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戰爭大片「點睛」

來源：解放軍報 作者：賈秀琰

八一電影製片廠是一家具有綜合片種生產能力的電影廠，65年來除了出品過廣受觀眾們喜愛的逾2700部軍事題材故事片、電視劇、軍事教育片、新聞紀錄片、國防科研片和美術片，還譯制了大量國外進口故事片和軍教片。從1970年的第一部對白譯製片《翠堤春曉》到1998年第一部數字立體聲對白譯製片《拯救大兵瑞恩》，再到2014年第一部全景聲對白譯製片《銀河護衛隊》、2016年備受矚目的李安導演軍事題材影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2017年深受觀眾喜愛的《摔跤吧，爸爸》、2017年9月1日上映的戰爭大片《敦刻爾克》，47年間，八一廠共譯制了200餘部故事片、40餘部軍教片。其中《阿甘正傳》《拯救大兵瑞恩》《U-571》和《珍珠港》獲得中國電影華表獎和金雞獎優秀譯製片獎。將優秀的軍事題材進口影片譯製成中文對白和字幕介紹給中國觀眾，八一廠有著顯明的優勢和特色。

我自2008年開始從事電影翻譯工作，至今翻譯了60餘部院線進口片、200集動畫片，令我印象最深、感覺難度最大的還是兩部戰爭大片——《敦刻爾克》和《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這兩部承載反思精神且格調深沉的電影，分別出自世界級大導演克里斯托弗·諾蘭和李安之手，有著真實的歷史和現實背景，需要譯者對故事發生的年代和生活有周詳的認知和理解。

傅雷先生曾提出「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他所言神似之法，首先在於體會原著。創作者從醞釀、啟筆到完成，人物、性格、情節、主題已渾然成形，而譯者，要通過對文字或台詞的拿捏和控制，把作品的思想、感情、氣氛和情調傳遞給讀者或觀眾。在《敦刻爾克》中，諾蘭同時擔任製片人、導演和編劇，因此，理解諾蘭就成為把握電影整體風格的前提和基礎。我參考了7月初刊發在英國《每日電訊報》上諾蘭撰寫的文章，以及約書亞·萊文《敦刻爾克：電影背後的故事》的英文原著。這兩個材料里提到了關於劇情方面的幾個關鍵點：一是諾蘭從小就聽著相關的故事長大，在寫成電影劇本時他除了自己的妻子沒有告訴過任何人；二是多年前諾蘭曾和友人乘坐一艘小船前往敦刻爾克，穿越英吉利海峽的經歷讓他覺得十分恐懼，離開敦刻爾克時，他心中懷有無比的敬意：「我崇敬的，不是那些童話般的故事版本，而是真實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三是諾蘭的妻子推薦他讀親歷者口述《敦刻爾克被遺忘的聲音》，該書作者、歷史學家約書亞·萊文成了本片的歷史顧問；四是敦刻爾克大撤退「既有秩序，也存在混亂；既有崇高，也不乏懦弱，這個故事說的是如何活下來，我想通過具體的人物帶領你們體驗整個事件。」這四點奠定了影片客觀冷靜的整體基調，同時又帶有諾蘭個人深切的家國情懷。我還參考了諾蘭特意指出的《敦刻爾克被遺忘的聲音》，從親歷者的口述中可以辨別出角色類型的語氣和他們面對生死時的態度，再結合影片劇情，便可以如此區分：士兵的台詞相對簡單，飛行員的台詞全部是戰鬥術語，沒有閑聊和插科打諢，救援父子的台詞比較口語化，而軍官的台詞則需要把握尺度，通過遣詞造句來提升影片的精神氣質。

