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欠馮內古特一個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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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句子：

「我不知道月亮上是不是住著人，如果有，他們一定把地球當作他們的瘋人院。」

我們就像我們所假裝的那樣，所以我們要謹慎自己假裝什麼。

如果你真想傷害你的父母，但天生又當不了同性戀，你至少還有個辦法：投奔藝術。我不是在開玩笑。藝術不是養家糊口之道，是一種讓生命變得更可以承受的非常人道的方式。老天，玩藝術不管玩得好或爛，都能讓你的靈魂成長。邊洗澡邊唱歌，跟著廣播跳舞，講故事，給朋友寫首詩——即使是爛詩。儘可能的做好，你就會得到巨大的回報。你已經有所創造了。

書蟲評論：

籠子打開了，你就真的能飛離嗎？

「那是一條德國牧羊犬，因為經常被汽車撞，已經站不起來了。但是那條狗一見到汽車仍要蹣跚地出來追趕，目無懼色，怒氣衝天。」

很有深度的一本小說，嬉笑怒罵間記錄了美國近百年歷史事件和背後的故事，文筆堪稱一流，稱得上一部偉大的作品。

世界欠他一個諾貝爾

「我們只是歷史的過客，目標渺茫，無地自容。我們沒有世界大戰可以經歷，也沒有經濟大蕭條可以恐慌。我們的戰爭充其量不過是內心之戰，我們最大的恐慌就是自己的生活。」馮內古特這一代人還有大蕭條和世界大戰，而我們這一代人連囚鳥都算不上，只是死鳥。

推 薦

這是一本偉大而正經的小說，緊握時代情緒的文學經典。就連馮內古特自己都將這本書評價為A；

馮內古特是一位與馬克·;吐溫、約瑟夫·海勒齊名的美國黑色幽默作家。是美國20世紀文壇zui重要的作者之一。

《囚鳥》作為庫爾特·馮內古特的代表作，被認為是「美國後現代文學的里程碑」。

作品被翻譯成15種語言，暢銷30多個國家。

《1984》和《動物農場》的引進者、國內知名權wei譯者董樂山經典譯作。

新增關於美國歷史、政治、經濟以及文化背景知識腳註。

我們都是受困於時代的「囚鳥」——既想要逃離，又踟躕不前。在命運這個龐大的轉輪里，倘若我們想要獲得終ji救贖，至少應當先學會心平氣和。

這個世界欠馮內古特一個諾貝爾文學獎！

內容簡介

聯邦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里，頹唐的小老頭兒瓦爾特·斯代布克正在等待領他出獄的獄卒。

在他過去的人生中，他曾是斯拉夫移民的兒子，哈佛大學畢業生，前共產黨黨員，前聯邦政府官員，「水門事件」的涉案者……

不久他還將獲得一個新的身份，神秘的……

作者簡介

庫爾特·馮內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國黑色幽默作家，美國黑色幽默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囚鳥》《五號屠宰場》《沒有國家的人》。他的作品以喜劇形式表現悲劇內容，在災難、荒誕、絕望面前發出笑聲。這種「黑色幽默」風格始終是馮內古特小說創作的重要特質。2007年4月11日，於曼哈頓因病逝世。

董樂山，1946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長期從事新聞、翻譯、教學和研究工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筆會中心會員、中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中國三S研究會副會長。主要譯作有《第三帝國的興亡》《西行漫記》《美國夢》《囚鳥》《一九八四》等，並編有《美國社會知識辭典》，以及論述翻譯的著作《譯余廢墨》。他創作的小說《傅正業教授的顛倒世界》曾譯載於美國著名文藝刊物《巴黎評論》。

