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這座城市的遊客稍不留神，便容易鬧笑話甚至是闖禍，原因也是上海的租界屬於「洋人世界」，這裡的種種條例和內陸大不相同，以至於被視為是旅遊指南的《滬游雜記》，專門介紹租界例禁，其中如「禁道旁小便」、「禁路上傾積垃圾」、「禁沿途攀折樹枝」、「禁聚賭酗酒鬥毆」等，對於內地人來說，都是必須提醒再三的。

上海在整個近代中國的地位是獨特的，如果說近代中國確實在經歷著「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話，那麼，上海無疑是這種劇烈變化的第一站。作為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和內地的風氣相差，已足以形成兩個不同的「世界」，羅志田引用內陸省份山西舉人劉大鵬的說法加以描述：「中國漸成洋世界」，而這「洋」世界，最先也是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發展和文學想像中。1842年，上海開埠，自此它的命運變得頗為耐人尋味：它是東西方兩個世界的相遇點，也是兩種文明的碰撞之處。很快，它成為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在與西方的不斷接觸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面貌。

當同鄉好友向《新上海》的敘事者陸士諤提出「來上海逛一回子」的要求時，陸士諤回信說：「上海時髦世界，似吾兄這樣古道，恐未必相宜」。在陸士諤看來，「不慕榮利，不求聞達」的中國傳統士人與上海的現代氣質格格不入，果然，他這位好友在上海遊歷一番之後，「氣也氣死了」，只好逃回家鄉。（《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而《文明小史》里的勞航芥，一位香港開業的華人律師，應聘到安徽當官，卻偏偏要在上海停留幾天，因為「中國地方，只有上海經過外國人一番陶育，還有點文明氣象；過此以往，一入內地，但是野蠻所居，這種好世界是沒了」。（《文明小史》，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P366）按照清人孫寶瑄的說法，上海周邊內地城市與上海的風氣差別，幾乎達到五十年之久，而內地北方與上海的差異，足足有一百年。（《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P352）

李歐梵在他的著作中以「摩登」來標識上海這座城市的獨特性，「上海摩登」的面相相當豐富，在他看來，標誌著西方霸權的建築在這裡層出不窮：銀行和辦公大樓、飯店、教堂、俱樂部、電影院、咖啡館、餐館、豪華公寓及跑馬場等等，「它們不僅在地理上是一種標記，而且也是西方物質文明的具體象徵，象徵著幾乎一個世紀的中西接觸所留下的印記和變化」。（《上海摩登》，北京大學出版社，第6頁）這種親密接觸對文學的影響顯而易見，「城市體驗」成為這個城市作家的文學母題之一。有意味的是，為這些精彩的城市文本提供最基礎的物質依託的——現代印刷術和近現代出版業、傳媒業，也是西方文明所賜。

唐振常在總結上海人對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形式的接受時，得出這樣的規律：「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後繼則效」。上海的城市文學似也經歷了類似的經驗變化，從清末民初小說中對「西洋景」的「震驚」體驗，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感覺派作家以欣賞、羨慕的眼光展示上海的摩登面；再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成熟的海派作家在小說中有意識地將西洋元素作為建構城市品格的素材之一，加以複製和利用。這些文本，特別是豐富的小說文本，共同構建出了精彩的「上海傳奇」。

租界：面對「西洋景」的屈辱和欽佩

清末民初，如果你是一個外地的遊客，第一次來到上海，當地親友為你安排的節目中必定包含以下幾項：吃西餐、逛租界、坐馬車，時間湊巧的話，看水龍會（「西人水龍會每年夏秋間舉行一次，是夜齊集浦灘，各水龍排定次序，居前者為滅火龍……」《滬游雜記》）和賽馬會也必不可少。這些旅遊項目都是典型的「西洋景」，當一個上海人帶著外地人遊走於這些西洋景之間時，他要突出的無非是上海的「獨特之處」——這個城市和內陸城市的不同。《海天鴻雪記》的開頭，便給了這城市一個正面的全景：「上海一埠，自從通商以來，世界繁華，日新月盛，北自楊樹浦，南至十六鋪，沿著黃浦江，岸上的煤氣燈、電燈，夜間望去，竟是一條火龍一般。」

進入這座城市的遊客稍不留神，便容易鬧笑話甚至是闖禍，原因也是上海的租界屬於「洋人世界」，這裡的種種條例和內陸大不相同，以至於被視為是旅遊指南的《滬游雜記》，專門介紹租界例禁，其中如「禁道旁小便」、「禁路上傾積垃圾」、「禁沿途攀折樹枝」、「禁聚賭酗酒鬥毆」等，對於內地人來說，都是必須提醒再三的。如《官場笑話》開頭，一位內地來的「老爺」因為隨地便溺被巡捕抓走罰款，巡捕並且說：「你既犯了我們租界的章程，我就有權力拖你到巡捕房裡去，管你什麼老爺不老爺！」（《官場笑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P281）

晚清上海小說中對租界的描寫心態複雜，一方面租界的存在本身便是中國的屈辱；而另一方面，晚清不少文人在小說中表述出的，還有對西洋人治理租界、維護城市秩序等能力的由衷讚歎。在《人海潮》里，當一個人向朋友抱怨說，他到上海一個多月，仍然分不清哪裡是租界，哪裡是中國地界時，朋友告訴他：瞎子乞丐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一腳高一腳低的地方，總是中國地界；平平坦坦的道路，總是外國租界。」（《人海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P306）陸士諤認為這一點正反映出中國與西方不同的特性，他在《新上海》與《最近官場秘密史》里反覆申說：外國人眼光長遠，經常修理馬路，因為「錢也省，路也平，行人也便當」，而中國人只知道建設，不曉得修理，目光短淺，不僅修路如此，各項事業都這樣。

即使是那位剛從內地來的好友梅伯，目睹上海的美好風光，也不禁「心曠神怡」，但是問題馬上來了：江邊排著幾隻公椅，梅伯想去坐著看看江景，上海朋友卻告訴他：這些椅子是租界當局置辦的，任何國家的人都可以坐，只有中國人不能坐，而且，「上海凡公眾游散的地方，像公家花園、跑馬場，他國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只有中國人則畫若鴻溝，不能越雷池兒一步。就是各洋行的門，中國人也不能從正門裡出入的，只好在後門進出呢。」（《新上海》，P56）在此，租界作為西方形象的代表，在上海通俗小說中的兩面性完全展露：它是進步的，文明的，卻不是為中國人準備的，它是在中國的「另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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