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中國為何慘敗？戰前一位外國人對中國的觀察令所有人沉默

1807年1月，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從倫敦啟程，踏上了前往中國的旅途。轉道紐約時，一位美國商人帶著一絲嘲諷問他：「您真的相信，您能改變偉大的中華帝國的偶像崇拜嗎？」那位虔誠的基督徒答道：「不，先生，是上帝要這樣。」

事實證明，那個古老的東方帝國，是個上帝都會撓頭的地方。馬禮遜很快發現，他要挑戰的不僅僅是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還有一個專制王朝的傲慢與偏見。

二十五年的時間裡，這位西方派往中國的第一位基督新教傳教士，不僅留下了第一部中文版《聖經》和第一部《華英字典》，還留下了大量的書信和日記。這些文字在今天讀來，意味更加深遠。

今天，我們可以跟著這些文字，看到天朝強盛外表下的另一面。

馬禮遜

危險的事業

1782年1月5日，馬禮遜出生於英國北部諾森伯蘭一個簡樸的農家。由於父親是家鄉長老會的長老，馬禮遜自幼便受到熏陶，17歲那年，他開始對傳教事業產生濃厚的興趣，並開始接受語言、醫學、天文、數學、神學等方面的教育。1804年5月，他向倫敦傳教會申請成為傳教士。

新教大規模傳教運動是伴隨歐洲工業文明的曙光興起的，而中國擁有廣袤的土地，眾多的人民和獨特的文明，都對西方教會有著致命的吸引力。1805年，倫敦傳教會決定委派馬禮遜到中國開闢新的教區，馬禮遜欣然接受了任命，並悉心地準備自己的中國之旅。

當時，有人去倫敦大英博物館訪問，常看到這位青年坐在裡面非常用功地看書，書上的方塊字奇特而讓人無法辨識。於是此人忍不住走過去問，這是哪個國家的文字？為什麼要讀它？年輕人回答，這是中文，是一種非常難懂的文字，但就是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推動力」促使他去鑽研。

經過8個月的旅行後，1807年9月8日傍晚，馬禮遜抵達了目的地廣州。岸邊貨船裝卸的喧鬧，河上民船來回穿梭時，船民們的大聲喊叫，都讓他感到極度興奮。

然而，理想很快被現實潑了一盆冷水。負責迎接他的美國領事及英國商人，都不約而同地提醒他，「歐洲人根本不知道要住在中國及請中國老師教授中文有多麼大的困難。」

19世紀初的清朝，執行的依然是雍正時期便開始的閉關鎖國政策，西方傳教活動是被嚴厲禁止的。帝國的統治者們相信，一旦臣民們信奉了洋教異說，清廷的法令就難以實行，政權的合法性便難以維繫。如同乾隆皇帝在《四庫全書總目》序中說那樣，西方宗教「悠亂綱常，莫斯為甚，豈可行於中國哉？」

1805年12月，也就是馬禮遜來華前不久，嘉慶皇帝剛剛重申，廣東省務必禁止一切傳教活動，除了商人以外，一律不準外國人在澳門居留，有內地百姓暗中接應的，應當懲辦。這是「整風飭俗之要務」。

因此，馬禮遜來到中國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隱藏自己的真實意圖。一開始，他試圖從衣著打扮上變得更像中國人，以期待和百姓打成一片，他練慣用筷子吃中國飯，穿中國人的衣服。他按照中國人的姿勢寫漢字，這弄得他兩側肩膀非常疼痛。甚至於，他在頭上掛了一根辮子，並且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把手指甲留得老長——在西方人看來，這是不講衛生的習慣。

但他很快察覺，這實際上是告訴大家，他跟其他外國商人不是一個圈子，於是他又像其他外國人一樣，穿上了白外套。

另一個麻煩隨之而來，正如馬禮遜一開始被告誡的，學習中文是危險的行為。清廷嚴禁中國人教外國人學中文，否則處以極刑。

馬禮遜好不容易聘請了一個中文老師，這個人身上經常帶著毒藥，準備一旦被當地官府發現，隨時服毒自盡。馬禮遜「不得不在晚上學習中文，並將房間的燈光遮蔽，以保護他自己的中文老師」。

