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豬肉為何飽含抗生素？養過豬土地為何富含砷？原因在這裡

最近，麥當勞宣布全球停用含HPCIA抗生素雞但不包含中國的消息時，引起了中國網友的不滿，認為麥當勞歧視中國。而近日浙江湖州私埋死豬事件再次引發關注，尤其這批被私自掩埋的死豬來自於2013年，這不得不讓人想起2013年黃浦江漂豬事件。

早在2013年，上海黃浦江連續出現死豬，後來衛生防疫部門追查發現，死豬來自於浙江嘉興，這件事引發了輿論的狂潮，更引起了公眾對食品安全和環境污染的關注。我們也在關注這件事情。

我們查資料發現，一個中美合作的研究小組對北京、嘉興和福建莆田三個萬頭養豬場所做的研究表明，一些養豬場的藥物和添加劑濫用，導致了嚴重的環境污染。抗生素污染和砷污染就這樣浮現在公眾面前。

中國農業科學院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胡定寰表示，添加砷並不一定是養豬場的問題，更多的是飼料廠的問題，他說幾乎所有的飼料廠都往豬飼料里加砷，目的是為了豬的樣子更好看。砷等添加劑的大量使用是現代化養豬業防病的需要，原因是大量引進洋豬難以適應環境需提前預防。

胡定寰說，按照傳統農業的思路，一畝地一年只能消化一頭豬的糞便，但現代化養豬屬於工廠化的行為，大量豬糞無法處理對環境造成了嚴重污染，而砷等添加劑並不能被豬完全消化，大多被排出體外，含砷豬糞在一些地方被製成有機肥，長期施用後對土地形成更嚴重污染，易被植物吸收，隨後又上了餐桌。

養豬場周邊驚現砷污染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2016年的生豬出欄量為6.8億頭，而在四年前的2012年，全年生豬存欄量為4.75億頭，出欄量為6.96億頭。中國保健養豬網的資料顯示，中國的生豬存欄數、出欄數和豬肉產量，已經連續20多年位居全球第一，甚至多年豬肉產量超過世界總產量的一半。

如果養豬場的污染僅僅是豬糞和豬尿的氣味污染，也許還是一個小問題。但問題是，中國飼養了全球一半的豬，而在工業化的大規模養殖的背後，是巨量的抗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濫用，經過豬的消化系統以後，以糞便的形式排放在環境中。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在2013年1月26日發表的一篇研究報告顯示，研究人員在位於北京、浙江嘉興和福建莆田的三個萬頭養豬場糞便及周邊受其影響的土地里，共檢出近150種耐葯基因，而且還檢出富集的「砷」等微量元素。

研究人員先在三家大型養豬場對豬的糞便進行了取樣，然後到豬場附近的土壤里採集了樣本。作為對照，他們在福建莆田的原始森林裡採集了土壤樣本，還採集了美國未經餵食抗生素的豬的糞便樣本。

在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實驗室里檢測後，研究人員找到了149個耐葯基因，這些基因的出現頻率比對照高出192倍到28000倍，大量的轉座酶幫助這些耐葯基因從一個細菌轉移到另一個細菌，而這些耐葯基因傾向於聚集在一起，在成團的細菌間轉移，在樣本中檢出了砷、銅和四環素等物質加強了這一進程。

調查報告顯示，儘管三家農場的地理位置相距超過2000公里，堆肥技術和抗生素劑量以及耐抗生素基因蓄積的狀況都極為相似。研究人員認為，此結果說明相似的耐藥性基因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使用類似管理手段的國家存在。

2013年3月15日，記者聯繫上該文的第一作者，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朱永官，他表示自己只做科研，不接受採訪，具體情況讓記者自己察看已發表的文章。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胡定寰表示，在土壤里發現耐葯基因和砷等微量元素的問題並不是新問題，他早在十年前就已經關注過類似的問題，且已經在相關的未公開文章里對這些問題做過論述，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豬本身是不會污染的」，胡定寰說，中國的傳統養殖方式是三頭豬八畝地的小生產方式，豬糞被用來肥地，本身不會構成任何污染，一個村莊里即使有個100頭豬的養豬場，糞便也還可以處理。最近二三十年來，萬頭養豬場的不斷湧現，造成的糞便污染便會成為問題。

胡定寰說，國外有相對成熟技術的國家，一般會在相應的大型養豬場附近建立工廠，將豬糞變成肥料，能夠解決問題；但中國缺乏相關的糞便處理技術和設備，更缺乏規範養豬場排放的國家標準；更嚴重的是，目前中國的豬糞污染最主要的是富含抗生素、重金屬和砷等微量元素，這些物質經過長期累積之後富集到植物上，對人體健康構成危害。

華南農業大學和廣東省獸葯研製與安全評價重點實驗室王付民、陳杖榴等人對廣東省長期使用阿散酸作為飼料添加劑的15個大型豬場的周圍環境及農田進行的調查表明，豬場內長期施用豬糞為肥料的甘薯根內的總砷含量已為國家規定最高檢出限0.5毫克/千克的3-6倍，甘薯地的砷含量遠遠大於自然界最高砷含量背景值15毫克/千克的2至4倍。