精彩書評

他是獨特的……他屬於這樣一種作家，他們為我們畫出了我們的風景地圖，他們為我們了解的地點命名。

——[英]多麗絲·萊辛

馮內古特是幾代美國青年的偶像，是我們自己的馬克·吐溫。

——[美]諾曼·梅勒

馮內古特本該極為搞笑，卻總有幾分反諷浸透紙背，從而成就其不凡。

——[美]托馬斯·沃爾夫

馮內古特是當今美國有才能的作家。

——[英]格雷厄姆·格林

《囚鳥》是我們時代的）摩西十誡。

——《紐約書評》

《囚鳥》中有我們這個時代所需的所有精神食糧。

——《洛杉磯時報》

書評： 馮內古特的黑色幽默

庫爾特?馮內古特是美國黑色幽默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幾部作品如《五號屠宰場》、《冠軍早餐》都滿含著戲謔中的嚴肅，幽默中的諷刺。《囚鳥》同樣是這種黑色幽默文學的代表之作，作者庫爾特?馮內古特以一個虛擬的人物瓦爾特?斯代布克串聯起了美國20世紀中後期的各大事件，包括美國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希斯和錢伯斯事件、朝鮮戰爭以及水門事件。但對於這些事件誠如本書譯者董樂山所言，離我們年輕一代愈加遙遠，可對於老一輩人而言，閱讀《囚鳥》彷彿是重溫舊夢，會有似曾相識或者逝者如斯夫的感慨。

這種似曾相識之感來自於作者對那個已經逝去時代的準確描摹，作者藉助瓦爾特?斯代布克，由他的回憶展現了那些不為我們我們熟知的事情。在如今的美國，工人的權益得到了工會的保障，但是在19世紀末20初，在本書的序章部分也就是1984年，一場針對罷工工人以及他們的妻子兒女的大屠殺，揭開了如今美國資本主義的溫情面紗。正是因為對工人的同情和支持，瓦爾特?斯代布克參加了共產黨，而這也成為了他日後接受審判並使自己淪為囚鳥的導火索。

故事正文由瓦爾特?斯代布克第二次監禁生涯結束即將出獄為開始，現實與回憶在小說里交相輝映，但不論回憶還是現實，都充滿了荒誕諷刺的意味。在回憶里，瓦爾特?斯代布克曾擔任尼克松的青年事務特別顧問，但他的工作卻無人理會，直到有一天因為抽了過多的香煙而引發了劇烈的咳嗽，才得到了特別的注意。但注意的所在僅止於樓上的秘密談話是否會被瓦爾特?斯代布克聽到，於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大喊大叫，聯邦調查局的人員側耳傾聽。

在現實里，瓦爾特?斯代布克在出獄的第二天遇到了自己的舊情人瑪麗.凱瑟琳，她如今已是一個有些瘋癲的乞丐婆，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瑪麗.凱瑟琳的真實身份竟然是傑克.格拉漢姆夫人，她控制著一個龐大的集團，擁有設計、金融、製造、傳媒等各個行業。因為抹去了一段記憶，在瑪麗的心中，瓦爾特還是那個值得信賴的人。於是凡是那些幫助了瓦爾特，或是僅僅表達了善意的人，都在瑪麗的指令下，成為了格拉漢姆集團之下某個企業的副總裁。一切都如同兒戲，甚至於瑪麗的死亡、格拉漢姆集團的存亡以及整個國家政策的走向都如同兒戲一般。

除了這種寫在真實與回憶中的黑色幽默與諷刺，作者還在故事中假借在獄中的科幻作家描述了幾段故事。在維庫娜星球上，所有的能源都來自於時間，人們對時間轉化出來的食物等資源毫不留情的浪費，直到時間裂隙大的吞噬了整個星球。這樣的故事誠然也是鎮對美國對資源浪費和佔用的一種嘲弄，但在這本小說中，這樣的嘲弄力度尚不及那些看似真實的故事。

工人領袖被關進監獄；無罪的工人只因有了反抗之心便被號稱是國家中「最有智慧」的人判處電刑；因為無意間說了克留思曾是共產黨，於是克留思便被判以偽證罪服刑；水門事件更是暴露了政府的醜惡罪行。

小說通過種種或真實或荒誕的事件極大的嘲諷了那個標榜著自由民主正義的政府，那些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為小說增添了真實感，而這種真實感也和小說故事的荒唐性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再加上小說大量出現的穿插回憶情節，《囚鳥》也就擁有了跳躍性的節奏感和新奇的故事性。（文/沈一默 2017-06-05）

書評：一代美國知識分子的自傳

「多年來我遇到了不少困難，但都是偶然的。我從來沒有拿我自己的生命，或者舒服的生活，為人類冒過風險。（《囚鳥》2017年，218頁）」

《囚鳥》是馮內古特為美國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勾勒的自畫像，也是他對於釀成「水門事件」的歷史社會條件的反思。是什麼讓上世紀初期這些在社會改革中扮演積極角色的知識分子走向保守，並最終淪為「水門事件」這場政治醜聞中的無名小丑？

