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羅伯茨：天才名將是怎麼誕生的

撰文 | 安德魯·羅伯茨

翻譯 | 陸大鵬

上個月的專欄，我寫的是人類歷史早期的軍事領導力，試圖解答1981年我參加劍橋大學入學考試的作文題：「一個人如何領導一百人？」本月我打算把故事講到當今時代。我相信，火藥時代（大致從16世紀末到美國南北戰爭結束）是軍事史上的一個單獨時期，在這期間戰爭和戰場經歷了兩次重大變革。當然了，火藥是好幾個世紀之前在中國發明的，但直到西歐大陸的爭霸戰爭中運用火槍和大炮，火藥的力量才真正在全球層面體現出來。

火藥在大戰略層面引發的第一場大變革是急劇降低了城堡和設防城市的重要性。正如17世紀40年代英國內戰期間奧利弗·克倫威爾清楚地證明的，此時的軍隊有能力用火藥和炮彈來轟擊和摧毀城牆，於是鞏固的要塞城市很快喪失了在軍事行動中的核心地位。

在此之前的城市是貨真價實的「要塞」，而此後，佔據城市的軍事意義下降，同時佔領軍還要養活大量城市人口，所以有時佔據城市不是優勢，反而是噩夢。戰爭藝術曾局限於一系列圍城和守城戰，而如今轉移到了開闊的戰場。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初幾場戰役，那時塹壕和機槍又再度消解了軍隊的機動性。

第二項變革是在戰術方面，當然在戰場上表現得最淋漓盡致。在過去，地形的重要性僅僅體現在指揮官不希望自己的士兵爬坡仰攻、被太陽耀花眼，而在火藥時代，火槍和大炮能夠在相當遠的距離用致命火力橫掃戰場，所以地形地貌突然間變得非常重要，能夠保護士兵避開敵人強大的火力。在這個時期，懂得利用地形來獲取戰術乃至戰略優勢的指揮官（最經典的楷模是馬爾伯勒公爵、拿破崙·波拿巴和威靈頓公爵）往往能夠戰勝技藝欠佳的對手，打贏戰鬥，甚至贏得整個戰役。

所以，中國發明的火藥，和歷史上的其他偉大發明（如印刷術和互聯網）一樣，給世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火藥的主要成分硝石是一種化合物（硝酸鉀），其生產手段令人作嘔。成堆的人糞和/或鳥獸糞、草木灰、爛稻草和大量人獸尿液（越酸臭越好）被放在一起，咕嚕咕嚕地冒泡一年左右。由此產生的氨氣會引發化學反應，生成硝酸鉀這種非常高效的氧化劑，賦予其爆炸性。

最好的硝石產於中國和印度，這解釋了為什麼拿破崙戰爭時代英國的火藥質量比法國高得多。（硝石據說也有醫用功效，老兵有時會往湯里撒一點火藥，據說能治高血壓。例如，拿破崙的高級軍醫，令人敬慕的拉雷男爵，在1809年阿斯佩恩—艾斯林戰役之後用騎兵胸甲當鍋，燒湯給傷員喝，湯里就放了火藥。）

軍事歷史學家和軍事理論家J.F.C.富勒少將讀了另一位軍事歷史學家巴塞爾·利德爾·哈特上尉1926年的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傳記（書名非常有挑釁性，叫做《比拿破崙更偉大》）之後，在給利德爾·哈特的信中寫道：「偉大沒有一個普遍適用的標準。」「說荷馬比莎士比亞更偉大，或者莎士比亞勝過歌德，是荒謬的。他們當中每個人都可能是他所在時代的偉人。你可以說西庇阿比漢尼拔偉大，這是有道理的。但你不能說西庇阿比亞歷山大大帝或者拿破崙或弗里德里希大王偉大。」

這話當然正確，但我們還是能對同時代的軍事家作比較，比如把納撒尼爾·格林和喬治·華盛頓比較，或者把奈伊元帥和路易—尼古拉·達武比較。最偉大的軍事家需要展現出成功的軍事領導力的終極品質，也就是偉大的普魯士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他的開創性名著《戰爭論》中反覆提到的那種品質：天才。

我們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偉大軍事家是生來偉大，還是靠自己努力變得偉大，還是天賜其偉大？答案似乎既是三者皆有，也是一個都不成立。火藥時代結束之前的時期，壓迫性更強的社會制度決定了軍事指揮權往往掌握在帝王或貴族手裡，但死亡和對死亡的恐懼始終是民主的，能確保有才幹的軍人在戰爭時期比和平時期攀升更快，正如革命時期會湧現太平歲月罕見的天才領袖。是金子總會發光，即便在最墨守成規的社會裡：羅伯特·克萊武（綽號「印度的克萊武」）曾是個債台高築的文員，拿破崙曾是來自科西嘉的外來者，等等。

打得是否高明和是不是在正義一方作戰也沒有必然聯繫。如果說有許多軍事家站在野蠻和奴役一面，而不是為文明和自由效力，那是因為最終目標的正義性與軍事天才沒有關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在他的名著《論自由》中寫道：「有人說真理擁有一種謬誤所沒有的內在力量，或者真理必然戰勝奴役和壓迫。這只不過是一種無聊的感情用事罷了。」同樣，24磅大炮或者馬提尼-亨利步槍也和正義與否無關。

偉大的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曾說，戰爭的目的是儘力確保金屬碎片刺穿人肉。這是對偉大軍事家的領導藝術的一個嚴苛但基本上公正的概括，至少在戰前機動完成之後是這樣。在一些比較罕見的時候，單是戰前機動就足以贏得勝利，比如1805年10月拿破崙幾乎一彈未發就佔領了奧地利城市烏爾姆。