該調查還顯示，絕大多數豬場魚塘水的砷含量已經超過0.05毫克/升的漁業水質標準，魚的脂肪、腦的總砷含量遠遠超標，約為肌肉組織中總砷含量的3-4倍；豬場排污口附近的土壤，砷污染範圍介於200米到500米之間，其中距離排污口5米到50米的土壤，砷含量遠超自然界的砷含量的最高背景值15毫克/千克。

該研究還顯示，被調查的養豬場附近的稻田土壤中砷含量的範圍介於14.52-22.32毫克/千克之間，平均值為18.65毫克/千克，已經超過自然界水田最高背景值15毫克/千克，超過未施用豬糞的稻田土壤砷含量的2.2倍。調查中已有5塊稻田砷含量超過20毫克/千克，最高砷含量達到22.32毫克/千克，而當土壤中的砷含量達到25毫克/千克時，水稻減產10%。

王付民等研究人員估計，2004年全國有機胂飼料添加劑使用總量為2萬噸，按照30%的含砷量計算，有6000噸砷完全進入了農田，全國有大約18萬公頃農田超過自然界砷的最高背景值。研究人員警告：「這些砷隨著糞便進入農田，可以預計在有限的時間內，必將危害水稻的生長，進而影響人類的食品安全。」

砷物質主要來自飼料

「砷是飼料廠添加的，不一定是養豬場的問題。」胡定寰表示，在飼料中加砷是飼料行業中普遍存在的問題，「目的是讓豬長得更好看」。資料顯示，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最早於1964年允許有機砷製劑應用於雞飼料，1983年正式批准用於豬、雞的促生長劑，中國農業部1996年批准了砷製劑的使用。

資料顯示，砷屬於第四周期的類金屬，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元素，其在地殼中排列第20位，海水中排列第14位，人體中排列第12位，地球富含砷約1.5-3毫克/千克。但在動物營養學中，砷即是動物必須的微量元素，也是有毒有害的元素。

中國農業科學院上海獸醫研究所的王米、薛飛群等人在一篇公開發表的論文中介紹，雞、山羊、小型豬、鼠的實驗證明，缺砷生長緩慢，損害繁殖性能，一些砷化合物對動物具有明顯的生長促進作用。目前常用的含砷添加劑，有阿散酸和洛克沙胂兩種。

上述王米等人的論文顯示，阿散酸對養豬業有重要意義。「日糧中添加阿散酸能控制仔豬腹瀉，提高生產性能；提高肥育豬生長速度，降低料肉比」，「日糧中添加60mg/kg阿散酸增強生長豬的消化能力，提高幹物質、有機物質和粗蛋白質的消化率，提高能量利用率，且各種氨基酸的利用率也得到相應的改善」。

上述論文顯示，添加阿散酸對豬消化道腸壁組織能更好地吸收營養物質也產生了較好的促進作用，其能促進蛋白質脂肪的同化作用和有效抑制大腸桿菌和沙門氏菌等腸道微生物，還能改進有機體色素的形成，使動物皮膚紅潤、毛光亮。

科研人員認為，單質的砷幾近無毒，砷的氧化物及其鹽類絕大部分屬於劇毒類化合物，無機砷毒性大於有機砷，三價砷化合物毒性大於五價砷化合物。而阿散酸進入有機體後，五價砷先被還原成三價砷，在酶的作用下進一步甲基化和二甲基化，最終代謝成甲胂酸排出體外，從而對環境構成污染。

據生物谷數據中心的資料，甲胂酸對環境有嚴重危害，易溶於水和乙醇，對水體可造成污染，不溶於乙醚；遇明火具有高熱可燃性，在農業上主要用作殺菌劑、除草劑。該品有刺激性和致敏性，人體甲胂酸中毒，有咽喉腫痛、腹痛、吐瀉等；慢性中毒癥狀有身體酸痛、眼瞼腫脹、腹瀉、噁心、嘔吐、肝腫大、周圍神經炎、剝脫性皮炎等癥狀。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出版的《砷的環境衛生標準》中指出，長期接觸含砷化合物對許多器官系統都有毒副作用，有機砷突出表現為中樞神經系統失調，使腦病和視神經微縮的發病率升高。研究表明，有機砷雖然無急性毒性，但長期使用或者過量添加會引起動物組織器官崩潰，同時抑制多種組織酶的活動；不同砷化合物的藥理和毒理作用本質上是相同的，砷能殺滅細菌和寄生蟲，對宿主同樣也有毒害作用。

王米的文章顯示，砷對各種動物均有毒性，主要以化合物的形式經消化道和呼吸道進入體內，主要分布在腎、肝、脾等內臟，慢性中毒時主要蓄積於骨骼；砷沉澱量較小，大部分迅速從尿中排出。有機砷可使動物中樞神經系統失調，使腦病和視神經微縮的發病率升高。

