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產婦墜亡到程序員自殺，道德審判是沒有門檻的狂歡

導語：一個對自己婚姻關係真正滿意的人，無須假想出一個「渣丈夫」來慰藉自己；也不必對「毒妻」感到憤懣難解。

作者：唐映紅，高校心理學教師，自由撰稿人，從事心理學科普寫作。

最近連續發生的兩件事情，都演變成了一眾圍觀群眾「道德審判」的狂歡節。

先是一名待產的孕婦在醫院跳樓墜亡了，醫院為卸責率先發布了一則聲明，聲稱被後來調查證實為子虛烏有的家屬再三拒絕醫院建議的剖宮產，導致孕婦疼痛難忍因而精神失控跳樓墜亡。很快，輿論就一邊倒地批評和指責家屬，特別是墜亡孕婦的丈夫。某自媒體大號發文直斥孕婦丈夫「我確認他是個人渣」「我確認他是個無賴」。某明星在微博上也痛罵家屬「家屬？這群間接殺人犯！！！」

接下來是一名互聯網創業老闆因前妻的訛詐而自殺了，死前他將自己與前妻的交往經過以及委屈通過互聯網公之於眾。迅速地，對涉嫌騙婚的蛇蠍毒妻的批判就成為強大的輿論洪流。

兩件事情，一名待產孕婦自行墜亡了，一名互聯網創業老闆自殺了，輿論先是怒斥「渣丈夫」，然後又痛罵「毒妻」，任何與主流輿論相衝突的觀點，哪怕是質疑或者僅僅認為事情沒那麼簡單，也同樣會被道德感爆棚的主流輿論碾過。

有意思的是，第一件事情開始發酵，主流輿論開始揮舞道德大棒對「渣丈夫」進行無情鞭笞的時候，我撰文提出質疑，從醫院疑點重重的聲明以及家屬針鋒相對的說法來看，起碼是真相未明，何不讓真相飛一會兒再下嘴不遲？結果，這篇文章被數以萬計讀者留言批評教育，儼然我就成了為家屬「洗地」的無良專家。

第二件事情開始發酵，聲討蛇蠍毒妻正逐漸形成強大的輿論洪流的時候，我撰文提出結婚有風險，關鍵還是自己是否成長成熟的觀點，認為畢竟相親、拍拖、結婚、離婚以及達成離婚協議，作為成年人不都建立在情願，起碼是同意的基礎之上嗎？讀者的反應不出意料，客氣的語重心長告誡我是在落井下石；不客氣的就直接揭露我原來是蛇蠍毒妻僱傭的「水軍」。哈，真該謝謝這些道德感高亢的群眾提醒我該到哪裡去收錢。

事實上，現代社會的複雜性，以及基於互聯網傳播的扁平化和即時性，任何一起涉及評判事主家庭內部的公共事件從曝光到引發輿論熱議的整個過程中，都不大可能是一件用簡單標籤就可以概括的事情。從理性的角度，涉及到家庭內部夫妻之間，有太多外人無法揣測的隱情，很難一邊倒地將其中一方描繪成萬惡不赦的毒狼，而將另一方勾勒成無辜的小綿羊。人類越是親密的關係，越是在頻繁互動中產生恩怨，滋生是非。古人尚且知道「清官難斷家務事」，今人卻偏偏在壓根兒不認識事主並且無法核實所接收信息的情況下，卻言之鑿鑿地要對「渣丈夫」以及「毒妻「進行道德審判併當眾宣布。

輿論的道德審判最終被證明是對的，抑或根本就是錯了，其實並不重要。像在孕婦墜亡事件中，隨著媒體以及警方深入調查反覆核對曝光信息，最終證明死亡孕婦的丈夫只不過是一名普通的，與萬千家庭中的丈夫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根本就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是一名「渣丈夫」。換言之，此前一邊倒痛斥「渣丈夫」的輿論不過是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的又一例罷了，輿論的道德審判顯然成了投向本就痛失親人的無辜者的石頭。

因此，在互聯網創業老闆自殺的事件中，即便涉嫌騙婚訛詐的「毒妻」被最終坐實，並受到法律的制裁，輿論的道德審判也沒有什麼值得榮耀的。法律並沒有禁止一個人為了錢而結婚，也沒有禁止一個為了錢而不擇手段的人結婚。死者已矣，而一件令人痛心的公共事件給人的教訓難道不是應該告誡後來者擦亮眼睛，結婚之前先成長成熟嗎？

