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三世聶華苓：根在中國大陸，干在台灣地區，枝葉在愛荷華

聶華苓之於1960至1990年代的世界文學，尤其是世界華語文學而言，正是其間當之無愧的「中心」之一。她不僅在自己的講述中呈現了歷史，也通過講述的邏輯與策略為後人提供了一種閱讀歷史的方式。她不僅是「伯樂」，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馬」。只不過日後作為「伯樂」聲名日隆，以至掩過了她的作家本色。她的選擇無獨有偶，乃是一代渡海赴台灣地區知識分子的生動寫照。她的經歷雖然充滿了戲劇性，但她一生的追求卻都是極為樸素的文學與歷史常識。而聶華苓的意義，就在於呈現了一種「常識」的力量與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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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創立50周年

李浴洋 | 文

1967年，聶華苓與其先生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在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的基礎上創辦了「國際寫作計劃」，每年在世界範圍內邀請作家前往，每屆為期4個月，迄今不衰。不同國家、種族與文化立場的作家在這裡相聚，借用聶華苓的話說，他們「交流」而非「交鋒」。在20世紀後半葉充滿對峙與鬥爭的國際關係格局中，「國際寫作計劃」發揮的作用尤為引人關注。

1978年，聶華苓訪問中國大陸。次年，她與安格爾在「國家寫作計劃」中發起了「中國周末」活動，邀請中國大陸作家陸續赴美。「愛荷華的故事」的另一部分，是聶華苓與安格爾的獨到眼光與道義擔當。作為國際性的作家交流平台，「國際寫作計劃」雖然也邀請功成名就的作家參加，但他們所佔的比重其實很低，大部分的名額留給了尚在成長中的年輕作家。日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托尼·莫里森、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與中國作家莫言等，都曾是聶華苓的「座上客」。而幾乎所有中國當代的重要作家，在其嶄露頭角時，便都會進入聶華苓與安格爾的視野並得到她的幫助。因此，聶華苓與安格爾受到了國際文壇的高度評價與普遍尊重。

聶華苓與其先生保羅·安格爾

梁啟超在清華學校講授「歷史研究法」課程時，提出「有許多偉大人物可以作某個時代的政治中心，有許多偉大人物可以作某種學問的思想中心」。而聶華苓之於1960至1990年代的世界文學，尤其是世界華語文學而言，正是其間當之無愧的「中心」之一。

在訪問者眼中，聶華苓曾經「像走在雪地上，極少回顧留下的纖纖足跡」。但在安格爾於1991年猝然離世後，「回憶」卻成為了她主要的表達方式。她的回憶錄《三生三世》《三生影像》《三輩子》與《三生影像（增訂本）》在海峽兩岸相繼推出。2013年，由陳安琪導演的電影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在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公映並在中國大陸一些文化活動中播出後，一個隱含在「愛荷華的故事」背後的「聶華苓的故事」開始廣為人知。

《三生三世聶華苓》

聶華苓的那句「我是一棵樹/根在中國大陸/干在台灣地區/枝葉在愛荷華」不脛而走，成為了世人閱讀其文其人，以及她經歷與見證的20世紀後半葉中國歷史的一條重要線索。在她90歲生日前後，中國大陸的《讀庫》與《中國新聞周刊》先後推出了兩篇人物特寫。無論是前者的《聶華苓敘事》，還是後者的《90歲聶華苓：根在中國大陸，干在台灣地區，枝葉在愛荷華》，便都是循此「三生三世」的邏輯展開的講述。的確，一個世紀的政治滄桑與文學浮沉如此凝練而又戲劇性地集中在一位穿梭於東西方之間的中國女性身上，通過三個異質空間的轉換完成了一部90年的時間敘事，堪稱傳奇。

聶華苓對於自己的故事具有十分自覺的歷史意識。她的首部回憶錄《三生三世》的自序便是《我所知道的一點兒民國史》，而首章首節即是《再生緣》。《聶華苓敘事》的作者開筆從「故國離散」說起，可謂與傳主的自我敘述正相契合。不管「再生」，還是「離散」，都是晚近海外華語文學研究與20世紀知識分子精神史中的重要命題。聶華苓先在地將它們從自己的人生道路中作為關鍵詞提取了出來，但她無意為思想與學術「預流」，而是因為她原本就是歷史中人。她不僅在自己的講述中呈現了歷史，也通過講述的邏輯與策略為後人提供了一種閱讀歷史的方式。

