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發現」才能寫出好作文
有研究「發現」才能寫出好作文
如果說觀察和體悟是從感覺和知覺層面去獲得「發現」，那麼，研究就是從理性層面去獲得「發現」。胡立根老師認為高中寫作須進入到一種研究的過程，絕不能僅僅關在房子里構思文章，首先要做的是收集材料，深入調查研究，從中發現問題，形成感悟、產生情感，得出結論。寫作的過程，就是向別人捧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的過程。在這裡胡立根老師所講的「向別人捧出的研究成果」其實就是理性研究發現的成果，基於研究的文章應該是我們理性發現的成果。
事實上無數作家、學者所撰寫的著作、文章多是從研究中獲得「發現」的結晶。馬克思的《資本論》發現並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同時也使唯物史觀得到了科學的驗證和進一步的豐富發展。而這些偉大的發現是馬克思研究的結果，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時曾閱讀過1500多種書籍。凡是和寫《資本論》有關的問題，如地租、農業化學、實用工藝學、實用經濟學等他都研究過，並做了大量的筆記。魯迅先生撰寫《中國小說史略》，發現了中國古代小說發生、發展、演變過程，始於神話與傳說，迄於清末譴責小說。為此他翻閱過很多資料，僅輯錄《小說舊聞鈔》就用了90餘種材料，1500多卷古書，且都是一字一句地手抄而成的。福樓拜寫《布法爾與白居謝》，研究閱讀了1500多冊參考書：化學、醫學、農學，他都去閱讀研究，筆記的卷宗竟然有八尺高。普希金寫《甲必丹之女》，除了到卡山、辛比爾斯克、奧倫堡等各個城市和烏拉爾草原旅行調查外，還在政府機關內看了不少關於普格喬夫叛變的檔案。列夫·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參考了700多種歷史著作。
這樣的經典案例不勝枚舉，著名作家與學者，寫小說，寫論文、論著均有深入的研究，所以有獨特的發現。發現基於研究，研究佐證著發現，加之高超的語言駕馭能力，從而造就經典文本。
看看我們中學學過的文章《咬文嚼字》，朱光潛先生一定是先發現，現實閱讀和寫作中有些人不願意字斟句酌，以致閱讀時會誤讀一些優秀作品的意思，寫作時詞不達意，還盲目反對咬文嚼字。朱光潛還通過自己閱讀研究發現文字與思想感情有密切的關係。
如：
你是沒有骨氣的文人!
你這沒有骨氣的文人!
在這裡「是」和「這」一字之差，情感差別巨大。
「這」是堅決的判斷，把必須有的附帶語省略。表現強烈的情感。「是」表示單純的敘述語，沒有更多意義，不帶情感的判斷。他還發現，善用文字的聯想意義可使文章意蘊不同，如「煙」意聯想到「一川煙草」、「藍田日暖玉生煙」等等。但不善用聯想意義又會產生濫調和套語，美女就是柳腰桃面，風景就春花秋月等等。
看看林庚先生的《說木葉》。林先生髮現「木葉」為古代詩人所鍾愛，為什麼愛用「木葉」不愛用樹葉？「木」比「樹」更顯得單純，葉落樹榦。「木」不但讓我們容易想起樹榦，而且還會帶來「木」所暗示的顏色，它可能是透著黃色，而且在觸覺上它可能是乾燥的而不是濕潤的。而「樹」給人的感覺是枝葉繁茂，碧綠濕潤。所以，木葉易讓人聯想離人的嘆息，遊子的漂泊等。
再看看錢鍾書的《談中國詩》。他通過中西方詩歌比較發現中國詩相對西方詩歌，篇幅短小，富於暗示性，「言有盡而意無窮」。「中國詩用疑問語氣做結束的」，比「西洋的任何一詩來得多」，例如拉丁詩里有個「何處是」的公式，在中國詩里應用得最多。發現中國詩「筆力輕淡，詞氣安和」。對於叫囂和吶喊素來視為低品，社交詩特別多，宗教詩幾乎沒有。
可見，經典作品的寫作過程就是研究、發現，再研究、再發現，不斷循環，螺旋上升的過程。研究而後有獨特發現，基於自己的發現撰寫文章。這是寫作的重要規律，也是問題研究、科學研究都需要遵循的規律。作文教學就需要充分尊重並引導學生掌握這一寫作規律。研究的廣度與深度決定發現的視域與高度，而發現的視域與高度決定文本的價值。
如今，很多文章粗製濫造，毫無價值，究其因恐怕就是沒有研究，沒有發現，作品不是真誠的向讀者捧出自己的研究與「發現」，而是東拼西湊，嘩眾取寵、沽名釣譽、欺世盜名。這不僅關涉作文教學而且關涉人的品格，研究能力，科研水平乃至民族創新能力和民族未來。
