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濤‖「數字史學」：現狀、問題與展望

本文載於《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江海學刊》2017年第2期，原文約5500字。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人文社科學界對數字人文、大數據等概念的興趣日益濃厚，大家都在熱情洋溢地討論著這些高端話題，似乎以為數字人文的「金礦」能夠帶來像20世紀初那樣的語言學轉向，以「信息轉向」的方式將人文學科的學術脈絡引到一個全新的天地。嚴格來講，數字人文的學術史並不算短，20世紀80年代就出現了「人文計算應用」的概念，致力於用電腦技術研究傳統的人文課題，但「數字人文」成為真正獲得普遍認可的概念與學術「流派」，應該是2004年之後的事情。這樣看來，數字人文又是一個徹底的新生事物，它是否能夠帶來學術轉向的奇效，或者這個轉向的到來還遙無可期，都是一個未知數。

當然，我們不希望數字人文是曇花一現的虛假繁榮。2015年以來，大數據、數字人文成為許多學術會議上的高頻詞。愈是在這個時刻，我們作為理性與自覺的學者，愈是要冷靜地做出判斷與回應，特別是在方法論上的思考，甚至一些「破壞性」的反思，將有助於我們在這個研究路徑上越走越遠。

「數字人文」是一個過於宏觀的概念，不同學者有不同的預設。這裡實際上存在一個悖論。「數字人文」從字面上看，具有跨學科的本性衝動，它將信息技術投入到人文社科領域，註定了需要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聯合攻關。所以，數字人文的方興未艾，不是在消解傳統學術，而是需要同傳統學術、傳統學科有機融合，共同構建學術新陣地。

在西學的脈絡中，數字人文在文學領域的展開更早，影響更大，有學者甚至開始討論數字人文的「黑暗面」。在數字人文的語境下梳理「數字史學」，或許能夠讓我們看到更多隱含的信息。

數字人文與數字史學

數字史學有數字人文的共性，但其作為歷史學的個性特徵更值得我們關注。只有在深入了解這種差異後，我們才能夠更加清楚「數字史學」能夠帶來什麼樣的研究成果，能夠切入什麼樣的研究課題，而不再是泛泛而談「數字人文」「大數據」的概念。

數字史學重視網路的利用與展示，這也是很早就有學者提出「網路史學」的原因。歷史學家利用互聯網向同行傳遞和展示史料，將文獻放置到互聯網以便史學愛好者、歷史教師、學生能夠利用它們，這些行為已經被史學界認可為專業的學術活動，成為數字史學的重要內容，是一條迥異於寬泛意義上數字人文的路徑。

當然，「要麼在線，要麼落伍」的宣言並不意味著互聯網能夠與數字史學畫上等號。互聯網只是恰好因為平台優勢而成為一種媒介而已，不過在這個現象背後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問題。數字史學對網路的強調讓我們看到了它與「公眾史學」存在諸多交集。所以，如何讓專業歷史知識成為「普通群眾能夠看得見、聽得著、讀得懂並能解讀的歷史」，對此，數字史學有著強烈的引導大眾的動力，可望提供多元化的歷史教學形式。

數字史學就目前看，研究工作的重點還停留在資料庫建設的階段，比較成熟的研究方法以GIS的運用為主。與「數字文學」相比，文本分析在數字歷史領域運用還比較少，這背後有許多客觀原因，最主要的因素是史料的數字化程度還比較低，效果也達不到大規模進行文本挖掘的程度。傳統的歷史研究重視的一手文獻往往以檔案、手稿等形式出現。這些文獻的數字化遠沒有達到豐富的程度，而且進行數字化使用的OCR技術，還存在諸多缺陷，需要大量的人工校對，其準確度才能達到進行研究的要求。

所以在從事數字文學的專家已經在討論如何分析文本的時候，數字史學的專家還要首先解決史料數字化的問題。在這樣的前提下，資料庫建設具有完善基礎設施的重要意義。問題在於，資料庫建設是非常燒錢的項目，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難以做出高質量、有使用價值的資料庫。

本文作者王濤

數字化程度不足的狀態，也決定了學者使用數字工具的傾向。一方面這跟歷史學科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空間轉向」緊密相關，學者們開始採用「邊界與疆域」「邊疆與路口」「中心與邊緣」等概念來解釋歷史問題。另一方面在於GIS的工具相對成熟，使用的門檻較低，能夠切合歷史地理的研究課題，容易被傳統學者接納。

從數據驅動到論證驅動

在許多場合，當數字史學的項目用漂亮的可視化工具得到呈現，志得意滿的講述者描繪為得到這些數據如何辛苦後，他們往往被追問的問題是：然後呢？這些形象的呈現，說明了什麼、解釋了什麼？是否經得起質疑？類似的問題似乎還沒有進入到數字史學專家的研究視野。從史學的專業角度看，許多數字史學的項目，都屬於未完成品，它們往往只提供了材料，但是對材料缺乏必要的深度解讀。

