能不知道《四皓新詠》的事，但周一良先生大著《畢竟是書生》中所說某書法家的信他是知道的。一良先生的敘述有不夠準確的地方。一是信的內容不是「迷信武則天」，而是「盲從武則天」；二是我沒有和父親一同研究過筆跡，我是在父親逝世後看到家中有一軸畫沒有畫芯了,去問一位老先生，才知道有這樣一封信。那位老先生說當時父親把信給他看，以為是另外一個人寫的，他指出從筆跡看應是某書法家的，父親才恍然大悟。一年多以後清理父親遺物時，果然發現了這封信。對於信的本身，我不想作更多評論。但一良先生大著中說：「儘管給魏老的五個字不像（給）我那四個字富於刺激性，老人還是發了火，一怒之下,把此公給他作的畫也一撕了之。」我卻以為這並不說明父親「度量小」，而正是他「書生氣」之所在，他不是政治家，沒有政治家那種「韜晦之心」，他覺得委屈，他就「火」了。
當時，父親的尿瀦留症已很嚴重，要經常綴一個尿袋在身上。腎功能嚴重損傷，食慾極差。但他仍然咬緊牙關，堅持做他晚年所做的最後一件工作——審定《辭源》修訂稿。有人說編字典是下地獄的工作，父親就是拖著重病之軀去下地獄直到生命的最後! 當時，「兩個凡是」的氣氛仍然很濃厚，有專業特長的人得不到工作的權利，辭典的修訂質量較差。如「聚麀」一詞，大家都知道是特指父子兩人同奸一個女人。駱賓王寫《討武曌檄》說武則天「踐元後於翚翟,陷吾君於聚麀」，就是說她以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再婚為世民第九子高宗李治之皇后，一身為父子二人妻的事。而《修訂稿》卻寫作「兩個男人同搞一個女人」。父親嘆口氣說：「還得給他們改寫條文，真是苦啊!」。責任心驅使他不得不堅持逐條核對引文。然而，召開修訂《辭源》的新聞發布會時，接人的車來了卻不讓他上車! 一系列的事情對父親打擊特大,他明顯的憔悴了。1979年7月27日，他出席北京語言學會（籌備會）召開的紀念羅莘田先生八十誕辰座談會，在會上發言說了「心情格外凄切」、「愧為雜家，庸駑後死」等一些話，大家都看出他是動了真情，直到十幾年後我同羅先生的女兒談起時，她還深深記得那次會上父親發言的情景。這個時期父親在家裡也很沉悶，有時拿出他的詩稿，獨自一個人在他的書房裡，用傳統的方法「吟」上一會兒,就會不由自主地流下淚來。我在《獨後來堂十年詩存》序中說父親：「晚年陷於人事糾纏,心情寂寥,偶讀舊箋，輒老淚縱橫，不能自已。」
1980年1月24日，父親去北醫附屬第一醫院治療他的前列腺增生症，去醫院的路上他還同姐姐說治好病後他要寫回憶錄；要帶研究生（系裡曾要他帶研究生，他因身體不行沒有接受,對此他一直心中不安)；要寫字還「賬」（請他寫字的人很多，他沒能完成心中不安）；......。
然而，病沒有治好，他走了！
1980年5月6日，父親的追悼會在八寶山召開。在小禮堂的前廳，稀稀落落地掛著三五幅輓詞和輓聯，很讓人感到一絲早春氣候的寒意和死者身後的蕭條，父親三十年代老友王西徵先生的輓聯,突出地受到大家的注意、議論和嘆息:
大千界桃李芳菲講壇由來多花雨，
五十年風雲變幻老友畢竟是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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