在飼料中過量添加阿散酸，導致豬死亡的事件時有發生，1999年浙江武義縣發生仔豬慢性阿散酸蓄積中毒；2003年福建漳州市郊自配料有機砷中毒導致仔豬應激性死亡；2005年陝西一規模化養豬場在生長育肥豬全價料中添加0.2%的阿散酸導致中毒。

胡定寰說，現在養豬戶或養豬場自行添加含砷製劑的少了，主要是飼料廠按照國家規定的量在添加，儘管對豬的生長不產生危害，但是經過豬消化以後，在環境中蓄積而構成污染。

養豬業為何要加抗生素和砷？

養豬業為何要添加含砷製劑以及抗生素、重金屬銅呢？胡定寰說，是養豬業規模化、工業化大生產的需要，主要的目的是要防病和促進生長，提高肉料比。而其學生、農科院管理學博士孫洪波2012年提交的博士論文則進一步深究根源，歸結為市場中的機會主義。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1949年到2012年，全國生豬存欄量從5775萬頭增加到4.75億頭，生豬出欄量從6454萬頭增加到6.96億頭。而養豬場也朝大型化發展——1998年，全國生豬出欄只有23.2%由飼養規模在50頭以上的大規模農場提供，2006年大規模農場出欄的生豬首次超過了小規模農戶，佔到了52.03%，2008年該比例繼續增加到78.6%。

在生豬養殖規模擴張的同時，政府主導的豬種改良也正在迅速進行。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向蘇聯、東歐等國出口的豬肉因脂肪比例高而被退貨，1964年農業部、外貿部、浙江省、湖北省和廣東省分別從英國、瑞典、法國和荷蘭等國引進長白豬，先在一些國營農場繁育後再出口基地推廣。70年代初，人們發現國外瘦肉型豬的生長時間短、飼料轉換率高，有助於節約糧食，政府開始提倡引進瘦肉型豬種，並逐步確立母豬地方良種化、公豬外來良種化和肥豬雜交一體化的「瘦肉型豬的繁育和推廣體系」。

但真正讓本土豬失去市場的是70年代末期中國消費意識的轉型，攝入動物脂肪會提高心血管疾病發病率的說法開始在中國普及，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消費群體減少食用肥豬肉，屠宰場對瘦肉型豬和傳統肥豬實行兩種收購價格，政府的投資也趨向於瘦肉型豬的發展，傳統脂肪型豬逐漸失去了市場。

2005年農業部制定《全國蓄禽良種工程建設「十一五」規劃（2006-2010年）》的時候，國內生豬育種體系還沒有建立，種豬場必須不斷從國外引種，中國陷入「引種——擴繁——退化——引種」的局面。而每一次退化之後就發現，豬對環境的適應性下降，抵抗力下降，只能大量餵食抗生素和含砷、硫酸銅的添加劑，讓豬能迅速達到出欄標準。中國養豬業由此迅速陷入惡性循環。

但一些中國企業善於把壞事宣傳成好事。南方某集團2008年從美國引進2130頭種豬，並花費70萬美元為種豬包下大型波音747-400型貨機，聲稱這些豬60%以上都是美國「冠軍豬」的後代，有望成為中國高品質豬肉的代表。2010年8月，江西一企業如法炮製，從加拿大引進666頭種豬並以此為噱頭進行宣傳。這些養豬企業，以誇張的形式進行宣傳後，其豬肉在國內以高價售出。

其實，正因為這種商業模式的存在，從國外進口豬種到國內繁育飼養，本身就成了一個暴利行業。2006年，中國種豬信息網曾經對種豬進口的利潤做過調查研究，發現進口種豬是一項暴利行為，「對於國內種豬企業來說，與其培育自己的種豬」，還不如「到國外引入優良品種在國內銷售」。

孫洪波還發現，從1991年到2009年的19年時間裡，美國、加拿大、丹麥、英國、法國、瑞典分別以16758頭、11980頭、4947頭、2580頭、2408頭、473頭列中國進口種豬國家的前六位，總金額分別是2587萬美元、1571.8萬美元、964.3萬美元、536.5萬美元、360.6萬美元和74.4萬美元，單價也達到每頭1544美元、1312美元、1949美元、2079美元、2408美元、1498美元和1573美元，按照當時的匯率，每頭種豬一萬元以上。

「在大量引進國外豬種的同時，也把一些國內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疾病帶到了中國。」孫洪波統計，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新發現豬傳染病27種，包括豬繁殖與呼吸障礙綜合症、圓環病毒2型、副豬嗜血桿菌病、豬附紅細胞體病、豬細小病毒病等。有代表性的生豬流行病有2005年的四川豬鏈球菌、2006到2007年被廣泛稱為「豬藍耳病」的高熱病和2009年的豬流感，每次都給養豬戶造成了很大損失，甚至還危及人的生命。

孫洪波認為，不管是從氣候、通風還有衛生條件來看，中國養豬場和歐美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直接從國外進口、以現代化大養豬場為目標的豬種，難以適應中國的養殖條件，發生各種疾病在所難免，而養豬場為了減少這些豬生病並加快其長大速度，減少經濟損失，在飼料中添加防病抗病的抗生素、促進生長的微量元素和重金屬就勢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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