首先，來看看這個故事的兩條時間線。一條是當下的斯代布克，從一個等待出獄的小老頭開始。另一條是他的回憶。回憶越往前推進，斯代布克的自我反思也越深入。在這兩條線之外，作者還安插了一條伏線，一個名叫鮑伯·范德的獸醫和他的科幻小說。鮑伯·范德的筆名是基爾戈·屈魯特，這是馮內古特小說的一個特色，一個具有全知視角，穿插在馮內古特多部小說中的人物。有評論認為，這個人物代表的是作者本人，他通過科幻小說在作品中表達自己的觀點，而馮內古特早年正是以在雜誌上發表科幻小說進入文壇。

《囚鳥》思路圖（實框中是現實，虛框中是回憶）

斯代布克個人的回憶是圍繞著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個女人而展開的，這三個女人代表了他所處時代三個不同的時期。回憶從戰後，斯代布克被派往歐洲處理戰後事宜開始。一片廢墟的歐洲，喪失親人的難民隨處可見。在那裡，他遇到了他的妻子露斯，一個剛剛從集中營里被解救出來的猶太難民。悲傷到無法表達的露斯就像《哈姆雷特》里的奧菲麗婭，被心魔鉗制住最後溺水而亡，她想要抗爭，卻已完全沒有了力量，只能任由命運擺布。露斯代表著戰後人們空虛迷茫的精神狀態——當人們從充斥著英雄主義的戰爭時期重新回歸到平凡的生活中時，卻發現不知道該如何面對眼前的這片廢墟。戰後的迷茫讓斯代布克也漸漸失去了方向，他不掙扎，不抵抗，可還是失去了自由，乃至尊嚴，成為了「冷戰時期」出賣好友的無恥政客和「水門事件」中毫無存在感的共犯。老上司如今的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蒂莫塞·皮姆對斯代布克這樣評價道：

「你只是一個傻瓜蛋……由於陰差陽錯，卻能夠把人類的進步倒撥回去一個世紀！（《囚鳥》2017年，120頁）」

現今的窘態令斯代布克羞愧難當。當一無所有的斯代布克離開監獄，他開始反思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到當下的境地。他重新來到和初戀女友莎拉約會的法式餐廳（如今已改造成一家廉價旅店）時，回想起了莎拉，一個沒落制鐘廠的小姐。她美麗卻難以親近：她調侃追求者調情的窘態，調侃自己的命運和的家庭，用有些怪異的行為極力掩飾自己的悲觀。在大蕭條的衝擊下，她的家庭一蹶不振，走向了被時代淘汰的命運。面對家業的衰落，她的內心是不安的，她沒有了保護，必須適應新時代，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求生——莎拉代表的是大蕭條時期一種不相信未來的沮喪情緒，始終都在害怕失去和提心弔膽中度日。這種情緒其實早就深植在斯代布克心中，雖若隱若現，卻延續了一生，他從一開始就罩在這座巨大的牢籠里。

接著，萬籟俱寂的大蕭條被一場席捲全球的共產國際運動所打破，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和北美大陸傳播開來。這種思潮彷彿有一種強烈的富有生命力的吸引力——點燃了斯代布克生命中的激情。他將勞工領袖們比作「聖徒」。這段時間裡他認識了他的第二任女友，瑪麗，一個工人階級的女兒。但是和瑪麗毫無保留地投入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不同，斯代布克的激情卻很快熄滅了——雖然他對充滿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的勞工領袖始終充滿敬意，但他不相信這場運動的未來，也從未從心底真正接受和這些「出身太卑微」的人為伍，最終他選擇「妥協」，拋棄了瑪麗，進入政府，成為一名普通的公務員。他曾站在籠口，撲扇翅膀，想要飛出，最終卻退了回來。

