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方醫學發展及流派

關於日本漢方醫學發展及流派問題，篳路藍縷之作已數不勝數，承蒙學苑出版社陳輝先生約稿，竊慮難避老生常談、古曲新唱之嫌。而所以撰此文、述拙見，乃居住日本十七年、交融於漢方學界、走訪各地圖書館的我，難以推卸的義務及責任感使然。此文若略有新意，以饗讀者，亦得欣慰。

清代醫家周學海之孫、現代中西史學家、國學大師周一良先生說：「凡是兩個國家或兩個民族進行交流，在接受的一方必然既有交流的需要，又有適宜的條件和環境，然後交流的成果才能在一段時間裡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日本接受中國文化的情況正是如此，猶如日本將中國醫學深深植根於本國，並與百姓健康息息相關的國度，世界上實屬罕見。

七世紀以後，伴隨著遣隋使、遣唐使之往來，中國與日本開始正式交流，中國文化亦直接、大量輸入日本。日本對中國醫學積極引進、努力模仿、熱衷研究，進而使其賦予本國特色，此過程大約經歷了一千五百年的漫長歲月。

吸納中國醫學，宮廷吟味

大寶元年(701)，首次使用「日本」國號與中國唐朝交流，隨之仿效唐朝典章制度，開始施行「大寶律令」。其「醫疾令」中，將中國漢代至六朝醫書《脈經》、《甲乙經》、《本草經集注》、《小品方》、《集驗方》、《素問》、《針經》等指定為醫學教科書，令醫生學習。這一時期，日本對於唐朝文化呈現出頂禮膜拜之虔誠。

大陸醫學的傳入，是奈良時代(710-794)醫學發展的重要原因。其進步的標誌，表現在開始擺脫神權和魔法的束縛，重新認識疾病的病因、病理及藥物療法，向醫學科學領域邁出了第一步。但是，此時醫學的影響遠不及佛教等宗教勢力，推廣醫學知識仍需藉助僧醫的法力。唐僧鑒真的渡日，為奈良朝醫藥開拓了道路，設立「施藥院」，樹立了醫療保障之先例。按照朝廷律令，開始用行政手段管理醫學，使醫學與法政結成密切關係。

進入平安時代（794-1192），日本本國文化意識高揚，一方面沿用奈良朝建立的醫事制度，一方面根據國情變化，對實施細則加以合理改進，如醫師選考、任用、地方醫師勤務年限變更等。隨著中國隋唐醫書的不斷傳入，對已規定的醫生必讀書亦作了調整。弘仁十二年（820）將醫師教科書《本草》改定為《新修本草》，並增加了《千金方》、《廣濟方》等書。

此時，醫家們熱心涉獵中國醫書，進行綜合取捨，開始重新編輯大型方書。808年出雲廣貞等《大同類聚方》，其子菅原峯嗣等於870年以前完成了《金蘭方》，即當時奉敕編撰而成醫方書，但均未能流傳，現存本皆為偽書。

中國歸化日本人之八世孫丹波康頼，參考渡來醫書，於984年編成日本現存最古醫學全書《醫心方》三十巻。《醫心方》援引近二百種中國醫書(一部分朝鮮醫書)內容，本質上仍屬一部中國醫書，但是選擇取捨方面，重視適合日本風土、嗜好等內容。《醫心方》最古之寫本至今尚有流傳，而中國現存最早醫書，為宋代印刷本或翻刻本，故此寫本可為研究六朝及隋唐醫書提供可靠資料。

奈良、平安時期，日本醫學雖然發生了根本性轉換，但是平安時代文化，完全由貴族知識分子所主宰，與一般庶民關係不大，再加上朝廷律令的介入，使當時最先進醫學知識受到拘囿，交流及研究限於宮廷貴族階層，這大概亦是造成大型方書失傳或鮮為人知的原因。如《醫心方》完成後，呈進圓融天皇，被秘藏數百年。據推測，此間得以利用《醫心方》者，除丹波家之外，尚有半井家、藤原家等御醫。後正親町天皇於1573年將官藏《醫心方》賜與半井家，隨後又被半井家保藏數百年。1854年借予丹波後裔多紀元堅，即校勘、影刻，得以面世。如此一部巨著，隱晦近千年之久，足為宮廷貴族階層涵泳吟味。

