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給他扣上「惡霸地主」的帽子？

欣賞中國書畫藝術真諦，接近歷史人物真相，沉靜閱讀松江董其昌，是繞不開的話題。因為，只有沉靜閱讀後才會發現，網上流傳的那些抹黑董其昌的故事背後，有著一言難盡的複雜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

追根溯源，抹黑之源頭來自寫本《民抄董宦事實》，風傳於《墨余錄》中的《黑白傳》，還有依據《民抄》改編的小說《說夢》等。美籍董其昌研究專家何惠鑒、何曉嘉對《民抄》本考證後認為，這是董其昌的仇家所編。《董其昌全集》主編嚴文儒教授撰文指出：「抨擊董其昌的文章存在許多不實可議之處，《民抄董宦》一事真相有繼續探究的必要。」

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通過沉靜閱讀，一層層撩開民抄董宦事件的「面紗」，看到了表面上的「民抄」，實為「士抄」的本質屬性。但來自稗官野史的社會傳聞，一旦借風助力，不僅有轟然涌盪的時候，甚至會誘人信以為真，迷失方向，加入人云亦云、推波助瀾的行列。這是董其昌已故380餘年至今未得安魂的一大不幸，也是社會浮躁心態的憂患所在。故，更應沉靜閱讀董其昌。

沉靜下來就會想到，家譜、方誌、正史，構成了中華歷史大廈三大支柱，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認知評說歷史上的董其昌，當以正史為宗。中華二十四史是正史，其中的《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繼前四史之後廣受好評的一部史籍。《明史》備受推崇的原因，除了歷經順治、康熙、乾隆三代帝皇審慎編修外，持論公允，秉直書寫，也是其特點之一。故，《明史》所載的董其昌傳記，無疑是對董其昌蓋棺定論最具權威的官方發布。之所以這樣說，因為忠於史實、去偽存真的清代史學家們，可以不受干擾地撰記前朝之事，無須去看前朝人的臉色，刻意粉飾美化董其昌。

歸納《明史》董其昌傳所記內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說董其昌尊師重義。館師禮部侍郎田一俊卒後，其昌請假，走數千里，護其喪歸葬於福建大田。二說董其昌秉公無私。督湖廣學政，不徇請囑，為勢家所怨，騸動儒生數百人鼓噪，毀其公署。三說董其昌不戀官場。曾有起山東副使、登萊兵備、河南參政之命，藉以託辭，一概不赴。四說董其昌敬業有為。奉旨修撰《神宗實錄》，廣搜博征，成書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等方面別為四十卷，且在每篇奏疏後系以論斷。修成之後，皇帝下詔肯贊。五說董其昌不附炎趨勢。黨爭酷烈之時，以持平之論而明正義；同時遵循「邦無道則隱」的出世觀，遠離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殘酷爭鬥，明哲保身，天啟六年（1626），選擇了深自引遠的處世之道，告病還鄉。六說董其昌書畫超群。天才俊逸，少負重名，雖是後生，但以善書稱，超越諸家，自成一家，名聞外國；其畫作瀟洒生動，非人力所及也。七說董其昌有君子之風。性和易，通禪理，蕭閑吐納，終日無俗語。據此可見，董其昌的身上，有著傳統型中國文人士大夫所具備的兩種特質內涵：一是風骨情操，二是學識胸懷。

然而，正史對董其昌的評價卻被野史傳聞的聲浪所淹沒，後世之人，往往在議論董其昌時，話題指向他是個惡霸大地主上。最近幾年，某些媒體尚在有意或隨意地加深這一印象。例如，2016年1月9日，台北故宮舉辦「妙合神離——董其昌書畫特展」。這原本是弘揚中華書畫精品藝術，近距離欣賞董其昌書畫作品的難得機會。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鳳凰網等媒體報道此次特展消息時，為了博人眼球，取了個聳人聽聞的標題：是松江一霸，還是書畫大家？隨之，多家媒體跟風，追風，熱炒這一話題。這一所謂的新聞效應，讓人啼笑皆非：不知到底是要烘托批判董其昌的鬥爭氛圍，還是引人靜下心來欣賞一代宗師的藝術佳作？

繼續追尋下去，最早給董其昌貼上「四大惡棍」標籤的時間是1964年，文物專家王治秋根據康生指示，違心地寫了一篇題為「民抄董其昌一案述略」的文章，刊登在6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文章擅稱董其昌是「封建統治者的支柱，是大地主、大惡霸、大官僚、大軍閥的代表人物。」這一史無前例的定論，罔顧歷史事實。試想，一個斷斷續續為官45年，實際只有19年，且於公元1625年拜南京禮部尚書（虛職），公元1633年正式為北京禮部尚書後不到一年即屢疏乞休的董其昌，能稱得上是「封建統治者的支柱」嗎！再說董其昌從無涉足軍界的人生履歷；而所謂大地主、大惡霸的說法，則是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文革」運動造勢。歷史表明，真正封殺董其昌的歷史歲月，是「文革」十年浩劫。在此期間，不僅董其昌的文墨作品一概被禁，不得示人，而且連榮葬於蘇州漁洋山的董氏夫婦墓，也被掘墓啟棺，屍骨拋遺荒野。

