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佬怎被一群書生嚇破了膽

清華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本人新作《長進：中外史上的30條血訓》選13：《秀才成事，拳頭須和道理一樣硬》——

晚清大佬怎被一群書生嚇破了膽

常言道：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這等例子自古中國不勝枚舉。

例如明末清初,著名才子金聖嘆的遭遇。

滿洲八旗兵以「留髮不留頭」之「剃刀」征服中國全境，漢人金聖嘆為了留頭，也不得不剃髮。而後，在他53歲時，清帝順治死，舉國國喪，他率眾哭廟，藉機控訴地方官員罪行，結果「形同造反」，被新上任的小皇帝康熙開了第一次殺戒。

金聖嘆的臨刑表現令人記憶深刻。他死前對獄卒言：花生米與豆乾同嚼，大有核桃之滋味。得此一技傳矣，死而無憾也。

在人生的最後關頭，他也只能通過這種調侃的方式反抗，當然是無濟於事的。先是跪，後是哭，最後是笑，這些對於拿著屠刀統治者而言，都是不怕的。

金聖嘆之死，露出了中國式秀才的最大軟肋：肌無力。這就是自宋以來中國文人兩大行事風格：動口不動手；跪著造反。

中國文人與人理論時，愛講「君子動口不動手」。而不敢動手的君子，是怎樣的君子？跪著造反的書生，能改變自己乃至國家命運嗎？因為「手無縛雞之力」「君子動口不動手」，所以「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於是「百無一用是書生」。自古文人不成事，都與此一脈相承。他們憂國憂民，但無可奈何。

然而，到了20世紀，這「無用」與「無奈」的千年痼疾，卻被金聖嘆的後輩、晚清中國留日生改變了。他們是怎樣做到的呢？

提及「武士」及「武士道」，很多人以為那是日本的專利，且不是什麼好東西。尤其現代很多中國人，因為軍國日本的侵華歷史，將武士道視為洪水猛獸，或嗤之以鼻，或避之不及。

其實，那是「恨屋及烏」，甚至「送人之美」了。

武士道不是日本專利，未被軍國利用的武士道，也不是洪水猛獸，而恰恰是武士的美德。

早在先秦時期，中國就有武士，還有武士道。荊軻就是東方武士的骨灰級人物。查看史料可知，作為戰國燕國太子丹的門客，荊軻的功夫幾乎不值一提，《史記》稱荊軻「好讀書擊劍」，只是愛好並非擅長擊劍，本質上他也是個書生，劍術不見高明，但其大名卻能顯赫於中國武士譜之中。靠的什麼？有人說因為他刺的人名氣太大，那可是一統天下的秦始皇，他沾光了，這種理解相當庸俗。在我看來，荊軻不因武功傳世，也不因秦始皇留名，而在於他恪守的「道」，是名副其實的 「正宗武士道」。

想當年，荊軻深受燕國太子丹之恩，太子丹把荊軻當上賓，把自己的車馬給荊軻坐，拿自己的飯食、衣服讓荊軻一起享用。其實，這就是有朝一日要荊軻拿命來感恩。荊軻不傻，當然也知道這一點，但欣然接受，「士為知己者死」。臨行時太子丹和一些賓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邊送別荊軻。荊軻非常洒脫地給大家唱了一首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這首歌，酣暢淋漓，蕩氣迴腸。是一個武士的殉道心聲。

──雖然你現在讓我去做的事，凶多吉少，沒有勝算，但我答應你，義無反顧。我此去成功還是失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擔當，接下來這個任務非完成不可，不能完成就以死相報。決不能無信不義，辱沒我武士的名聲。

這就是武士道的精髓：「忠誠至上、以武為本、重名輕死」。此乃武士三大立身之本。這原是先秦中國武士的「道」之精髓，千年後日本武士道藉此形成，後來浸入日本人的血液中，變為日本國民的普遍倫理。所以，說武士道立於先秦遠播海外絕非誑語，此系先秦武士的高貴品質。當年，武士荊軻與其說是搞刺殺，不如說他是殉道而去。有道且敢於殉道，這是華夏武士光耀先秦的不朽標記。

但是，自「三綱五常」束縛了中國人的手腳，武士精神便漸行漸遠，尤其是兩宋公開「崇文抑武」，中國人的尚武精神徹底消失，文人與武士更是不相交的兩條線。這種狀況導致了失血中國兩次被游牧民族征服，直到華夏民族再次出現重拾血性的「書生武士」……

1900年，清皇室愛新覺羅統治中國250餘年，漢族祖祖輩輩已經習慣了腦後那根長辮，忘了那是外族強加之物，他們每天起來洗漱細心地梳理它，就像籠子里的鳥兒愛惜自己的羽毛。愛新覺羅的江山依此慣性，相當穩定，似乎可以「萬年永祚」。