「薩科和樊才蒂從來沒有失掉尊嚴，從來沒有屈服。而瓦爾特·F·斯代布克最後屈服了。（《囚鳥》2017年，230頁）」

這三個女性在他生命中走過，又最終都離他而去，彷彿暗示著斯代布克與他所處時代的「相處模式」——在懷疑與猶豫中走過一生。斯代布克不是一個人，而是一代美國人的縮影。這一代人是特殊的，他們出生在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遭受全球範圍經濟危機的時期，成長於巨大的貧富差距和失業率帶來的不安之中；伴隨著激進社會思潮的傳播和共產國際運動的風起雲湧，在充斥著虛無感和英雄主義的兩次世界大戰中度過了青年時期；當他們邁入中年，一浪高過一浪的冷戰對抗又讓他們再次陷入迷茫和恐懼。他們就像斯代布克，善良卻怯懦，想要追求正義卻淪為不公正的幫凶，徘徊在權力的邊緣卻最終難逃被權力嘲弄的命運。三次進入監獄的經歷是荒謬可笑的，可他們的命運就像被時代牢牢鉗住咽喉一樣，可氣卻又可憐——他們渴望逃離，卻又踟躕不前，最後放棄抗爭。在故事的尾聲，斯代布克帶著一種悲劇式的坦然說道：

「我在外面逍遙太久了，他們說，如今我該再回到監獄去了。（《囚鳥》2017年，279頁）」

馮內古特是一個不易歸類的作者，他既是時代的觀察者又身處其中從未真正抽離，他雖然荒誕，卻並不犬儒；雖然退避，卻並不無趣。他常常腦洞大開，然而荒誕不經的背後並非對於所處時代的刻意嘲諷，或者宗教式居高臨下的救贖，而是由內而外的自我嘲解，自我反思。《囚鳥》是一本值得細細品味的小說，上文講的只是一個開端。這樣一代人，並非美國所獨有的；而這樣一個時代，即使過了很久，對於讀者而言，仍然是常讀常新的。（文/石木 2017-06-14）

精彩書摘

囚鳥

日子還是過不下去，是啊—不過一個傻子卻很快就要同他的自尊心分手了，也許到世界末日也不會再碰頭了。

請讀者注意，在我這本書中年代和人物一樣，都是書中的角色。這本書是我活到現在為止一生的故事。一千九百二十九年毀了美國的經濟。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送我上了哈佛大學。一千九百三十八年讓我謀得了聯邦政府的第一個差使。一千九百四十六年讓我娶到了妻子。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給了我一個不肖的兒子。一千九百五十三年把我從聯邦政府中開除。

因此我把年代用大寫字母寫，好像它們是人名一樣。

一千九百七十年給我在尼克松的白宮中謀到了一個差使。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因為我在現在被稱作「水門事件」的政治醜聞中的一份十分荒唐的貢獻把我送進了監牢。

我寫此書的三年前，即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又要把我放出去。我覺得自己像垃圾一樣。我當時穿的是一身灰綠色的囚服。我獨自坐在監牢里的床上，床上的鋪蓋已被我收了起來。一條毯子、兩張床單、一隻枕頭套，都整整齊齊的疊好，放在我的雙膝上，就要同我身上的囚服一起退還給我國政府。我布滿老年斑的雙手握在一起，按在上面。我的雙眼獃獃地瞪著前面的牆，這裡是離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三十五英里的芬萊特空軍基地邊上聯邦zui低限度安保措施成人改造所的一所營房的二層樓上。我坐在那裡等一個看守把我帶到行政樓去，領取釋放證和便服。大門外不會有人來接我。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會有人不咎既往，擁抱我一下，或者請我吃一頓飯，給我一張床睡一兩個晚上。

要是這時有人注意看我，他會看到我大概每隔五分鐘就開始做一件非常神秘的事兒。我臉部的漠然表情不變，從床單上舉起手來，連擊三下，又放下去。為什麼這樣，我以後再解釋。

那一天是四月二十一日上午九點鐘。獄卒晚來了一個小時。有一架戰鬥機從附近一條跑道的盡頭凌空而起，在空中呼嘯而過，耗掉的能量足夠一百戶人家用一千年。我連眼也不眨一下。這種事情，對芬萊特的老犯人和獄卒來說，已是家常便飯，不足為奇。

這裡的犯人犯的都是不動武的「白領罪」，大多數都給裝在紫色的中巴里，到基地周圍去幹活了。只留下少數打掃的人員擦玻璃，拖地板。還有少數留下的人在寫信，或者讀書、打瞌睡—他們身體抱恙，一般都是心臟病或背痛腰酸之類的，幹不了什麼體力活。要是在平日，我這時就會在基地醫院的洗衣房裡把衣服送到烘乾機里去。就像他們說的那樣，我的身體很好。

