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溫杯」算什麼，來看看錢玄同的「過頭話」

今年9月12日是錢玄同（1887-1939）誕生130周年

數年前，我在編輯《章衣萍集》時，曾從《枕上隨筆》中，發現胡適的一首詩，讀來甚覺有趣。為免讀者諸君再去查找，全文抄在這裡：

該死的錢玄同，怎會至今未死！

一生專殺古人，去年輪著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恥，

這樣那樣遲疑，過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場，不曾來監斬你。

今年忽然來信，要做「成仁紀念」。

這個倒也不難，請先讀《封神傳》。

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裡面，

用草蓋在身上，腳前點燈一盞。

草上再撒把米，瞞得閻王鬼判，

瞞得四方學者，哀悼成仁大典。

今年九月十二，到處念經拜懺，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獄搗亂。

這詩是胡適1927年8月在上海作的，詩題為「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紀念歌」。他在詩前寫了題記：

去年九月十二，玄同過四十歲生日。他從前曾說：「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今年他來信說，九月十二，他要做「成仁紀念」。我做這首紀念歌寄給他。

詩的背景已說得很清楚，是為了錢玄同「成仁紀念」。 而錢玄同的「成仁」，則是朋友圈人所共知的一個「新典故」，就是他說了「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槍斃」的過頭話。

錢玄同手跡

錢玄同說「過頭話」時候的北大，幾乎是人人可以說「過頭話」的地方，因為校長是蔡元培，他奉行「兼容並包，思想自由」；文科學長陳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發表各種新銳思想和口號；同仁中的胡適、李大釗、吳虞等，皆以文學、思想和政治啟蒙為職志，語不驚人死不休。在這樣的環境下，誰要說幾句「過頭話」，自然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他在《新青年》這個思想開放的陣地上，與陳獨秀、胡適、魯迅、周作人等，一時間打得火熱，不僅對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表示「絕對贊同」，同時對《文選》和桐城派，則怒斥「《選》學妖孽，桐城謬種」，予以全盤否定。即以思想變革論，錢玄同也不甘落伍，曾言「孔氏之道斷斷不適用於二十世紀共和時代」；要廢除孔教，必先廢漢字、漢語、不讀中國書云云。他的這些偏激言論，在專制橫行、民智未開的時代，不用說，需要極大的勇氣，自然受到社會多數的批評，就連與他並肩作戰、同樣偏激的陳獨秀，也忍不住站出來說：「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讚成的。」

以偏激論，錢玄同所說過的話，莫過於「人到四十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這是黎錦熙所記錄的原話，與胡適所記略有出入。

錢玄同說這話時，年紀不過三十齣頭。然而，忽忽之間，就來到了1927。到了9月12日，便是他的四十歲生日。幾個玩冷幽默的朋友，胡適、周作人、劉半農等，發起為他祝壽，並擬在《語絲》雜誌刊登「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訃告、輓聯、輓詩、悼念文章都寫好了，廣告也發出去了，然而，由於奉系軍閥張作霖進駐北京，「專號」竟沒有刊出。

前引胡適《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紀念歌》，就是這時所寫。據章衣萍說，原本題目叫作「手槍」。詩寄出後，胡適也早就忘記了。倒是有心的章衣萍，把它抄進了《枕上隨筆》的日記中。

1943年10月30日，在美國的胡適，收到同鄉、中國公學畢業生胡不歸所作《胡適之傳》，其中也抄錄了《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紀念歌》的全文，可見這詩當年曾經流行。這時，老友錢玄同已去世近五年，展讀舊作，憶念故人，胡適不禁感慨萬千。他在日記中寫道：「玄同死在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十七日，我至今沒有哀輓他的文字。今天讀這首詩，回想我們二十多年的友誼，忍不住哀思。故把這首詩抄在這裡，做一個紀念。」

「人到四十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這句過頭話 ，魯迅自然也是熟知的。他在1932年底和1933年，以《教授雜詠》為題，寫了四首詩。其中第一首即寫錢玄同，引用了這個「新典故」，並牽扯出另一個「新典故」（傳錢玄同在北大曾宣稱：「頭可斷，辯證法不可開課。」）：

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

何妨賭肥頭，抵當辯證法。

顯然，這是兩人由親密而疏離之後，一方對另一方的諷刺挖苦。由此可見「過頭話」容易授人以柄，是輕易說不得的。

魯迅對於錢玄同，向來似乎有些「不敬」。早在東京時，一同聽太炎先生講課，錢玄同因為性急、搶著說話，且講話時指手畫腳，魯迅即給他一個外號「爬翁」（意其在席子上爬來爬去）。這大概以玩笑的成分居多，並無惡意。作為回報，錢玄同也曾給魯迅一個外號：貓頭鷹。但後來魯迅對錢玄同的批評，則是認真而無情的。魯迅曾當著友人說：一般人「十分話最多只須說到八分，而玄同則必說到十二分」。1929年北上省親，魯迅與錢玄同在孔德學校巧遇，錢因見魯迅名片仍為「周樹人」三字，遂笑問：「原來你還是用三個字的名片，不用兩個字的（指其不用「魯迅」）。」魯迅答他：「我的名片總是三個字的，沒有兩個字的，也沒有四個字的（暗指「疑古玄同」）。」之後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按指錢玄同），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對錢玄同的嫌厭之感溢於紙上。1930年致信川島時更說：「疑古玄同，據我看來，和他的令兄一樣氣質，好空談而不做實事，是一個極能取巧的人，他的罵詈，也是空談，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話。」這些話，更不可等閑視之。

而在錢玄同一方，除了曾在給友朋的信中，稱過魯迅「左翼公」、「左公」（意指魯迅參加左聯）外，在日記中對魯迅的幾本雜文集也有尖銳批評。1936年10月，魯迅逝世一周後，錢玄同作文紀念，對於昔日老友終至「絕無往來」，頗為介懷。他說，「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討厭的大概是嘮叨如故吧。不錯，我是愛『嘮叨』的，從民國二年秋天我來到北平，到十五年秋天他離開北平，這十三年之中，我與他見面總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確很愛『嘮叨』，但那時他似乎並不討厭，因為我固『嘮叨』，而他亦『嘮叨』也。不知何以到了民國十八年我『嘮叨如故』，他就要討厭而『默不與談』。但這實在算不了什麼事，他既要討厭，就讓他討厭吧。」

錢玄同與家人的合影（左起：三子錢三強、長子錢秉雄、夫人徐婠貞、長媳徐幽湘、錢玄同、五子錢德充）

周作人曾說：「玄同的文章和言論，平常看去似乎頗是偏激，其實他是平正通達不過的人。」「他對人十分和平，相見總是笑嘻嘻的。」

其實，在風雲際會的民國，錢玄同的「偏激」，並不能算特例，陳獨秀的激進和坐牢，辜鴻銘的長袍和辮子，黃侃的恃才傲物、嬉笑怒罵，劉文典的看不起沈從文……小巫大巫，真也是一時風氣。而且錢玄同「偏激」了一陣之後，很快便回歸學術正道，鑽進「國語統一」、「漢字注音羅馬化」的象牙塔去了。他畢竟是一個學者，一個術有專攻的文字學家。

本文刊於2017年9月12日《文匯報 筆會》

原題《「偏激」的錢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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