造成這種狀態的重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數字史學的許多參與者是基於對技術的興趣加入進來的。數字史學仍然有一定門檻，需要學者對數字工具有一定了解，甚至最好能夠成為勒華·拉杜里所謂的會編程的歷史學家。而且，參加數字人文論壇的專家，有不同的學科背景，他們只能就技術問題展開討論，在具體研究面向上，可能提不出專業的質疑，無法讓數字史學的項目獲得專業分析上的精進。

第二，數字人文研究所強調的「數據驅動」可能偏離了史學研究的路徑。傳統史學研究是論證驅動的，擅長分析問題，而數字史學研究者在數據驅動的思維指導下，花費大量精力去轉換、提取、清洗數據，以為數據的獲取就是研究本身，顯然背離了史學研究的精髓。即便在公眾史學領域大展拳腳的數字史學項目，也由於公眾史學注重普及的特性，而在問題的論證上存在先天不足，包括像「歷史與新媒體中心」參與的項目，也有學術性欠缺的遺憾。然而，只要歷史學還要致力於學術問題的分析與解決，或者像有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新一代史學家應該更加關注「出思想」，那麼數據驅動就遠遠無法滿足歷史學的專業需求，數字史學專家若僅停留在「數據」的層面，這個學派的未來就難以為繼。

在許多西方學者看來，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帶來了傳統人文學科的衰退，數字人文的概念被認為是解救疲軟人文學科的一劑良藥。不論這兩種現象是否存在內在的關聯，我們不希望看到數字史學遭遇20世紀70年代「計量史學」曾經受到的打擊。

數字史學的路徑要越走越寬，需要從雲端走入學術研究的日常。最核心的是，在有針對性的研究課題中，將數據驅動與論證驅動結合起來，以真正的問題意識為指引，而不是為了賣弄數字工具的嚎頭，才能帶來更專業的成果呈現。

數字史學給中國世界史研究帶來發展機遇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但無法否認的是，不論是從研究的深度，還是研究的思想性，優質的世界史研究成果還非常稀缺；特別是與國際同行相較，中國學者的主體性欠缺，在世界史研究領域缺乏公認的代表性成果。但在學術研究已經實現「數字化生存」的今天，數字史學的方法與態度，能夠為世界史研究者提供站在與國際同行同一起跑線的機會。

我們對數字史學的直接感受就是，研究者能夠獲得大量在線資料庫，為研究提供了海量文獻，獲取資料的便捷程度是老一輩世界史學者無法企及的。藉助智能化的搜索技術，年輕一代的史學工作者，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老一輩史學家經過幾十年「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辛苦才能實現的對史料的把握程度。更值得關注的是，數字時代的史料形態也得到了擴充。比如學術資料庫中題錄的價值。我們利用大數據處理工具，在海量題錄中提取了有價值的信息，可以獲得對學術史的理解，甚至嘗試預測未來研究的趨勢，比如題錄的信息揭示，在德國史研究領域，歷史與記憶的問題會成為熱點。

當然，充分而紮實的史料只是提供了一個方面。數字史學的態度還在為我們的研究提供全新的研究思路，從而讓世界史的學術研究呈現多元化、跨界化的趨勢。

無論如何，隨著數字史學的方法與理念在中國學術界不斷得到認可，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利用全新的史料與方法進行世界史研究。基於大數據與數字工具的人文研究，有可能改變質性研究過於倚重主觀感悟的特徵；雖然定性研究是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學科最為迷人的地方，但數字史學的方法將讓歷史學的科學屬性得到進一步延伸。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當更多從事世界史研究的中國學者主動適應數字史學的態度，使用相關方法，越來越多的原創性研究成果會湧現出來，並且達到與國際同行對話的程度。

END

關於《史學月刊》網站的公開聲明

據反映和編輯部發現：近期互聯網上有假冒的《史學月刊》網站，並以本刊編輯部名義組約稿件、收取費用等。對此非法破壞我刊網站、涉嫌詐騙的犯罪行為，我刊已向公安機關報警立案。

《史學月刊》官方網站（http://sxyk.henu.edu.cn）由於遭到黑客攻擊，目前暫時無法使用，修復啟用時，將登刊告知。作者來稿，請採用列印稿和電子文本同時寄送的辦法。列印稿請寄至「河南省開封市河南大學明倫校區《史學月刊》編輯部」，郵編：475001。聯繫電話：0371-22869623。來稿請勿寄至個人，以免誤時。

在此鄭重聲明：本刊嚴格按照國家有關政策法規進行出版，發表文章不收取任何費用，凡以我刊名義收費者，均系毀壞我刊聲譽之假冒詐騙行為，我刊有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再次提醒作者，謹防上當受騙。

敬請廣大讀者和作者相互轉告周知，感謝您的支持和厚愛。

《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