聶華苓的回憶，大多到1991年為止。即便在最新版的回憶錄中，她增訂的內容主要也只是關於此後經歷的圖片，而幾乎沒有任何文字。歷史的大幕已經落下，世紀的長河悄然遠去。作為一位傑出的作家，聶華苓比誰都明白，對於一部志在傳世的作品而言，恰到好處的「留白」遠比「不能自已」的抒發更為重要。

閱讀聶華苓，不應忽略在她外在的活動與內在的人生的接榫之處，除卻一樁樁文學因緣，還有她一部部文學創作。她是創作、翻譯、評論與研究的多面手，其中尤以小說創作與翻譯見長。換言之，她不僅是「伯樂」，自己也是一匹「千里馬」。只不過日後作為「伯樂」聲名日隆，以至掩過了她的作家本色。其實，早在1959年還在《自由中國》雜誌社擔任編輯時，聶華苓就已經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翡翠貓》。次年，她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此後的《桑青與桃紅》更是奠定了她作為華語文學經典作家的地位。繼爾，她又有多部短篇小說集與長篇小說問世。值得一提的是，先於回憶錄的寫作，聶華苓在自己的小說中其實已經援引自己的身世作為文學資源，並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失去的金鈴子》

在《失去的金鈴子》中，聶華苓以自己抗戰時期流寓重慶的經歷為背景，即興點染，書寫了一位少女的隱秘心跡，可以視為一部風格獨特的「成長小說」。而《桑青與桃紅》則通過主人公橫跨30年的故事，呈現了一位中國女性在四個不同時空，作品致力挖掘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同時將易代去國的悲歡離合壓在紙背，是聶華苓的小說中藝術水準最高與先鋒色彩最濃的一部。1980年，這部小說首次在中國大陸出版時，鑒於當時的文化語境與讀者的普遍接受程度，她刪去了其中實驗性質最強的第四部分。而這一部分，正是被評價最高的篇章。白先勇認為聶華苓在其間寫出了「卡夫卡式的夢魘」。不過，1981年中國大陸又出版了小說的全本英文版，這也構成了《桑青與桃紅》在接受史上的一段逸聞。《千山外，水長流》是聶華苓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以兩代主人公在1940年代中國與1980年代美國的故事為線索，討論了「中美之間」在戰爭、人道、倫理與情感等多重層面上展開的可能性，顯而易見的是其中有她對於自己在中美兩國的生活經驗的反省。正因她在多部長篇小說的寫作中已經積累了講述自己人生閱歷的成功技藝，加之她的散文也多以志人志言為主，所以當她開始寫作回憶錄時，也就能很快打開局面。系統地讀聶華苓的小說與人生，當是一個值得認真經營的題目，從中不僅可見出歷史在文學中的表現形態，更可見出文學在歷史中的結構作用。

《桑青與桃紅》

聶華苓在台灣地區與美國的高校中都曾講授寫作課程，熟稔「二戰」以後西方世界的文學潮流，在她的早期創作中，也曾經有意探索透過現代主義技巧敘述「中國故事」。她對於西方文學作品的中譯，也大都圍繞現代主義的取向進行。

正因為具有強烈的中國文化本位意識，聶華苓對於西方經驗的接受也多能以調和中西傳統的方式加以實現；而她對於中國作品的英譯，也就特別能夠見出她的歷史眼光。除去《中國女作家小說選》，她還是《毛澤東詩詞》與《百花齊放文集》的英譯者。後兩者一在美、英、法等國陸續出版，風行一時；一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相關領域的權威選本與譯本。對於二者，聶華苓都做出詳盡注釋，藉以觸摸與考察亦近亦遠的「紅色中國」。

作為作家的聶華苓的成功與影響，可以參見1990年出版的45萬字的《聶華苓研究專集》。試想，倘若現在重編，那麼此書的篇幅恐怕需要擴大不止一倍。因為在這些評論與研究中，還不包括她此後更為著名的一系列回憶錄。

在強調聶華苓的傳奇性的同時，還有兩點需要補充。一是她的選擇無獨有偶，乃是一代渡海赴台灣地區知識分子的生動寫照。她將早年作品結集成為《台灣地區軼事》，有白先勇的《台北人》可以與之在多個向度上交相呼應；她的集大成之作《三生三世（增訂版）》，如果拿齊邦媛的《巨流河》進行對讀，便會發現一番精彩的「交響」與「共鳴」。二是她的經歷雖然充滿了戲劇性，但她一生的追求卻都是極為樸素的文學與歷史常識。而聶華苓的意義，就在於呈現了一種「常識」的力量與氣度。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17年9月13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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