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要知道民族文化的河床在哪裡
小說成就的高低，不以創作方法的新、舊而論。但新時期以來，中國小說創作的確存在過「像崇拜神一樣來崇拜新的東西」的現象，先鋒派的某些小說創作就是如此。
作家格非近年曾指出：「中國古典小說的高明與偉大之處是值得我們終生體味的，這些傳統才應該成為我們當代小說創作的真正出發點。」
格非熟稔西方文學，早年曾醉心於先鋒派小說創作，但他近期的小說創作，包括不久前獲茅盾文學獎的《望春風》等，則多染有濃郁的明清小說韻味；格非近年還有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專著《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他之所以深入地研究《金瓶梅》等中國古典小說，旨在為其小說創作提供「中國古典智慧」。因此，格非關於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真正出發點」之論，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或出於淺薄的民族情感，而有著他長期從事小說創作實踐、小說研究而來的深刻體認。
作家格非
這一體認有著非同尋常的當代意義，這不是一般地對中國古典小說偉大創作傳統的肯定，而是高屋建瓴地闡明了中國當代小說作家的小說創作應該如何從大處著筆，這不妨說是對當代小說創作智慧的高度概括。
將中國古典小說的偉大傳統當成當代小說創作的「真正出發點」，這首先是因為，任何作家的小說創作絕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而是在深處體現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一種「道」。這正如別林斯基所說：「無論如何，在任何意義上，文學都是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實。」魯迅認為：「文藝是民族精神所發的火光。」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創作出具有鮮明民族特點和個性的優秀作品，要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非斷言，文化自信決定小說生命。如果漠視自己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則難以創作出超逸凡庸的小說作品。而唯有真正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才能成為真正世界的文學。因此，包括《紅樓夢》在內的中國古典小說，之所以得到古往今來無數讀者的由衷熱愛，至為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它們與中國古代其他無數優秀文學作品一樣，無比豐富地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生動、形象地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有著鮮明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因而在世界文學的宏大格局中擁有自己獨特而崇高的地位。如《水滸傳》對「亂由上作」歷史教訓的總結，《西遊記》所昭示的為著理想蔑視勇斗一切邪惡，無比頑強、樂觀的戰鬥精神，《紅樓夢》對於個性解放的深情吶喊等，都是我們優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使在今天猶有其不朽的思想價值。因此，當代小說作家要認真學習中國古典小說偉大傳統所蘊藏的優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而不是機械地模仿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形式，如此，方能在思想內容上創作出無愧於時代的具有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偉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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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即使從具體的創作方法去觀照，中國古典小說也有其卓特與偉大。格非在《小說是對遺忘的一種反抗》一文中指出，一些被認為西方敘事學裡非常高明的手法實際在中國早就存在了；在《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一書中，他對此也有具體的論述。中國古典小說高明的創作方法，與其深刻的內容結合在一起，無疑有助於當代作家從藝術形式上創作出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偉大作品。例如，中國古典小說創作崇尚「無奇不傳，無傳不奇」的故事情節的傳奇性，擅長白描而「傳神寫照」的人物描寫，就是極富於民族藝術特色的小說創作藝術的兩個至為重要的方面。中國古代小說作家主張小說要寫得好看，要有傳奇性，但同時又不會忘記對社會與人生的深入解讀與批判。就是十分寫實的《紅樓夢》也有相當的傳奇性，它主要通過賈寶玉這塊匪夷所思、卻又無比精彩的「通靈寶玉」的情愛故事，抨擊封建社會上層建築各個重要的方面，彰顯氣魄宏大、無比深刻的現實主義精神。