咀嚼中國醫學，僧醫布施

鎌倉(1192-1333)、南北朝時代(1333-1392)二百年間，日本社會發生了武家奪取政權的重大變革。隨著將軍武士政治鬥爭的勝利，平安時代的貴族政治、文化逐漸瓦解。武士階級為了建立自己的政權基礎，積極引進有別於貴族的宗教，出現了凈土宗、真宗、禪宗、日蓮宗等。武士雖然掌握了政權，但他們沒有時間和能力去研究、推動社會文化的發展，因此文化主宰權主要掌握在僧侶階級和僧侶知識分子手中。醫學也隨著政治、宗教的革新而發生變化，醫學中堅力量由貴族社會宮廷醫向禪宗僧醫轉換，醫療對象亦由貴族中心轉向一般民眾。表面上雖然不如平安時代那樣燦爛輝煌，而實質內容卻有較大進步。

這一時期中日兩國的僧人往來頻繁，中國僧人東渡傳法，日本僧人西來求教，此時到中國的僧人數目相當驚人，僅在杭州靈隱寺一帶就居住日本僧徒萬人余。隨著人員交流和貿易繁盛，宋醫書迅速傳入日本。在宋代醫學的熏陶下，湧現出一批優秀的僧醫，如蓮基、榮西、重源、智玄、梶原性全等。

梶原性全《頓醫抄》（1303年）、《萬安方》（1315年），以及有林《福田方》（約1363年）等，為反映時代特徵之醫學全書。以往的日本醫書，不僅內容引自中國醫書，而且用漢文忠實地摘錄。而這一時期的僧醫，則對新渡來之大量醫書進行咀嚼之後，用和文改寫，並且有針對性地加入著者個人見解。

《萬安方》六十二卷，日本中世紀最大的醫學全書，其內容主要是摘抄唐、宋醫書及非醫書中的方證和治療方法，並記錄個人臨床經驗和觀點。本書特點是，引用範圍廣，所引皆記入書名或人名，其中保存著一些中國已失傳的醫書。據筆者統計，《萬安方》中所記書名331種，引用次數3773回。非醫書55種，和書三種。引用方書次數序為《和劑局方》366、《聖惠方》308、《千金方》270，孫思邈32、《可用方》241、《外台秘要方》95。從引書情況來看，梶原性全不僅積極接受新傳入的宋醫學，而且努力搜索唐以前的醫學文獻。

南北朝時代僧醫有鄰《福田方》十二卷，輯錄了唐宋以前醫書《素問》、《針經》、《太素》、《明堂》、《難經》、《脈經》、《諸病源候論》、《千金方》、《千金翼方》、《太平聖惠方》、《和劑局方》等百餘種，並對某些內容加以分析，附錄個人經驗。

這些方書的問世，反映了當時日本醫學在理解中國醫學的基礎上，試圖擺脫亦步亦趨追隨中國的醫學狀況，萌發了獨具特色的醫學思想。

室町(1392-1573)、安土桃山(1573-1603)時代，宋代醫學對日本的影響方興未艾，日本醫家對中國醫學的興緻逐日加深。1454年飯尾永祥編著的《撮壤集》醫書部中，記載了三十部醫書，首先列舉了《千金方》、《千金翼方》。更值得慶幸的事，出現了《千金方》抄本一卷，即流傳至今的《真本千金方》。據日本靜岡縣立こども病院松岡尚則醫師等最新研究，認為現存《真本千金方》，天正三年(1575)，明雅據遣唐使攜帶回國的《千金方》抄寫，而且為了與底本完全一致，並提高抄寫效率，摹寫方向與通常書寫方向相反，是從左向右進行的，現存抄本極可能保持了《千金方》原稿狀態。