民抄董宦事件爆發後，朝廷非常重視，依法查證查實此案的不僅是松江府一家，而是蘇、常、鎮三府會審。結果證實民抄董宦事件是有人挑動不明真相的儒生和鄉民以及一幫地痞無賴混跡其中所為。故，事發後的崇禎年間，董其昌被朝廷再度啟用，詔加太子太保致仕，卒後賜予祭葬之榮，謚號「文敏」。《明史》未收錄轟動一時的民抄董宦事件，本身就表明了一種歷史態度。

入清以後，董其昌雖死猶生，且不說他的書法魅力影響了清朝幾代才華橫溢、文墨瀟洒的皇帝，僅以近現代中國文學藝術界幾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大家評說而言，就知董其昌是一位值得後世敬仰的偉大藝術家。

黃賓虹稱董其昌是「一代偉人」，贊其「士夫之畫，華滋渾厚，秀潤天成，是為正宗。」傅抱石感嘆董其昌是「畫壇中興健將，畫壇唯一宗師。」1990年4月15日，胡道靜先生飽含深情地寫道：「九峰三泖乃鍾靈毓秀之地，所以也終必誕生董玄宰（其昌）這位才華橫溢、亘世難遇的書畫雙工、名理鑒賞俱入精微的歷史上的大藝術家。這是母親松江的驕傲，祖國的榮耀。」

松江的山水不會忘懷，董其昌得觀西晉陸機《平復帖》和元末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後，品鑒題跋，妙語橫生，為傳世佳作再添世人矚目的筆墨神韻。董其昌距政壇越遠，離山水就越近。「九點芙蓉墮淼茫，平川如掌攬秋光。」在這首《過泖看九峰》詩末，董其昌感嘆：「浮生已閱風波險，欲問蒹葭此一方。」詩句流露出嚮往歸隱的心緒。還有松江九峰中的橫雲山，那裡的紅楓葉和小赤壁，都曾是董其昌詩情畫意飄逸的地方。

明崇禎年間，松江府城上新建四座城樓，名曰迎生、寶成、阜民、拱宸，皆為董其昌題書。當下人們俗呼的大倉橋，古有西倉橋之稱。「蓄風氣，壯瞻視，莫此為偉。」董其昌撰寫的《西倉橋記》，至今激蕩市河之水。當視線向浦南眺望，看到葉榭大橋招手的時候，就會想起葉榭鎮得名，源自董其昌為其外祖母家花園題書「葉家水榭」。目接萬里，在異國他鄉看到松江顧綉藝術作品時，又會由衷感嘆，若沒有明代松江董其昌的出現，就不會有引領中國四大名繡的顧綉立名傳世，聲振寰宇。籌建董其昌書畫藝術博物館期間，松江博物館組織人員前往相關之地開展董其昌書跡存世碑匾田野調查，所到之處，當地群眾聽說調查人員來自董其昌的故鄉，無不以禮相敬，高看一眼。

的確，歷史上承前啟後的松江書畫家，都曾抱有開宗立派的夢想，但真正能立得起來、傳得下去的雲間書派和松江畫派始於明代。我們知道，書畫藝術開宗立派，需有執牛耳之領軍人物、鄉邦作者集群和精品呈現、作品涌流，以及學術理論支撐等基本要素。作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藝術流派，雲間書派、松江畫派聲名鵲起之時，不缺別的，缺的是理論建樹。董其昌不僅是位以書入畫的大家，更是一代書畫理論的建樹者。這是他之所以遠超其他諸多書畫家能夠獨樹一幟的卓越貢獻所在。

回顧那段歷史，明天啟七年（1627），唐志契《繪事微言》云：「蘇州畫論理，松江畫論筆」，直接道明了形成於明隆萬年間的松江畫派「軟肋」所在。他同時指出，「若理不明，縱使墨色煙潤，筆法遒勁，終不能令後世可法可傳。」為了補「短板」，實基礎，董其昌勇往直前，著書立說，寫出了在中國書壇和畫壇上具有恆久藝術魅力的《書品》和《畫旨》等篇章，奠定了「南北宗」論的理論基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句至理名言，就出自董其昌的《畫旨》篇。

沉靜閱讀董其昌，知他是位飽經風雨洗禮、身世坎坷的人，如經歷過公署被毀、黨禍酷烈、家園被焚等，但在他的書畫里，書法是秀色，是飄逸，是淡雅天真而安詳的筆墨留痕。閱讀他的山水畫，猶如世外桃源，沒有一絲人間紛爭和心靈撕裂的傷痛留落紙面；有的是循自然之道，見天地精神的大美沉靜和筆與神通的妙造自然。