當代作家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勞》等小說無不具有精彩紛呈的傳奇性。莫言「一直強調小說的第一因素是應該好看」，但同時又指出「小說家應該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如其《生死疲勞》就是用章回小說的體制，兼之富有鮮明的民族小說特色的傳奇筆法，通過西門鬧的多次輪迴轉世，對所描寫的1950年到2000年中國農村50年歷史進行「非正面強攻」，直達時代與社會精神生活的深處。批評家李敬澤指出，《生死疲勞》是一部向我們偉大的古典小說傳統致敬的作品，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如果用一般的「正面」的寫法，莫言的很多小說多半只會是比較平庸的故事，也難顯其顯著的民族身份。
莫言
魯迅
以人物描寫論，魯迅的諸多小說創作就深得古典小說「傳神寫照」的寫人之精髓。我們知道《水滸傳》寫李逵的出場文字極為簡括：「不多時，（戴宗）引著一個黑凜凜大漢上樓來。宋江看見，吃了一驚。」李卓吾對「黑凜凜」作眉批曰：「只三字，神形俱現。」魯迅的小說如《阿Q正傳》寫及阿Q因為生計無依只好進城時，就有類似的極為簡潔的描寫，純是白描：「村外多是水田，滿眼是新秧的嫩綠，夾著幾個圓形的活動的黑點，便是耕田的農夫。」宗白華曾指出中國山水畫「簡淡中包具無窮境界」。顯然，魯迅《阿Q正傳》的如上描寫，不但深得中國古典小說寫人藝術「傳神寫照」之妙境，同時也深得中國古代山水繪畫之藝術氣韻，元氣淋漓地體現我們民族獨特的審美心理與審美情趣，因而具有甚為顯著的民族特色。魯迅其他小說的人物描寫也每每著此特點。
當然，如魯迅、莫言等中國現當代小說作家的有關小說創作也汲取了西方小說創作的經驗，但他們主要立足中國，不為西所化，而是化西為中，呈現鮮明的民族風格與民族精神。
不過，當代有些小說作家卻拜倒在西方小說「大師」的旗下，總認為中國古典小說是屬於過去時代的「過時」的藝術。他們的小說創作，刻意模仿西方現代派，言必稱薩特、卡夫卡、博爾赫斯。事實上，列寧早就說過：「即使美術作品是『舊』的，我們也應當保留它，把它作為一個範例，推陳出新。為什麼只是因為它『舊』，我們就要撇開真正美的東西，拋棄它，不把它當作進一步發展的出發點呢？為什麼只是因為是『這是新的』，就要像崇拜神一樣來崇拜新的東西呢？那是荒謬的，絕頂荒謬的！」此說至為深刻。加西亞·馬爾克斯既能用「新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創作出傑作《百年孤獨》，也能用傳統現實主義手法寫就著名的《霍亂時期的愛情》。小說成就的高低，不以創作方法的新、舊而論。但新時期以來，中國小說創作的確存在過「像崇拜神一樣來崇拜新的東西」的現象，先鋒派的某些小說創作就是如此。
馬爾克斯
先鋒派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上的出現，自有其值得肯定的價值，但它終究難以成大氣候，相反是整體地衰落了。這是因為，先鋒小說從總體看，往往只有貌似反傳統的「先鋒」的小說敘事形式，並無真正「先鋒」的思想，晦澀難懂，讀小說如同猜謎一般，更沒有與中國優秀的民族精神血脈打通，缺乏如魯迅所說的「中國向來的靈魂」，即民族性，不符合受廣大讀者普遍接受的喜聞樂見的欣賞習慣與審美情趣，因此難免「水土不服」。事實上，被當時中國諸多先鋒派小說作家所無比推崇的哥倫比亞偉大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家加西亞·馬爾克斯，他之所以能創作出著名的《百年孤獨》，其最為重要的原因乃在於拉丁美洲本土文化對他精神深層的深刻影響。賈平凹就指出，馬爾克斯的小說創作，「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進的趨向而浪花飛揚，河床卻堅實地建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因此，如果不知道自己民族文化的「河床」在哪裡，一味崇拜西方小說的某些形式而忽視自己民族偉大的小說傳統，決不能創作出真正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偉大作品，而很可能只是在用中國文字寫西方小說。
青牛西去，白馬東來。處在當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時代，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沒有自覺的世界文學意識的作家，絕不是真正的當代作家。但同時必須指出，當代小說作家也要走得出西方小說的創作視野。如果只沉浸在西方小說創作的形式里，而忘記了我們民族曾有的輝煌的小說創作傳統，那麼，就不會有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真正的「民族自我」。要而言之，當代作家既要放眼世界，更要紮根中國，即既要吸收西方小說創作的長處，但更要從中國精神和中國經驗出發，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由是實現中國當代小說創作的偉大飛躍。
（作者為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本文刊於2017年9月7日解放日報朝花周刊·評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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