但是，就在此時，神州大地突然出現了一群不怕死的秀才，開始造清廷的反。他們的造反方式，不是跪著請願，手裡拿著的也不是上書，而是匕首、槍彈，炸藥。

史堅如就是其中一位。

「今日中國正如數千年來破屋，敗壞至不可收拾，非盡毀而更新之不為功。」

「某血性男子，乃肯戴民賊以取亡乎？吾將行吾志矣。」

如果不交代時代背景，現在的人們很難想像，上述這兩段慷慨之詞，系一個少年書生所言。此人就是「非常書生」史堅如。

史堅如，廣東人，1879年生人，是廣東番禺一個大戶人家的孩子，他的先祖系明末抗清名將、漢民族英雄史可法。本來，史家在清朝的日子過得可以，依然有人在官府做官，史堅如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舒舒服服地做他的「士N代」，但史堅卻沒有這麼做，而是做秀才中的「異類」。他沒有書生的柔軟，也沒有文人的怯懦。本來，他原名不叫「史堅如」，而是「史經如」，他後來嫌「經」字文弱，改為「堅」。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清廷向日本投降，割地賠款。晚清文人對政府極盡失望，但出於對清王朝「剃刀」的恐懼，暴力革命尚未成為主流，朝野上下，充斥了不少文人改良派，對清廷「從良」抱有幻想。而時年16歲的史堅如氣魄驚人，力挺武裝抗清，主張殺掉慈禧：「此老婦真真可殺！」

這個秀才不僅敢說，而且敢做。1899年，他散盡萬貫家財，加入興中會（同盟會前身）。1900 年10 月23 日，史堅如率領暗殺小組對清廷大佬、廣東巡撫德壽下手。不幸的是，因為所攜炸藥提前引爆、行動失敗。史堅如被逮捕投入衙門大牢。在大牢審訊過程中，清廷酷吏施盡酷刑，拔光了史堅如的手指甲，抽打全身。他們本以為這位自幼嬌生慣養的書生，會跪地告饒，但是史如堅卻自始至終不吭一聲。他的無畏令刑訊他的滿大人膽寒。11 月9 日，清廷在廣州天字碼頭，斬首史堅如。史堅如犧牲時年僅21歲。

為什麼史堅如有別於中國傳統書生，勇敢、威武？

這有賴於他青少年時代的教育經歷。青少年時的史堅如，就讀於廣州格致書院。這個學校是美國人所開，屬近代新型學堂，在這裡，他讀到了西方思想家的先進思想，受到民主思想的啟蒙，更重要的是，他還讀到來自本鄉本土的「反清四大寇」的革命學說。所謂「反清四大寇」，就是晚清末年起於廣東的四個漢民族志士：孫中山、陳少白、尤列、楊鶴齡。當史堅如得知，孫中山等人在東京組織反清大本營，於是決定去日本拜見孫中山。結過一番留學申請，史堅如終於在東京與孫中山見面。二人一見傾心，深談十餘日。孫中山對史堅如說，當下中國苦難深重，治學不如救世。而救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用武裝行動「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孫中山好友、日本武士領袖宮崎滔天也勸導中國後生，應該像日本年輕學子那樣，讓思想帶上劍，勇敢走出書齋，去現實社會「實言實行」。

革命黨筆杆子、國學大師章太炎，對史堅如們的影響也極為深刻，他鼓勵少年書生重義輕生、視死如歸：「天下亂也，義士則狙擊人主，其他藉交報仇，為國民發憤，有為鷗梟於百姓者，則利劍刺之，可以得志。」

章太炎說，天下大亂，書生成長為大俠，才不枉此生。

章太炎還說，「一緣既絕，萬念俱消」。一個人如果執著於一個信念，則絕斷了這個信念，人活得就沒有意義，人生的所有念頭都化為灰燼。章太炎這樣說，是鼓動青年書生為民族解放革命而死，促成了晚清書生的「自戕成仁」之風。那些行刺的書生們覺得自己拋灑熱血是「普渡眾生」，單純的肉身生命毫無意義，唯有將速朽的肉身生命投入到更大意義的事業之中，才能化為永恆的精神留名青史。

惟有「犧牲」才能求得「永生」——有了如是精神的原動力，秀才們自可瀟洒赴死，「輕去就而齊死生」。

在導師的啟蒙和鼓舞下，史堅如們迅速由書生成長為武士。雖然他們中有的出師未捷身先死，但是血沒有白流。此後，漢家血性書生前赴後繼，揭開了一個對野蠻政權及其大吏的暗殺大時代。「手提三尺劍，割盡滿人頭」幾乎成了當時青年書生們的口頭禪。這種氣勢果然嚇壞了滿大人。

當被統治人群不怕死時，統治者就怕了。是時，清廷大小官員陷於恐怖之中，大吏們談虎色變，不敢再對革命黨人輕言鎮壓，甚至出現過這樣的怪事：在北京的滿清皇室貴胄暗自遣人去東京，每人向同盟會「捐贈」萬兩白銀，用以贖買自己的項上人頭不與身體分離。

一個又一個「書生武士」以命相搏，終於刺破了清王朝治下中國之漫漫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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