我在監牢里有沒有因為是哈佛大學畢業生而受到特殊照顧？老實說，哈佛大學畢業並沒有什麼稀罕。我遇到過或聽到過的哈佛大學畢業生至少還有七個。待會兒我一走，我的床就給了維吉爾·格雷特霍斯，這位前任衛生教育和社會福利部部長也是哈佛出身。在芬萊特，就教育水平而言，我算是很低的，只有個微不足道的學士學位。我連個全美優秀大學生聯誼會的會員都不是。我們這裡光這個榮譽協會的會員就至少有二十多個，十多個醫生，同樣數目的牙醫，還有一個獸醫，一個神學博士，一個經濟學博士，一個化學博士，被剝奪從業資格的律師更是不可勝數。律師多得司空見慣，因此每逢有新人來到，我們就有這樣一句笑話：「要是你發現自己在同一個沒有上過法學院的人說話，你就得小心。他不是監獄長就是看守。」

我自己這個微不足道的學位是文科方面的，偏重在歷史和經濟。我原來進哈佛時打算將來做公務員，即政府僱員，不是民選官員。我認為在一個民主的國家裡，沒有比終身在政府中服務更高尚的職業了。由於我不知道政府的哪一部門會錄用我，是國務院，還是印第安人事務局，還是別的什麼機關，因此我必須力求知識淵博，到處適用。所以我學了一個文科學位。

現在說起來好像這是我自己的打算，我自己的想法，而在那個時候，我未經世事，什麼都不懂，當然很樂意把一個年紀大得多的人的打算和想法當作自己的打算和想法。這個人是克利夫蘭市的一個億萬豪富，名叫亞歷山大·漢密爾頓·麥康，他是哈佛大學一八九四屆的。他是丹尼爾·麥康那個隱居遁世、說話口吃的兒子，而丹尼爾·麥康是一個精明強悍的蘇格蘭工程師兼冶煉家，他創辦了庫耶霍加橋樑與制鐵公司，我出生的時候，那家公司是克利夫蘭市僱人zui多的一家公司。彈指之間，恍若隔世，真無法想像我是在一千九百一十三年生的！要是今天的年輕人聽我一本正經地說，那時候俄亥俄州的天空常常因古生物翼龍飛嘯而過，遮得暗無天日，或者體重四十噸的古生物雷龍在庫耶霍加河淤泥中打滾，會不會有人表示懷疑呢？我想不會。

我在亞歷山大·漢密哈頓&·;麥康的歐克里德大街宅邸中出世的那一年，他已四十一歲。他娶了洛克菲勒家的小姐愛麗斯為妻，她比他還有錢，大部分時間帶著他們的獨生女克萊拉在歐洲度日。母女兩人無疑因為麥康先生說話極不利落而感到見不得人，也許還因為他一輩子除了整天讀書以外別的什麼也不想干而感到無比痛心，因此很少回家。那時候離婚是不可想像的事。

克萊拉，你還在人世嗎？她恨我。過去和現在都有人恨我。

人生就是這樣。

我同麥康先生有什麼關係，竟會出生在他的沒有歡樂氣氛、靜如死水的宅邸中呢？原來我母親是他的廚娘，她生在俄屬立陶宛，名叫安娜·凱里斯。我父親是他的保鏢兼司機，他生在俄屬波蘭，名叫斯坦尼斯拉夫·斯坦凱維奇。他們兩人是真心實意敬愛他的。

麥康先生在汽車間樓上蓋了一間漂亮的公寓給他們，也是給了我。我長大一些，就成了他的玩伴，不過總是在室內。他教我玩「老姑娘」、跳棋和多米諾牌—還有真正的象棋。沒有多久，我們就只下象棋了。他下得並不好，我幾乎盤盤都贏，很可能他偷偷地喝酒喝醉了。我覺得他從來沒有心思想贏。反正，從很早開始，他就告訴我，告訴我父母，我是個天才—我當然不是—他要送我上哈佛大學。這些年裡，他對我父母一定已說過千萬遍了：「你們總有一天會發現，自己是一個哈佛大學畢業的上等人的父母，你們會為他感到驕傲。」

為此目的，大約在我十歲的時候，他讓我們家把斯坦凱維奇這個姓改為斯代布克。他說，如果我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姓氏，我在哈佛大學就會得到器重。因此我的名字改成了瓦爾特·F·斯代布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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