就連中文書籍，馬禮遜也是偷偷買來的，有一次，他的男僕和人串通，在買書時詐騙了他30元，馬禮遜明知真相，也只得接受。

令他更為不解的是，他發現自己要教中國人學英文的想法也是錯誤的。他在信中寫道，沒有一個中國人想學英文，只有少數中國商人跟西洋人學會了一些英文商品的名詞，能夠與西方人貿易往來，就以此為滿足了。這似乎源於某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中國人見到我們時稱我們是番鬼，他們認為我們很奇怪，尤其當我坐下來用中文同他們談話，非常好奇，年輕的中國人此時會有意舉止輕浮，表現不敬重我。」

嘉慶皇帝

停滯的帝國

1809年，馬禮遜受聘成為了東印度公司的譯員，從而終於獲得了一個在華居住的合法身份。他在寫給教會的信中心境複雜地說道，這項任命首先可以使他居留在中國，也可以促使學中文，當然也有薪水。但是這項任命不利之處在於，這將佔據他很多時間，從事與傳教無關的事情。不過，作為一個權宜之計，馬禮遜一邊擔任公職，一邊暗中翻譯《聖經》，並向身邊的人們佈道。

成為了譯員，意味著將和更多的官員打交道。中國官員的優越感顯然比普通百姓更強烈，在頻繁地與中國官員開會後，馬禮遜認為「中國官員們極其傲慢、專橫和喧嚷，他們有時三四人同時講話，聲音之大，像是在罵大街」。

由於中國和東印度公司發生了貿易糾紛，1816年7月，英國派出了一個以阿美士德爵士為特使的代表團來華，與北京的宮廷調解。馬禮遜被任命為隨團成員。這使得他有幸得到了一次一睹天顏的機會。8月12日，英國使團船隊抵達了天津，第二天出席了一個盛大的歡迎宴會。馬禮遜注意到，英國特使和傳教士只能坐在非常低的墊子上，而皇帝的隨員則坐在鋪著紅地毯的地上。

雙方隨後就覲見禮儀開始了一場長達八天的談判，英國特使被要求使用中國的三跪九叩大禮。經過長時間的爭論，中方表示不強求這些禮儀了。但是，又催促使團立即動身趕赴北京，英國人走了整整一夜，次日黎明抵達了皇帝所在的圓明園，沒有洗澡，也沒有換衣服，就被領到了大殿門外。

英國人提出，經過了一夜行程，使團已經過於疲勞，要求延遲到第二天會見。於是一位中國大臣進入殿內啟奏皇上，說英國特使病了。皇上恩准其休息，並派了一位御醫來看病。御醫發現英國特使並沒有病，回去如實稟告。這觸怒了嘉慶皇帝，他隨即召開了一次內閣會議，但沒有人敢站出來解釋真相。

嘉慶隨即降旨要求使團立即離開，這次中英談判宣告夭折。後來，皇帝終於發現了事情的真相，革去了相關責任者的官職，但中方沒有就此次事件對英國人做出任何解釋，只是在使團離開中國的當晚，派人贈送給英國人三件禮物，稱為「贈品」，也收受了使團三件禮物作為回禮，稱為「貢品」。

與它的傲慢相比，這個專制政權的執行能力令人生疑。1809年底，馬禮遜在寫給教會的信中提到，整個夏季沿海的中國海盜船不斷在廣東沿海燒殺搶掠，有數千居民被海盜殺害，有時在廣州城的總督府都可以聽到海盜放射土槍的巨響。但是中國官府的水師戰鬥力非常差，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廣州府曾請英國人協助剿滅海盜，英國人表示只要中國總督正式提出請求，他們可以協助，但中國方面卻再也沒有下文了。

另一份相關記載是，1822年10月2日晚上，廣州外國商行以北的一家中國糕餅店突然失火，並蔓延到所有外國商行。破曉前，馬禮遜連忙用中文寫求援信給總督府，要求派人來推倒危險房屋和維持局面，到了凌晨5點鐘，又寫了兩封求援信給中國官員，同時又寫了一封直接送往兩廣總督處，但中國官員竟然無動於衷。火災最終導致數千間房屋和商號被焚毀。事後總督說，他沒有收到馬禮遜的來信。

這個帝國似乎處於全方位的停滯狀態中。在編纂第一部《華英字典》時，馬禮遜在序言中寫到「沒有一個中國政府或士大夫的目的是擴大人們的知識範圍。政府的目的就是……選拔優秀的人才擔任官職，來統治國家。知識的進步、科學的發展等，都不在政府的考慮之內。」