沒有觀察體驗感悟，沒有發現，好作家也難以寫出成功的作品。我國現代著名作家老舍一生成功之作，主要寫的是北京的生活。他在《三年寫作自序》中說：「我生在北平，那裡的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兒茶的吆喝聲音，我全都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張彩色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的描畫它。它是一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他還說：「我以為寫小說最保險的方法是知道了全海，再寫一島……積了十幾年對洋車夫的生活觀察，我才寫出了《駱駝祥子》啊！」老舍先生對北京市民的生活有充分的觀察和體驗並有自己的獨特發現，而這些觀察、體驗和發現保證了他能寫出《駱駝祥子》、《四世同堂》這樣成功的作品。相反，老舍在抗戰時期寫的長篇小說《火葬》卻是一部失敗的作品。老舍先生事後總結說《火葬》想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懦弱恰好是自取滅亡。可是，美好的願望也不能挽救它的失敗。老舍說：「我對戰爭知道的太少，我的一點感情像浮在水上面的一滴油，蕩來蕩去，始終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想多方面地去寫戰爭，可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可見，《火葬》失敗的原因主要是對戰爭生活缺乏直接的觀察和體驗更沒有自己的獨特發現。
俄國作家契訶夫在創作生涯中也發生過與老舍類似的情形。他非常熟悉俄國小市民的生活，這個圈子裡的人們在他的腦子裡「排成了隊，紛紛要求出世。」因而，他許多描寫小市民生活的短篇成了人類藝術的珍寶。然而，他的晚年之作《未婚妻》，卻成了一部失敗的作品。因為《未婚妻》是描寫女革命家的生活，但契訶夫對這種生活缺少感知和體驗，只能憑想當然的去創作，結果違反了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把一個耽於幻想的小資產階級女性寫成了女革命家。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使契訶夫感觸頗深，他在《給兄弟的信》中說：「別胡謅自己沒有經歷過的痛苦，別硬畫自己沒有見過的畫，因為扯謊在小說里比在談話里還要乏味得多。」
所以，沒有對生活的觀察和體驗，沒有研究就沒有發現，沒有獨特的發現偉大的作家也寫不出成功的作品來。
國外發達國家的作文教學是始終與研究相伴隨的。在美國，學生寫作需利用很長的時間去開展一系列的研究活動：選題、通過瀏覽書籍和其他信息資源去收集材料、分析歸納、得出結論、驗證結論等等，最後才能下筆成文。即使寫一個人物，學生也慣於去觀察，得出第一手的材料才去寫作。如寫《我的父親》，美國教師要求一周內交稿，要求孩子們去採訪父母親、親戚、鄰居和父母的同事，要求孩子們從多側面、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父親，一篇生動而深刻的調查報告或紀實文學就這樣完成了。因此，他們的作文要求廣泛的搜集整理，在佔有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形成學生自己的觀點，即使在小學，其寫作過程，也非常重視研究過程。黃全愈在其《素質教育在美國》舉過一個例子：其兒子在美國讀小學，剛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就從學校圖書館帶回來十幾本參考資料，做關於藍鯨的研究。最後竟寫成了三頁紙的研究論文。
正因為這樣，他們連小學生的作文題也是指向研究的：「我心目中的美國」「我怎麼看人類文化」「中國的昨天和今天」「你認為誰對二次世界大戰負有責任」。即使高考作文題目也是如此，如美國西北大學作文題：「有種理論認為：偉大的領袖人物都是由他們所處的具體的時代創造產生的。照你的看法，偉大人物的產生，是由於所處的環境，還是由於個人的特質？試舉出一位人物來支持你的觀點。」美國如此，法國也如此，如法國文科題：感知能力是否可以來自教育? 對於活體的科學認知是否可能?評述薩特《倫理學筆記》中的一段文字。理科題：藝術是否改變我們的現實意識?演示是不是確認現實的唯一手段?亞洲的新加坡也如此。這些作文題都強調學生自己探索問題，解決問題，獲得結論，都是要求學生捧出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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