消化中國醫學，流派形成

室町時代至江戸時代(1603-1868)前期，與明朝開始貿易往來，留學明朝歸來的醫師們成為日本醫學界之先導。以南北朝末竹田昌慶為代表，尚有月湖、田代三喜、坂凈運、半井明親、吉田意安等醫師。知識階層醫生們，為攝取、普及新醫學而努力奮進，當時勢頭比較強盛。

日本醫書印刷出版，晚於中國五百餘年。1528年，日本首次印刷出版醫學書籍，即明代熊宗立《醫書大全》。1588年，豊臣秀吉出兵朝鮮，自朝鮮攜回活字印刷技術，並運用此技術印刷出版金、元、明代大量醫藥書籍，從而使醫學知識得以廣泛普及。即後來所謂古活字版，日本醫書出版文化即始於此時。

自室町末期至安土桃山時代，最活躍的醫生為曲直瀬道三，堪稱將中國醫學紮根於日本之功臣。道三曾隨田代三喜學醫，於京都創建醫學舎「啟迪院」。綜合宋、金、元、明醫書，發揮創意，整理、編纂《啟迪集》等多種醫書。道三醫學之理論基礎，依據明代醫書中所載金元醫學，以陰陽五行學說為基礎，靈活運用經驗處方。曲直瀬流醫學發展至江戸前期，顯現出空前鼎盛情勢，這種趨勢持續至江戶末期而未衰。此流派與其後興起之古方派相對，稱為後世方派。

近年，東京理科大學遠藤次郎教授等，不斷發現至今未知的田代三喜著作，如《酬醫頓得》、《本方加減秘集》。研究結果認為，導入中國李朱醫學之先驅田代三喜，曾投入精力進行中日醫學比較研究，結合日本醫療現狀，搜集本國秘方，編著了具有特色的方書。

江戸中後期，日本漢方界掀起新浪潮，即古方派興起。所謂古方派，指盛讚《傷寒論》，從中追求醫學理想之流派。自明至清，興起複古學風，出現過激學派，其代表者方有執、喻嘉言、程應旄等。他們按照個人認識解析《傷寒論》，將《傷寒論》中與自己見解相同之內容，認定為張仲景原文。與自己觀點相左部分，斷定為王叔和或後人竄入內容而刪除。中國學術風潮，對日本古方派興盛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提倡歸依《傷寒論》之古方派佔有極大優勢，代表醫家有名古屋玄醫、後藤艮山、香川修庵、內藤希哲、山脅東洋、吉益東洞等。其中吉益東洞為具有特殊觀點、最有鼓動力之醫家，他提出「萬病一毒」，主張「以毒攻毒」，否定陰陽五行學說，並按照自己的觀點改編《傷寒論》，撰述所謂自家《傷寒論》，即《類聚方》。又編製自家本草書《葯征》，成為最左翼之古方派。

日本漢方界對《傷寒論》情有獨鍾，各流派對《傷寒論》鮮有微詞。《傷寒論》大約於廉倉時代傳入日本，歷經800餘年，《傷寒論》早已不是古方派的專利，作為日本漢方醫學經典，其影響經久不衰。2007年日本東洋學術出版社刊行了由岡田研吉等臨床醫師編著的《宋以前傷寒論考》，此書有別於各學派《傷寒論》研究方法，從《傷寒論》之外，網羅歷代傷寒文獻資料，條理各家傳承，結合臨床實踐，探索《傷寒論》形成、變遷及發展。

古方派中出現對極端主義進行內省、重視處方之有效性的傾向，面對臨床有意義之醫學知識，不問學派門第，擇其長為己用之活學活用流派。學界又將堅持此立場之學者稱為折衷派，代表人物之一為和田東郭，其臨床醫技頗高。後又誕生探討荷蘭醫學與漢方醫學異同之學派，即漢蘭折衷派，著名代表之一為華岡青洲。青洲開創草藥麻醉劑，成功地實施世界最初乳癌摘出手術。自幕末至明治前期，活躍於醫界之淺田宗伯亦屬於折衷派一員、日本漢方界之先鋒，為漢方醫學之續存與發展奮鬥終生。臨床診療業績，至今仍輝煌璀璨於漢方界。

