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新文化史的興起與史學的轉向

本文載於《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河北學刊》2017年第2期，原文約9000字。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系、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最近三十多年來，新文化史開始在史學界盛行，它屬於新史學的一種潮流，強調對社會的整體研究，但它本身非常零散，無多少規律可尋。西方的史學傳統與世界走向多元化為新文化史的形成提供了條件，社會史的興起促進了新文化史的發展。

一 西方歷史觀念轉變導致新文化史興起

新文化史的興起，反映的是歷史觀念之改變。其產生與西方史學的傳統有關。自古希臘開始，西方史家寫作歷史大多採用敘述體方式，用通俗語言表達，即講故事。希羅多德的《歷史》之所以能傳世，一個原因是其敘述的生動。

希羅多德不僅僅是西方史學之父，也是文化史之父。在他之後二三十年的修昔底德，也寫了一本戰爭史，但其作品與希羅多德的有明顯不同。在西方史學界，修昔底德的影響相比希羅多德更大一些。直到文藝復興時期，修昔底德的治史方法仍為人稱道。修昔底德的影響比較大的原因之一是求真。所謂求真，即不依賴於虛構和想像，這是歷史與虛構的最大區別，至少想像的成分比較少一點，虛構的成分幾乎沒有，或盡量沒有虛構的成分。希羅多德的寫法，在史實考核方面不可能花很多功夫。因為他包羅萬象，很多東西都是聽來的，並且聽了好幾個版本，他把每個版本都講，說不知道哪個版本更真實一些，要留給讀者自己去評判。修昔底德就不太一樣了，他雖然也有不同版本，但有一點，他基本上作的是當代史。修氏寫的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他親歷過的一個戰爭。修氏在寫作中對事實的考證明顯進了一步，在看到不同版本後，他會做一點比較以後再拿出一個版本來，並經反覆比較確認是這個版本。

第二點，若一個人只是寫作近代文化史，如果像希羅多德那樣多注重描述的話，解釋的部分就顯得不太重要。那麼修昔底德正好相反，因為他要解釋雅典如何經過伯羅奔尼撒戰爭而從盛到衰及其原因。修昔底德希望要解釋，不僅為了保存記憶。相反，希羅多德主要是為了保存記憶。

兩者的共同點是其作品都有文學性。西方求真的史學，與中國史學的求真一樣，既要保證史實，同時又有文學性。如果文筆不好，作品就不能行之久遠。從這個觀點來看，文筆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史學是從近代西方傳來的，但有趣的是，科學史學家包括蘭克都是敘述的大師，或稱講故事的大師。

西方古典世界結束、中世紀開始之後，編年體變得愈益重要。究其主要原因是那時流行使用紀年的方法——編年體即是將史實置於時間框架之中。我們看西方中世紀寫的史學著作，會覺得很有意思，它常把《聖經》里的創世說作為開始，然後講到作者所在的當代。中世紀史學對時間的重視，對近代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此種影響即是把這個歷史的進程，分成幾個時代。聖奧古斯丁作為著名的神學家，其對歷史學的貢獻主要就在此。

聖奧古斯丁歷史思想另一個貢獻即是強調歷史進步觀念。他在《上帝之城》一書中提到，不管歷史如何起伏，最後會形成選民和棄民的區別，有一個選擇過程。在世界歷史的終結處，選民會進入天堂；世界歷史也進入天國的歷史。這種歷史觀基於宗教意識，又有空想的成分，與以前的歷史觀截然不同。西方古典世界流行今不如昔的歷史觀，大家稱頌最遙遠、最古老的時代。但是，基督教史觀把這個東西顛倒了，把以往輝煌的文明都看成是為天國的到來作鋪墊的。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亦即歷史進步觀念。

歷史發展的一個突飛猛進的時代，是文藝復興時代。文藝復興之所以是一個極盛時期，是因為文化史得到了最昌盛的發展。

到了蘭克所處的19世紀，文化史研究為政治史所取代。19世紀的史家開始把民族國家的興起看成是世界發展的一個主流。蘭克史學確立了民族國家的史學研究範式，並用近代科學方法解釋社會和歷史的變遷，強調材料的爬梳和檔案的使用，以求解釋的確切。20世紀初年，德國文化史先驅蘭普勒希特挑戰蘭克的傳統，試圖從文化心理的層面，整體勾畫德國乃至近代歐洲歷史的宏觀走向。

