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名義上的領導、實際上的受迫害者
編者按：之前青藤藝術推送過一篇《李可染實為驚嚇致死》的微信推送，感慨於那段歲月，對書畫家以及文化藝術的摧殘，與受到打擊轉而創作紅色系列的李可染不同，本期這位遭遇迫害含恨長逝的藝術大師豐子愷，他的經歷卻讓人更加揪心。
豐子愷（1898——1975）
豐子愷原名豐潤，後改為子愷，筆名TK。是我國現代畫家、作家、翻譯家、美術教育家。1914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學習音樂和繪畫，師從李叔同。1921年東渡日本，學西洋畫。豐子愷先生的漫畫風格獨特，作品深受人們的喜愛。他的作品內涵深刻，耐人尋味。然而，他還是一位遭遇迫害含恨長逝藝術大師。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上海中國畫院，出現了第一張針對豐子愷的大字報。
大字報批評的是豐子愷發表在1962年《上海文學》8月號上的隨筆《阿咪》的。阿咪是一隻貓，豐子愷是愛貓的，他筆下的貓，有一種力透紙背的可愛，彷彿就在眼前似的：
這貓名叫「貓伯伯」。在我們故鄉，伯伯不一定是尊稱。我們稱鬼為「鬼伯伯」，稱賊為「賊伯伯」。故貓也不妨稱為「貓伯伯」。大約對於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人物，都可譏諷的稱之為伯伯。……
問題出在「貓伯伯」上。大字報說，「貓伯伯」影射的乃是最高領袖。信手拈來的一個詞，讓老畫家立刻成為了「反革命黑畫家」「反共老手」——最後，一躍成為十大重點批鬥對象之一。
豐子愷漫畫
據1967年出版的《打豐戰報》頭版所發消息，1967年8月16日，由該專案小組組織召開了批鬥豐子愷大會。消息未說明批判大會地點所在，但通過現場描寫，可以了解到豐子愷和上海其他畫家此時的窘狀：
披著「中國現代漫畫鼻祖」外衣的豐子愷，被紅衛兵小將押了上來，上海市舊文藝界、舊美協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徐平羽、陳其五、孟波、方行、沈柔堅，也被押了上來。上海美術界的反對學術權威張樂平、王個簃、唐雲、賀天健、蔡振華、程十發、張充仁、吳大羽、謝稚柳……等，以及大右派劉海粟，都被揪出來示眾。
1967年出版的《打豐戰報》
這樣的「文革」小報，對豐子愷的漫畫作品的批判甚多，這裡僅摘錄「批判毒畫毒文合輯」中的部分，以供讀者了解當年批判思路和文風：
《船里看春景》
對《船里看春景》的批判：
畫中房子上寫著「人民公社好」五個字，村頭臨水種了一枝桃花，倒影映在水裡，而畫中題詩曰：「船里看春景，春景像畫圖；臨水種桃花，一株當兩株。」豐子愷污衊人民公社的光輝景象就像坐在船里看春景，只不過像圖畫一樣，是虛假的。此外又把具有無限強大生命力的人民公社比喻為輕薄、短命的桃花（有古詩云：「三月桃花一場空」，「輕薄桃花逐水流」），諷刺人民公社是「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就像臨水種的桃花一樣一枝當二枝罷了（連影子算在裡面），是浮誇的，一衝就會垮的。
《城中好高髻》
對《城中好高髻》的批判：
豐子愷借古諷今，以《後漢書》中「長安城中謠」：「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為題，畫了三個奇形怪狀的古裝女人……以此來影射黨中央決定的政策，下面地方上的各級黨政領導就變本加厲的盲目執行，不切實際的加以浮誇，弄得「奇形怪狀」。豐子愷還唯恐人家看不懂，又加上解釋。畫上踢：「改政移風，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矛頭直指黨中央和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在這之後，很快，豐子愷被抄家，據說僅僅是書畫，就被抄走了四大箱子。存款也被凍結，他所租住的日月樓，原本用作起居室的底層被退租，另外住進了人家。
日月樓