諾蘭被粉絲贊為「諾神」，無論是早期的《跟隨》《記憶碎片》《致命魔術》，還是近些年的《蝙蝠俠》《盜夢空間》《星際穿越》，都堪稱名留影史的經典之作。而《敦刻爾克》對於身為英國人的諾蘭來說更是意義非凡，諾蘭曾說道：「敦刻爾克故事中最打動我的是當戰士們獲救回到英國的時候，他們感到羞恥，覺得讓祖國人民失望了，但他們卻驚訝而激動地發現人民把他們當作英雄一樣歡迎愛戴，他們不知道是為什麼，這時我讓他們讀起了報紙上丘吉爾的演講，我們沒有像傳統電影那樣切出丘吉爾在下議院演講的畫面，而是讓他們從報紙上得知了這一切。」諾蘭提到的這一幕，是影片的結尾部分，於是這段從主人公湯米口中念出的、歷史上著名的丘吉爾就「敦刻爾克大撤退」發表的講話，便成為影片的精神力量所在，這段話的翻譯水平直接決定著影片是否能傳遞給觀眾足夠的藝術性和思想性。雖然最後這段丘吉爾講話有多種譯文，但從藝術角度來看欠缺很多，多數不甚通順、不甚準確，更無法與台詞對位，我對其進行了重譯。如：「我們很感恩我們的軍隊完成了這次大逃亡，但要認清法國和比利時發生的情況，是一場巨大的軍事災難，我們必須時刻準備著另一次襲擊的來臨。」影片台詞量不多，既簡潔又有深度，沒有水詞和過場話，凡是主要角色說出來的，一定是有分量、有意義的，再加上影片畫面所呈現的冷峻格調，因此台詞腔調應是高冷雅緻而富有詩意。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是根據本·方登的同名小說改編的，因此原版小說就成為譯者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同時，這部電影也是取材於真實的伊拉克戰爭，譯者也要對這一現實背景和國際形勢有所了解。《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和《敦刻爾克》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台詞量很大，要超出後者兩倍，可以說是對白撐起了整部電影的劇情。而且李安導演的電影往往帶有強烈的文化色彩，以平靜、低調、剋制的敘事風格來強調一種禁錮和掙脫，他的作品一直在探討人性深處的理智與情感，主人公的一言一行圍繞著信仰與理性、現實與人性糾結纏繞。這就意味著即便台詞量大，但仍然極度考究，在群戲中，每個人物都有著屬於自己的語言特色。傅雷先生曾對自己的譯文提出這樣的要求：「行文流暢、用字豐富、色彩變化。」我認為就電影而言，「行文流暢」主要是指角色在說大段台詞時觀眾可以聽（看）出邏輯性，從而聽（看）懂台詞要表達的意思；角色與角色進行有深度的對話時，觀眾可以明白兩人對話的目的和內容。「用字豐富」主要是指在台詞密集的情況下，要善於遣詞造句，有意識地選用同義詞，使對白不重複並根據情緒變化選用合適的同義詞。「色彩變化」主要是指把主要人物進行角色化區分，語言風格根據人物性格來制定，而不是千人一面。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里主要分四類角色，一是正直威嚴的上士戴姆，二是詩意浪漫的上士蘑菇，三是唯利是圖的商人，四是風格各異的戰士們包括主角林恩。林恩後期語言風格傾向於戴姆和蘑菇的綜合體，是因為他在矛盾糾葛中理清了自己的心緒，從而使內心的認知發生了變化。這些人物的語言風格要在整部電影中保持一貫性，若是誰的風格突然發生改變，那觀眾能夠清晰地感受到和注意到變化的深層原因。李安在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時，研讀了印度教哲學。他曾說電影的拍攝過程，是他探尋人生「信仰」的旅程，也是一次精神飛躍和內心堅定的過程。在《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中，仍舊可以窺見他有意延續了上一部電影的信仰內容。結尾處，林恩在意識中和蘑菇進行了一次對話，但其實這場對話是林恩對軍人自我價值的肯定，也是影片最終的精神所在。「你我是一國的小哥倆，林恩。離開故土才能茁壯成長，也可能客死他鄉。你扛起重任的時候到了，但別忘了，那一槍已經開了。」對話完畢，林恩恍然開悟，流下了眼淚。因此，這段對白的中譯文除了需要將潛在含義表達充分，還必須充滿感情，富有感染力，同時具有像蘑菇那種充滿哲思和文藝氣息的語言風格。

電影翻譯的獨特之處在於要受到口型和語言長度的限制，即便是字幕版也絕對不可以超出原對白長度太多。並且隨著觀眾英語水平的提高，若是為了中文對話方便而顛倒對白位置，造成英語台詞和中文台詞無法對位，會使得觀眾觀影不適。同時，譯製片具有瞬時性、無注性、聆聽性的特點，翻譯出的台詞必須使觀眾能在影院的有限台詞時間內聽懂、看懂。因此，這就需要譯者投入更多智慧，對台詞字斟句酌。而軍事題材電影更是有著獨特而永恆的魅力，往往會引發觀眾對戰爭的反思、對和平的嚮往。將此類影片譯介到國內時，譯者必須兼具對待軍事術語、史料、事實的嚴謹態度和較高的文學藝術修養。翻譯電影是一項艱苦而富有挑戰性的工作，猶如為影片點染上明亮有神的眼睛，影片的靈魂、氣質、思想皆由此而生，譯者的尊嚴和價值也正在於此。

李健吾在《翻譯筆談》中說：「最好的翻譯總是通過了譯者個人的存在而凝成果實的，在凝的時候，首先要結合著愛。」在遇到困難、面臨爭議的時候，我常以傅雷先生送給年輕譯者的一句話來鼓勵自己：「真正愛好，定能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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