本文作者王晴佳教授

新文化史的出現，也與新社會史有關。其實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社會史，也可稱之為「新社會史」。因為其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探索解釋社會的結構性變動，而是專註社會的一個現象抑或邊緣團體，進行詳盡的、微觀的考察與研究。

二 新文化史值得關注的表現

史學家如果不再以解釋社會宏觀發展作為歷史寫作的首任，無意以小見大（即便是「坐井觀天」），那麼就會自然而然地回歸過去，亦即重拾講故事的傳統，這便是新文化史出現的重要變化。

新文化史值得關注的表現之一是原來的歷史研究要研究一個現象的發展，一般都會認為這是人的理性行為的結果。即人們做這件事情是由其理性支配的，當然這個理性肯定不是共同理性，而是個體理性。對理性行為的重視，是在近代社會才開始有的。

但是，理性行為往往不能清楚地解釋這些文化現象和情感因素。如果放棄研究樹榦而研究樹葉的話，那麼每個個人在世界大戰當中的體驗與體會就成了關注的重點。這類研究便是新社會史和新文化史。此類研究常採用一些口述史料，因為檔案中缺少相關記載。但口述史料的性質很不一樣。那些戰士對那個時候所作的回憶，即其體驗，在很多方面是感官的。如果從整個理性的發展出發，用理性主義來解釋兩次世界大戰的發展，這些口述史料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個人並不能代表總體。但新文化史卻非常看重這些材料。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史學的轉向就主要體現在此。

強調理性行為，是近代文化的前提和產物，亞當·斯密《國富論》是一個較好例證。抑制私慾的傳統從《國富論》開始有了根本改變，亞當·斯密不但同意追求私慾，而且有所提倡，強調個人追求私利是理性的考量，追求私利有利於整個國家乃至文明的發展。論證私慾釋放的最明顯的一個文本是美國的《獨立宣言》——提倡個人有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與追求幸福的權利，即所謂三大天賦的權利。個人可以自己致富，可以尋求致富之道。這些私慾的發展，背後都是理性的考量。新文化史討論的正是感性認識，史家的敘述，主要鎖定在感性層面，而不是理性層面。從這個史學發展來說，即走到史學科學化的反面，人的故事性又回來了，文史又開始不分家了。

所以，新文化史有幾個標準：第一為選題的新穎，別人沒做過，於是常常研究以前認為微不足道的題目；第二是採用描述的手段和手法。對西方人來說，這是回歸傳統，因為史學自中世紀晚期開始，即從屬於修辭學。所以，史學的發展可以說是在不斷強化敘述的成分。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時，為了分析和解釋社會的整體變動，人的活動退到了歷史敘述的幕後。當然，新文化史被接受也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歷史學一直是一個強調概括的學問。當前的史學轉向，從西方歷史來說，概括的地方變得越來越少了。以前是尋找規律，這個興趣現在已經放棄了，但宏觀層面的研究顯然不是可有可無的。從歷史認識論來說，新文化史與後現代主義有些重合，有些地方的轉向都是對感官的強調，對於理性不是說完全忽視，但是對於理性的不重視也是客觀事實，甚至對理性有點批判的態度，重視感官，重視批判，把一些新文化史的題材與那些大的觀照、關懷結合起來，兩者有所兼顧，做到見微知著，但又不刻意地解讀、發現所謂的歷史規律。

總之，新文化史在西方的興盛，有其學術文化的特殊背景，折射出的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影響的衰落、史家重拾過去、躲避現實的一個現象。中國的歷史發展，從趨勢上看，與西方世界的歷史走向南轅北轍，不可同日而語。歷史研究自然需要有發展，但發展的路向，則又可視各國、各地區的需要而調整。為此，中國史學界不應一味盲目跟從，如不了解其中的內幕，就難免東施效顰、削足適履。對歷史發展主幹的興趣，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崛起及其對整個世界的影響，中國史學界自身應有一個清晰認識和解答。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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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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