又很快，豐子愷要去「牛棚」上班了。「上班」是他自己的形容，在給廣洽法師的信中，他說「弟每日六時半出門辦公，十二時回家午飯，下午一時半再去辦公，五時半散出，路上大都步行（十七八分鐘可到），每日定時運動，身體倒比前健康，可以告慰故人。」一起去上班的還有巴金。有一次，巴金在去牛棚的路上，在淮海中路陝西路路口下車，還看見商店旁邊的牆上貼著批判豐子愷大會的海報。
六天要在「牛棚」上班，有一天休息的時間。休息的時候，豐子愷最喜歡的遊戲是連環詩詞句：「廖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紅豆生南國，國破山河在，在山泉水清，清泉石上流……」好像只要有了詩，日子就可以過下去。後來他去鄉下勞動，最喜歡的是和唐雲對對子，豐子愷對「黃梅雨」，唐雲對「芭蕉雨」，玩得不亦樂乎。
漫畫家張樂平當時是美協上海分會副主席，每次，「主席」豐子愷被批鬥，張樂平總是和沈柔堅輪流陪斗。批鬥的項目是掛牌坐「噴氣式」。「噴氣式」是文革中流行的術語，就是把批鬥對象的雙臂強拉到身後，再把頭按低低的，名曰「坐噴氣式飛機」。
有一次，張樂平陪豐子愷在閘北一個工廠被揪斗：
我們一到，匆匆被掛上牌子，慌忙推出示眾。一出場，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鬥，總是子愷先生主角，我當配角，而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價倍增。低頭一看，原來張冠李戴，把豐子愷的牌子掛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頭頭指指胸前，全場鬨笑，鬧劇變成了喜劇。有時斗完之後，我們同坐一輛三輪車回家，彼此談笑自如。有一次他問我怎樣？我說「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問他怎樣？他笑著說「處之泰然。」後來有一次，我突然看到他那飄飄然的長白鬍須被剪掉了。我很為他氣憤，他卻風趣地說：「文化大革命使我年輕了。」
《昨日豆花棚下過，忽然迎面好風吹》——批評者認為，此畫歡迎蔣匪反攻大陸。因為「好風」者，乃是好消息也。
批鬥完，「反動學術權威」們要自行回家，豐子愷坐26路公交車回家，胸口掛的「牛鬼蛇神」標誌牌不準摘下。車上的人都圍著起鬨，有人高喊「打倒他」。豐子愷也不在意，一個人扶著車欄杆，眼睛望著窗外，人站得筆直。
他被造反派用熱漿糊倒在背上，貼上大字報，並且被拉到草坪上示眾。回家時，家人看見狼狽痛苦的老畫家，而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我不是照樣回來喝酒了嗎？不要去談這些，不要管它，給我把酒斟滿一點。」
他愛喝酒，不過之前並沒有癮，不過是小酌。到了今時今日，喝酒卻成了救命的葯，他自己在日記里說，「至於物質生活條件，我實在看得很輕，不成問題。只要有酒（威士忌也好），我就滿足。」
在牛棚的生活，又是怎樣的呢？他們被圈在棚子里，靠著四面牆腳，規規矩矩，席地而坐，每天讀「敦促杜聿明投降書」。投降書很長，一位老先生老眼昏花背不出，被人打得死去活來。豐子愷不像別人那樣高聲誦讀，只是微合雙目，喃喃默念。不知道他到底在讀什麼，居然也矇混過關。
在牛棚，當然也要勞動。豐子愷到郊區港口曹行公社民建大隊參加「三秋」勞動，豐子愷需要先乘車到徐家匯，換56路到港口，再換龍吳路汽車到曹家港，輾轉一個多小時。吃醬瓜乳腐，三兩飯，勞動是采棉花，睡稻草床，鋪在地上的。冬天下了雪，他和朱屺瞻在一起，枕邊被上都是雪。
《炮彈作花瓶，人世無戰爭》批評者認為，這幅畫迎合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是為國民黨反動派的投降叛國行為製造輿論。
他渴望退休，日記里寫：「我問題解決後，即可求退休，大願遂矣。」1970年，他終於退休了，但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樣，而是，他生病了。
2月2日豐子愷全身抽筋，神經性發作，把他送到醫院一查，果然很嚴重，是中毒性肺炎。蘇醒後，他反覆問的居然是：「我有了病,今後是不是可以留在家裡了？」他又要醫生給開病假單，這樣便可以回家休息。他的女兒豐一吟後來回憶說：「他拿回來的葯，後來我們才知道，在我們不看見的時候，他是不吃的，在他去世以後，我們發現剩下許多葯。爸爸顯然為的是希望病得更長久些，在他那已經剩下不多的晚年可以留在家裡從事他喜愛的、必須做的工作。」