事實上，這個帝國也並不像它表面上這樣自信。據馬禮遜記載，1814年，中國北方發生叛亂，有人危言聳聽地聲稱這是天主教徒煽動的，導致朝廷下令秘密調查澳門天主教與葡萄牙人的動向，還頒布諭旨，禁止百姓閱讀民間小說，因為小說內容常常講述「官府壓迫與百姓反抗的故事」。

鴉片戰爭

權利與義務

或許是因為社會的停滯，在馬禮遜眼中，中國人對現代醫療衛生知識幾乎一無所知，如同他在廣州見到的那樣，在路邊和市場的攤位上，隨處可見擺放著出售不加遮蓋的乾巴巴的蔬菜。當地有一位名醫，看病基本只用一種葯，就是大黃，這位醫生姓王，因此人們都管他叫「大黃王」。當馬禮遜在當地開設了一個診所後的幾個月內，廣州周邊地區數千個病魔纏身的人湧入這裡。

另一種懵懂來自於法律制度上的，1822年，一艘英國兵船的水手與中國海岸上的居民發生了爭鬥，有中國人被殺。總督府要求英方交出兇手，根據中國的法律判處死刑。但英國人否認自己的人在此次事件中有罪。一些中國商人建議英方息事寧人，他們甚至建議英國指揮官，就說他們的船上有兩人失蹤了，這兩個人就是兇手，因此也就沒有引渡可言了。而在英國人看來，這種處理方法即使有效，也是十分荒唐可笑不能採用的。

隨後，馬禮遜參加了對中國政府的談判。他首先承認，在歐洲國家裡，外國人犯了殺人罪，應當受到居住國法法律審判，但是他不認為在中國應當如此，

「對兩個國家，或兩個人而言，雙方都各有權利與義務，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而言，也各有其權利與義務。可是中國人卻不承認國家既有權利，也有義務，他們對外國人的要求是必須絕對地服從中國的法律，在其法律中不給外國人以任何實際的保護……事實上，中國的法律是由坐在公堂上審訊的縣官高興而任意解釋和判決的」。

馬禮遜對中國法律制度的不信任由來已久，1820年末，他寫道，最近東印度公司的船上的一位官員持槍打死了一名中國人，據聞兇手已經潛逃，而中國官員前來調查時，發現船上有人自殺，便認為兇手就是那個自殺者，草草結案，「這種奇怪的法律模式卻絕對有效地執行了。」這場談判以英方的獲勝而告終，兇手最終沒有被交出來，而兩國之間因為此次事件受到影響的貿易往來也恢復了。

這項開「領事裁判權」先河的事件，往往被後人視為傳教士「侵華」的鐵證，但在當時，馬禮遜卻認為這是在中國缺乏完善法律制度下必要的選擇。縱觀馬禮遜一生，他對中國態度的變化是明顯的，在遠赴中國之前，他曾說：「中國人有許多受到較好的教育，見多識廣；他們不會在我們之下，只會超過我們。」而在1824年，當他回國進行公開演講時，這種評價變成了「中國人對落水即將溺斃的人無意去施救。他們虐待家奴和妻妾。中國政府的公堂里，對尚未認罪的男女嚴刑拷打」。

無獨有偶，馬禮遜的好友，1793年曾隨馬嘎爾尼訪華的斯當東也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說：「中國不是開明的君主制，而是在靠棍棒進行恐怖統治的東方專制主義暴政的典型。中國不是富裕的國度，而是一片貧困的土地，不是社會靠農業發展，而是社會停滯於農業。」

在1824年寫給教會的報告中，馬禮遜用耐人尋味的口吻，中國人佔全世界人口總數四分之一，「我們基督教新教教會有責任去照顧他們。」

1826年5月，在英國休息了三年後，馬禮遜重新啟程回到了中國，並在這裡工作到了1834年病逝為止。他被安葬在澳門。

七年之後，鴉片戰爭爆發，文明的嘗試終究被武力侵犯替代。這一年，一敗塗地的中國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擁有80萬軍隊，而進犯中國的英軍只有7000人。

這些蒼白的數據，彷彿都是一個專制王朝的昔年舊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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