20世紀顯然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一個世紀，原因之一是，據估計20世紀死於暴力的人數遠遠超過之前所有世紀的總和。從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到1945年8月廣島和長崎遭到原子彈轟炸，共有超過1500萬中國人死亡。這一點是很多西方人從來沒有學到過，或者早已忘記的。

偉大的普魯士陸軍總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老毛奇」）在19世紀末的軍事行動很奇怪地預示了20世紀的戰爭，因為威廉二世皇帝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階段希望重演毛奇在1870—1871年普法戰爭中的偉大勝利。1861—1865年美國內戰後期的武器——塹壕、鐵路、帶刺鐵絲網，尤其是機槍——都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達到巔峰，人類天生的發明精神被用於自我毀滅。（據說毛奇一輩子只笑過兩次。第一次是有人告訴他，比利時的偉大要塞列日固若金湯，德軍不可能攻破它；第二次是有人告訴他，他的岳母出乎意料地去世了。）

軍事天才的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不同時代、不同地理區域都產生了軍事天才。儘管過去大約五百年里全世界主要的戰場是歐洲，很多軍事天才出自歐洲以外。如恰卡·祖魯、山下奉文和武元甲這樣的軍事家表明，軍事才華並沒有種族或地理邊界。

20世紀上半葉的最偉大軍事家當中，自然有很多人參加了給20世紀造成莫大創傷的兩次災難性全球衝突。海因茨·古德里安、埃里希·馮·曼施泰因、埃爾溫·隆美爾、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哈索·馮·曼陀菲爾等德軍將領的水準讓我們覺得，盟軍是多麼幸運！因為雖然德國國防軍將領的水平一般來講比盟軍將領要高，但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在戰略上是個笨蛋，儘管他自詡為「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

喬治·C.馬歇爾、艾倫·布魯克爵士/將軍（後來的艾倫布魯克勛爵），甚至「三巨頭」（溫斯頓·丘吉爾、約瑟夫·斯大林和羅斯福總統）總的來講不是戰場指揮官（與戰場指揮官相對的，是遠離前線、甚至身在不同國家的參謀長們），但有理由稱這幾位為偉大軍事家，因為他們在德黑蘭和雅爾塔籌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大戰略。這幾位一般不被算作軍事領袖，但他們對打贏戰爭的整體影響力遠遠超過在阿拉曼作戰的伯納德·蒙哥馬利、在斯大林格勒的格奧爾基·朱可夫和庫爾斯克戰役的科涅夫元帥。

那麼，令史上最偉大軍事家們脫穎而出的，究竟是哪些品質？其中一位，斐迪南·福煦元帥於1919年的著作《準則與判斷》中寫道：「有權指揮從來不意味著有權保持神秘。」偉大軍事家的品質不是秘密，而是公開表現出來的，並且在許多個世紀里變化甚微，所以能在本文中對其加以分析。儘管發生了技術變革、火藥時代來了又去、機槍出現、制空權變得重要，優秀軍事家的品質卻令人驚詫地始終如一。海因茨·古德里安會認可以色列領袖約書亞的勇猛大膽；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會仰慕米底人居魯士令人生畏的強大力量；羅伯特·E.李會讚賞威靈頓公爵的注重細節，或者亞歷山大大帝的卓越戰術能力。

R.F.C.富勒的筆友（有時是他的擁護者）巴塞爾·利德爾·哈特在他的1944年著作《對戰爭的思考》中寫道：「思想的積極主動和強有力的個性，或者說堅定的決心，這兩種品質對戰爭指揮的力量特別重要。它們實際上是偉大軍事家的標誌。」

思想的積極主動和強有力的個性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瞬間把握局勢的能力、激勵和鼓舞陌生人的能力、對時機的敏銳掌握、觀察力、製造出其不意的能力、搞好公共關係的本領、將戰略與戰術緊密結合的天賦、推測對手意圖的能力、維持主動權的能力，以及如巴頓將軍於1944年10月所寫，「鼓勵自認為已經失敗的人，讓他相信自己並未失敗」的能力。

許多最成功的領袖的另一個共同點是，他們對歷史興趣盎然。他們往往閱讀過大量歷史和傳記，經常汲取歷史的教訓，有的退休之後還親自撰寫史書。拿破崙皇帝在大西洋中央的彈丸之地聖赫勒拿島流亡時，撰寫了一部高水平的尤利烏斯·愷撒傳記。愷撒和亞歷山大大帝一樣，都是拿破崙多年的偶像。今年早些時候，我帶領一大群中國遊客參觀了巴黎、土倫和滑鐵盧的拿破崙名勝（我很享受這段經歷，很樂意再次體驗），他們渴望了解歷史上最偉大的領袖之一如何激勵他的民族。

我們從一個名勝走到另一個，我能夠沿途指出拿破崙的天才如何產生效力，尤其是下列品質的重要性：一絲不苟的計劃、研究地形地貌、絕佳的時機把握、沉著冷靜、注重紀律和訓練、理解普通士兵的心理以創建團隊精神、發表激勵人心的演講和宣言、控制新聞傳播、學習和改進其他人的現代戰術思想、對恰當的人提出恰當的問題、深度學習和研究歷史、若有必要就冷酷無情、運用個人的魅力、在無法想像的重壓之下仍然保持冷靜（尤其是似乎即將戰敗的時候）、好運氣、幾乎到了強迫症程度的關注細節、嚴格管理自己的情緒，最重要的是在戰場的關鍵點運用臨時的兵力優勢。有了上述這些品質，拿破崙能夠領導不僅是一百人，而是數百萬人。

我希望，三十六年前我若是寫出這篇文章，能夠通過劍橋大學的入學考試！

【作者簡介】

安德魯·羅伯茨|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傳記作家和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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