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這場「千里食人」的災難居然是它造成的！

在歷史上，自然災害是經常發生的，而它對社會秩序、人民生活的影響，不但與災害本身的嚴重程度密切關聯，而且更取決於特定時代條件、社會狀況下的人為救助能力和水平。這裡我們要說的，是130年前清朝光緒初年發生特大旱荒的情形。因為那場災荒的嚴重程度是百年不遇的，而高峰年份是在干支紀年法的丁丑、戊寅年（光緒三、四年，1877、1878年），所以歷史上通常稱作「丁戊奇荒」。旱災是最常見的自然災害之一，特別是在降水較少的中國北方，它更是司空見慣。而光緒初年主要發生在華北地區的那場大旱災，不僅僅是在丁丑、戊寅兩年，而是前墊後續地遷延了四五年之久：光緒元年（1875年），該區的旱象已見苗頭，第二年更趨明顯，接下來兩年「登峰造極」，後邊則還有餘波綿延。在涉及的地域範圍上，山西、河南受災最烈，直隸、山東也是較重災區，另外，還涉及華北範圍以外的陝西（亦重災區）以及隴東、川北、蘇北、皖北等地。

至於旱象，就拿丁丑年山西的情況來說，整個春季滴雨未落，及至入夏之後，雖說偶有雨下，但那雨就像民間所說的「知了尿尿」，難能濕透地皮。麥收自然無望，夏種也難進行，強行補種點什麼東西，要麼連苗都出不來，要麼勉強出苗後就又很快枯萎。何止山西，又何止此一年，在波及數省的廣大區域，一連幾年的時間裡，大旱少雨，不少地方農事幾廢，災情的嚴重可想而知。

當時外國傳教士在華所辦的《萬國公報》上載文有云：「天禍晉豫，一年不雨，二年不雨，三年不雨，水泉枯，歲洊飢，無禾無麥，無粱菽黍稷，無蔬無果」。又豈止晉、豫兩省，所謂天乾地燥，烈日如焚，河道斷流，溝渠俱枯，田土龜裂，赤野千里，這類的寫真，是各地災區多有過的慘象。

嚴重災害導致慘酷饑荒的發生。還是上面引及的《萬國公報》上的那篇文字中說：「官倉匱，民儲馨，市販絕，客糶阻。斗米千錢，斗米三千錢，斗米五千錢……賣田，賣屋，賣牛馬，賣車輛，賣農具，賣衣服器具，賣妻，賣女，賣兒。食草根，食樹皮，食牛皮，食石粉，食泥，食紙，食絲絮，食死人肉，食死人骨。路人相食，家人相食，食人者為人食，親友不敢相過……餓殍載途，百骨盈野。」

你看，儲藏匱乏，商旅大困，糧價飛漲，人畜皆飢，變賣一切可賣的東西，甚至妻子兒女，食一切本不可食之物，甚至人肉人骨，即使如此，也難逃一條死路，終造成「餓殍載途，百骨盈野」的一派慘象。當然，其表述或有絕對化意味，但所涉及的種種現象都不為虛，皆有真實存在。

當時山西巡撫曾國荃（曾國藩的弟弟）在給清廷的奏報中說，「樹皮草根之可食者，（饑民）莫不飯茹殆盡。且多掘觀音白泥以充饑者，苟延一息之殘喘，不數日間，泥性發漲，腹破摧腸，同歸於盡」。即使「食人」這等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在當時也絕非子虛和罕見。

時人記述：死者有的被人偷去割食，就像宰殺豬羊那般肢解取肉；有的甚至是把活人弄到別人看不見的地方而殺掉，將其肉或是自食，或是賣掉；竟有婦女躺在死人的身上嘶嚼其肉；有人則把餓死者的屍體懸掛在富家的門口上，或是割下其頭來扔進人家門裡，作為詐索取食的手段，而像這類駭人聽聞的事情，竟然「層見疊出 」。

不要說尋常百姓，就是到災區辦賑的官員及其隨員，也面臨被人殺而食之的危險。一個叫羅嘉福的官員，被派往山西襄辦賑務，行之中途，其原本隨行的兒子忽然不見，找來找去，最後才知道「已為人所食矣」。還有一個叫黃貽楫的官員，在河南襄辦賑事，一次偶出暗訪情況，即遭綁架，綁架者撕脫其衣就要割肉，他極力地申明身份，並且出示所帶著的文券來證明，經過好一番折騰，才算得釋。值得說明的是，像上述事情，絕不是捕風捉影的無根游談，而是士大夫輩在其或是文章或是日記中嚴肅記載下來的。

直隸的饑荒情況也頗為慘重。該省南皮籍的官員張之洞，在光緒五年（1879年）秋向朝廷的奏報中述及該省災情，說保定、河間一帶，「大率一村十家，其經年不見穀食（只以樹葉、野菜類充饑）者，十室而五；流亡轉蓰者，十室而三。逃荒乞丐充塞運河、官道之旁，倒斃滿路」。

在這次大饑荒中，災區死亡的總人數不下一千萬，而僅山西一省，就達500萬之多，甚至有說這還只是1877至1878年冬季的數字，而當時該省的總人口也只有大約1600萬人，按餓死500萬計，差不多就損失掉三分之一。饑荒嚴重的地方，整家整家地餓死，而一村一鄉之中死多活少，這種情況比比皆是。可真是 「萬戶蕭肅鬼唱歌」，一幅多麼慘不忍睹的饑荒圖！

既然是自然災害，當然要注意造成災荒的自然因素。就華北所處的地理區位而言，旱災尤為突出，所謂「十年九旱」，在當地習成熟諺。不過，像光緒初年的這種特大旱災，當然也不會常見，其發生，該有特殊氣候背景條件的原因。

有專家研究揭示，當時就有全球氣候異常的背景，出現強厄爾尼諾現象（指東太平洋赤道地區海水變暖的現象），亞洲地區的季風顯著減弱，使季風雨帶的推進過程和降水特徵發生變異，造成了我國北方地區出現了嚴重乾旱。

當然，還需要結合華北地區自然地理的具體情況來看。自然地理學上的「華北」地區，南緣在秦嶺、伏牛山、淮河一線，西界為黃河青銅峽至烏鞘嶺再至洮河、白龍江一帶，東及於渤海、黃海，北側則與內蒙和東北兩區（當然不是按行政區劃線，而是按一定的氣候特徵標準）相接。

其平原貫通直隸、山東、河南等省，土壤主要是褐土、潮土等；高原（主要在山西）則屬被黃土廣泛覆蓋的山地型高原，內部原面破碎高低起伏較大，地貌類型多樣。該區年降水量較少而主要又集中在夏季，地表徑流和地下水位都與汛期降水情況密切關聯。而大多地域對降水多少的適應能力又很差，同治朝後期一度在直隸做總督的曾國藩就說，該省土地貧瘠，災害多發，「暫晴已旱，一雨輒潦（就澇）」，簡直使人「一籌莫展」。光緒初年的大旱之期，華北地區既然降水量奇少，河渠和地下水儲條件自然就都極差，何況當時在這方面開發、利用的能力上本來就很低，防範和抵禦災害的自然基礎條件十分不好。

總之，從自然因素方面看，對於削減當時的旱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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