考證中國醫學，分庭抗禮

日本漢方界，除上述後世派、古方派、折衷派之外，最令筆者折服的，為形成於江戶中期，成熟於江戶後期的考證派。具有頗深儒學教養的醫生，對於古來醫家多以主觀意識解釋古典文獻的現象加以批判，同時興起醫學考證學派。江戶中期，中國書籍以驚人的速度和數量流入日本，他們及時利用中國考據學研究成果，在崇尚中國醫學的情懷中，加上日本學者縝密、專註的治學精神，其研究不論深度還是廣度，都較同時期的中國有長足進展，醫學考證成果，堪與中國學界分庭抗禮。此類研究需要有高度學問素養，其重鎮集中於江戸醫學館，形成以多紀元簡、元堅父子為中心之學術團體。之後，伊澤蘭軒、澀江抽齋、小島寶素、森立之、山田業廣等優秀學者輩出。直至幕末，此學派之研究成果達到了登峰造極階段，研究中國醫學古典的優秀著作相繼問世。

醫學界對考證學派抱有偏見，認為字詞、文獻研究，於臨床無大裨益。其實，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誤解。多紀父子、森立之等學者，極其重視臨床實踐，而且親自採摘藥材，或栽培藥草，可謂學透醫學文獻，用活醫術方葯。這些醫生學問淵深，崇尚唐宋醫學。地位顯貴，鄙視明清醫家。例如，受八代將軍德川吉宗邀請，十數人清代醫生先後赴日，居住長崎，行醫於市井。江戶幕府或派遣醫官至長崎遊學，或由醫官提問，與清醫筆談。多紀元簡讀過蘇州醫胡振問答記錄後雲，蓋彼邦近代之弊習為然，振不考諸古今醫書，漫為之答，亦何陋也。

十九世紀末清朝與日本明治新政府建交後，東渡日本的清政府官員及民間人士，開始注意到中國亡佚古籍在日本傳存情況，經有識之士訪查收購，大量古籍及板木被攜回中國並刊印流布，結束了中國書籍單向流入日本的歷史。其中功績最著者當推宜都楊守敬。楊守敬開始關注日本醫學家著作，於明治17年(1884)將多紀父子三人等13種、69卷醫著彙編成《聿修堂叢書》，在中國出版。首次系統地將日本研究中國醫籍成果介紹給中國學者，使中國學界為之震驚。清末著名文人李慈銘，於1889年4月13日閱讀多紀元胤《難經疏證》後嘆云：想見彼國醫學之盛，有中朝所不及者矣。光緒七年(1881)歸安凌德讀日本所刻《經效產寶》書後贊云：日本邦人，於醫家舊籍，考察最精。醫家張山雷(1874-1934)讀多紀元簡《脈學輯要》後評云：其書採集頗精，持論平正，且有能糾正古今沿誤者。如謂促脈非歇止，緊脈非轉索，皆獨具見解，洵非人云亦云者可比。

考證派最後一位、最優秀的醫家森立之，一生著述甚豐，他的中國醫學四大經典「考注」系列著作，引起楊守敬重視，曾索求稿本欲於中國出版，而終未如願。近年，筆者將森立之六部、山田業廣四部、澀江抽齋、伊澤棠軒等稿本點校整理，由北京學苑出版社刊行。至此，風塵兩百年之巨著，始見天日；後繼先輩之遺業，賞得夙願。

現在日本傳統醫學界，從思考方法及學術主張方面，大致可分為漢方、中醫學、東洋醫學三個流派，在理論研究方面各有偏重，而臨床用藥並無明顯差別。這三兄弟雖然容貌稍異，個性不同，而來自中國傳統醫學的遺傳因子，使他們無法脫胎換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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