在這兩起涉及妻子或前夫死亡的公共事件中，人們之所以會熱衷道德審判而不願從理性的角度更多地思考，除了基於移動互聯網和社交APP所帶來的信息過載壓力以及在頻繁和便捷的交流中所更容易形成群體極化效應以外，恐怕也反映了社會人群對婚姻或伴侶關係的不安和焦慮的投射。

美國犯罪心理學的統計數據顯示，大約20%的謀殺案或過失殺人案發生在家庭成員之間，其中絕大多數是配偶之間。如果把範圍擴大到親密伴侶（包括但未必是婚姻配偶），那麼每年謀殺案的三分之一發生在親密伴侶之間。

枕邊人成為謀殺案主要和重要的犯罪人，這還不包括虐待、遺棄、忽視而導致的死亡。因此，當社會人群閱讀到產婦墜亡事件的報道，即便是醫院單方面的聲明疑點重重，但對自己有可能在生產時因為丈夫的冷漠而被葬送的不安和焦慮就壓倒了理性。不用說，在產婦墜亡事件中感受最為強烈，揮舞道德大棒最為凌厲的絕大多數都是女性，從腦門上貼著「女權」兩個字的作家，到心有餘悸的家庭主婦。

同樣地，當社會人群閱讀到同時也是碼農的互聯網創業老闆自殺的報道，對自己有可能遇人不淑，或者已經遇人不淑而也可能被葬送的不安和焦慮就壓倒了理性。不用說，在互聯網創業老闆自殺事件中感受最為強烈，揮舞道德大棒最為凌厲的大多數都是男性，其中碼農群體恐怕又是其中的中堅。

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曾經在他的小說中這麼描述筆下人物：每個平靜理性的人，在他們的身體里都藏有另外一個自我，這個自我對死亡充滿恐懼。一個人越是對自己的婚姻，或自己未來的婚姻沒有信心，也就越容易從孕婦墜亡事件中看到一個「渣丈夫」；也越容易從互聯網創業老闆自殺事件中對「毒妻」感到更多的憤怒。他們擔心枕邊人成為戕害自己的元兇，而這種不安和恐懼正好通過涉及到評判死者配偶的公共事件而投射出來，宣洩出來。

心理學家傑夫·格林伯格（Jeff Greenberg）與他的搭檔一起對人們面對死亡以及如何緩解死亡焦慮而提出了著名的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這個理論模型印證並解釋了當人們被提醒死亡時，會表現出更強烈的愛國心、更堅定的宗教信念、對文化規範更大的順從，也更傾向於懲罰那些道德上的敗壞者。

這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人們在兩起公共事件中有著強烈的道德審判的衝動和反應。孕婦墜亡也好，創業老闆自殺也好，都提醒了人們死亡事實，而為了緩解死亡帶來的焦慮，那麼人們就必須啟動各種心理防禦機制。道德感更強烈，以及更加傾向於懲罰道德上的敗壞者，實際上是一種通過將個人的自尊嵌入到道德這種群體規範中以獲得力量感和價值感的途徑；而對道德上的敗壞者，哪怕是假想的敗壞者的懲罰，一方面從心理上昭示自我與群體是一體的從而緩解個體所獨自面對死亡時的焦慮，另一方面則同時又能宣洩掉焦慮帶來的負面情緒。

不言而喻，相對於更加理性地看待和評判一件公共事件（這會帶來認知上的壓力，有認知上的門檻）；或者致力於建設和維繫一個積極的婚姻伴侶關係（這需要相對成熟的親密能力、健全的人格以及積極的心態，有人格發展上的門檻），通過道德審判式的宣洩，顯然是更為輕鬆，沒有門檻的一種表達。

不難設想，如果是一個對自己婚姻關係真正感到滿意的人，在閱讀無論是孕婦墜亡事件，還是創業老闆自殺事件的相關報道時，她無須假想出一個「渣丈夫」來慰藉自己；他也不必對「毒妻」感到耿耿於懷，憤懣難解。相對而言，他們可以更為理性的，而不是憤怒地來看待這些事件。

說到底，我們都很容易用他人的故事來澆自己塊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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