回到家的豐子愷睡在陽台，睡在那張連腿也不能伸直的小床上。我曾去參觀過豐子愷先生故居，那床還在，是窄窄的，小得不能再小，但窗外景色實在好，滿眼是嫩綠的，所以在病中，他還是說：「窗前楊柳初見鵝黃。」
5月，他給兒子寫信說：「今年春天如此過去，多可喜，亦多可悲。喜者，不須奔走，悲者，寂寞也。」
他通常早上四、五點起來，到七點之前，臨帖約一個小時，八時吃藥睡覺，到九時半起來吃牛奶，在床上看書寫信，直到正午，在床上吃午飯，睡覺，三時起來，再看書休息，六時吃粥，黃昏閑談，八時半就寢。
可是他再不能畫畫，身體不自由，除了寂寞，還能有什麼呢？
1972年12月，經過官方調查，澄清了加在豐子愷身上的各種罪名和不實之詞。上海中國畫院對豐子愷作出「審查」結論：「不戴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酌情發給生活費。」
他以為自己的生活會慢慢好起來，一個已經不能畫畫的畫家，難道還能對人民有什麼妨礙嗎？1973年6月時，上海市舉行書法篆刻展覽會，豐子愷應囑寫魯迅的對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誰知，剛剛掛上去，就被取下。
他當然還是「黑畫家」，1974年2月，中國美術館舉辦「黑畫展」，批判其中的二百一十五幅出口畫，他的畫也在其中。工廠中貼出一張大字報，說豐子愷寫蘇曼殊詩意的「滿山紅葉女郎樵」，是諷刺。紅是紅中國，樵取紅葉，即反對紅中國。不獨他被批判，唐雲畫一隻雞，又被批評，說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國……
7月，上海又開批判會，受批判的四人，豐子愷、林鳳眠、程十發、劉海粟。豐子愷受批的是這幅「滿山紅葉女郎樵」，起因是他畫好了送人，那個人將畫交出，因此受批判。
1975年清明節之後一周，豐子愷由弟子胡治均和女兒麟先陪同，重返石門灣探親。在上海乘火車至海寧長安站後，改坐外甥蔣正東早已等候多時的小汽船，經過兩個半小時到達石門鎮。儘管他們最初打算和豐子愷的姐姐豐雪珍（雪雪）一起待在鎮外，但還是遇到了前來迎接的親友人群。豐子愷寫信告訴新枚，他們去的季節，正好趕上李花和杏花盛開，還吃到了新鮮的扁豆。他在商店取了一條香煙，拿了不少糖果，散發給老朋友和他們的後代。此外，他還寫了很多幅字送給鄉親，內容多數是賀知章的《回鄉偶記》：「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回到上海後不久，豐子愷突然告訴老酒友胡治均，決定放棄心愛的紹興黃酒，說他只想看看一段時間不喝酒感覺會如何。胡治均一聽到這個消息，立即感到事態嚴重。豐子愷不喝酒的決心只維持了兩個星期，實際上，留給他喝酒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1975年8月，豐子愷忽然夾不起菜，接著又氣喘說不出話，到華山醫院，住在內科觀察室九床，8月31日做超聲波檢查，正常，9月1日做腦電圖，還是正常，9月2日轉神經內科觀察室27床，做X光片檢查肺部，發現右肺的葉尖有一個拳頭大的腫瘤。醫生分析，可能已轉移到了左腦，因此使右臂不能動彈。
彌留之際，豐子愷訥訥欲言，只能打手勢，女兒一吟看出他的意思，原來是擔心藏在家中的《落窪物語》等3部物語的譯稿，那是他的最後的日子裡，做的唯一的事情。女兒告訴父親，會把翻譯稿交給弟弟新枚保藏，豐子愷連連點頭，好像完成了一樁心事。
1975年9月15日，他於華山醫院急診觀察室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七歲。9月19日，由上海畫院發出訃告，在龍華火葬場大廳，為畫院名義上的領導、實際上的受迫害者豐子愷舉行了簡單的追悼會。
摘自《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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