生活中的董其昌，是人不是神，自然不能免俗。不僅如此，他與一般人相比，心中有著更多不為人知的煩惱和痛苦，如民抄董宦事件爆發後，他曾避地蘇州，往來於京口（鎮江）、吳興之間，過著無家可歸的漂泊生活。但視書畫藝術為其生命的董其昌，即便是流寓鎮江張修羽家，也不惜筆墨為修羽豐富的收藏鑒賞題跋。流寓期間，為答謝友人幫助，董其昌創作了多幅書畫佳作。在這些作品中，可見身心沉積劇烈傷痛折磨的董其昌，一旦筆墨流動起來，即入「禪悅」意境，心靈澄明、心無雜念、以風神內斂的藝術定力保持書畫作品的愉悅寧靜。山水順其自然、精神努力砥礪的董其昌，筆隨心走，墨跡潤澤綿厚，回歸初心地呈現山水之道，大美天地，自覺擔當起「成教化、助人倫」的歷史責任。這是真正的「文心」，是不浮不躁的藝術匠心，是一位偉大藝術家獻給人類的真善美之心。

人們話說文化，習慣於非雅即俗的定格思維，然而不喜歡用濃墨書寫、重筆平塗的董其昌，之所以成為中國文人畫的典範，是因為他創造出了一種書畫雅逸流派之風。古人評點書畫，分神品、妙品、能品、逸品，神、妙、能三品又各分上、中、下三等，而逸品則不能再分。當代評書論畫者，已不怎麼提及神品、妙品、能品了，認為逸品最是千古流芳。趙孟頫和董其昌，正是中國歷史上雅逸流風的代表人物。董其昌的書法於率易中得秀色，天真爛漫而又結構森嚴，飛動腕指間；所畫山水以淡雅幽靜而成隱逸畫風，尤以妙造自然的筆墨氣韻著手成春。這個「春」不僅指其書畫作品，出於儒雅之筆，風流蘊藉，春色永駐，春意常在，而且另有一層內涵意趣，即相對於人生七十古來稀的說法，享年82歲的董其昌，可謂得天命之高壽。一生崇尚山水的董其昌，信奉以天地自然為師，並將自己的心靈寄託交給了山川，故其養身秘訣為「煙雲供養」。

沉靜閱讀董其昌，讀他的《容台集》，讀他的《禪悅》篇，讀他的《畫旨》、《畫眼》和《畫禪室隨筆》，讀他23歲所書《行書桑寄生傅卷》，42歲所畫《燕吳八景圖冊》，以及82歲所作《行書卷》、《細瑣宋法山水圖卷》等。從中感受到，董其昌的書畫理論和作品進入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境界，彰顯人與自然、社會和自我的高度和諧。

董其昌的筆墨，積柔而成剛。雖然他人清瘦，但用筆如棉裹鐵，傳遞出百鍊鋼化繞指柔的力量；他的畫獨具陰柔之美，筆道含蓄，具有儒家溫柔敦厚的高雅情懷，達到了「畫到神情飄沒處，更無真相有真魂」的修為境界。這一點，正是當代中國書畫藝術所追求的至高境界。誠然，閱讀董其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讀法，有人讀出了書畫同源的感嘆，有人讀懂了「人品不高，落墨無法」的感悟，但大凡由淺入深，靜心閱讀，就會產生一種與傳統合拍的沉靜心音，轉而化為人文境界、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的心脈搏動。

綜上所述，只有遠離浮躁、靜下心來閱讀董其昌，才能免避低俗傳聞佔據寶貴光陰，抵禦捕風捉影的雜音干擾正常視聽。誠然，我們並不否認，在皇帝為大的封建社會歷史背景下，董其昌從屬地主官僚階層的事實；同時相信「子不教、父之過」的古訓說得有理。如果董其昌之子確有作惡行為，為父者在嚴於家教方面存有不足，倒是應該作為歷史教訓汲取的。此外，由莫是龍提出、董其昌加以完善的「南北宗」論，也存在仰南貶北的歷史爭議。但同時應該看到，董其昌所作的南北之分，是延續千年格局的畫風傳承。

最後筆者要說的是，在中國書壇、畫壇上，董其昌所創造的藝術高度，至今仍然是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遠看青山綠水，近看人文天地。時代呼喚新人，新人回應時代。我們要做的，是在沉靜閱讀董其昌的同時，堅持歷史回望與向前看並舉，以「揚棄」的歷史觀傳遞正能量，大力傳承弘揚中華優秀的詩、書、畫、印藝術，師古創新，妙筆潤發，揮寫人文松江出人出作品、出精品力作的時代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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