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中國近代醫藥史研究及相關問題

本文載於《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史林》2017年第1期，原文約13000字。作者為倫敦大學學院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近30年間，來自社會學、史學、人類學等專業學者的參與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引入，為中國醫學史研究注入了極大的活力，改變了過往這一領域幾由學醫出身者孤軍奮戰的局面。就中國近代醫學史而言，目前該領域己取得較為豐碩的成果，但是與聚焦於中國古代醫學的研究相比還缺乏系統的回顧和評述。近代的中國醫學史研究活動，目前還鮮受重視。

從學科建制的角度來看，對於中國醫學史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民國初期。此後，以不同視角和體例撰寫的中外文版的中國醫學史著作不斷問世。它們在豐富醫史研究的同時，也推動了中醫知識在世界的傳播，及中醫與其他醫學體系之間的溝通和互動。

20世紀上半葉陸續湧現的專業學術團體等，有力地促進了中國醫學史的整理、研究、交流和教育工作。總的來說，近代學者在中國醫史研究領域做出了不少開創性的工作，但是研究隊伍和成果仍是比較薄弱。

20世紀中葉以來，特別是80年代以來，中國醫學史的理論、通史編纂、疾病和專科史、技術、人物、教育、管理制度和政策、出土文物、中外交流等領域都湧現了較為可觀的成果。宏觀地看，90年代以來史學界和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的介入，拓展了中國醫學史特別是疾病醫療史的研究視野和深度。與此同時，史學界側重從社會、文化或政治角度研究醫學史，有時也把醫學作為史學研究的切入點。

藥學這一主題和近代這一時期在中國醫學史研究中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20世紀初以來，藥學通史的編纂和古代本草著作的整理與研究始終是中國藥學史的研究重心，儘管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藥材歷史、近代葯業和藥學人物、出土藥學史料等方面的研究已漸呈活躍之勢。

就中國近代藥學而言，較為系統的論述十分有限。20世紀90年代以前的幾種通史性藥學史著作中，部分忽視近代時期，部分僅予以簡短的概述。這些綜合性史著不乏因襲之弊，但畢竟為中國近代藥學勾勒出了大致的輪廓，提供了豐富而有價值的史料，為今後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礎。

近30年來，學者們在近代藥學會、方劑、中藥化學、藥理、研究機構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儘管如此，藥學史在近代中國醫學史研究中的邊緣地位依然十分突出，與藥物和藥學在醫學和社會中的重要性極不相稱，需要大力推進。

政治環境不僅會影響醫學或藥學的發展，也會影響史家的判斷。就近代藥學而言，過往的中國藥學史家普遍受到中國政治史敘述模式的影響。其在肯定西方藥學知識的傳入時，又過於簡單地強調西方帝國主義與中國藥學進程中所遇挫折尤其是本土製葯業發展遲緩和衰落之間的聯繫。

「中國」是一個地理和政治概念，而不是民族概念，過去的醫學或藥學史研究常以該詞統攝其敘述的視野，但所呈現的基本都是漢族醫學或藥學史。就研究相對薄弱的中國近代藥學史領域來看，未來的研究似應著重於通過個案專題的形式，深入探討近代社會巨變過程中藥學所發生的重要學術轉型和社會影響，尋求史學理論的突破。非此，則不能改變目前仍側重於資料彙編模式並沿用舊意識形態的藥學史，特別是藥學通史的撰述狀況。總之，「中國」一詞的使用涉及史家的敘述框架及其對近代醫學或藥學的理解；倡導有關該詞的思考和討論，有助於我們更加準確、規範地使用該詞，更加謹慎細緻地研究近代醫藥史。

進步史觀自清末以來從西方傳入中國，逐漸替換了傳統的循環史觀，對中國的精英階層產生了深遠影響。受此影響，加之清末「新政」之推行，晚清時期「中醫」與「西醫」在稱謂上的中西之別，到了民國時期則演變為「舊醫」和「新醫」在時序上的新舊之別。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舊藥」和「新葯」也應運而生。現當代史家也常像近代的知識分子一樣，把科學化視作中國近代藥學轉型中的燈塔，並繼續指引了現代藥學的發展。

這樣的敘述模式缺乏對進步史觀的反思，常常不自覺地以近現代科學知識和理論去解釋古代藥學，使之呈現出輝格闡釋的特徵。而且，這樣的敘述模式雖能反映部分歷史情形，但削弱了對藥學思想及相關學術活動與社會現象多樣性的關注。故此，有關（近代）中國藥學的歷史書寫實有必要回歸歷史語境，重視挖掘和解讀史料的豐富內涵以及新的多樣的史料，如此方能作出相對客觀或全面的論述。

近代以來，中醫與西醫、舊醫與新醫、國醫與洋醫、中藥與西藥、舊藥與新葯等對等性的稱謂開始出現併流行起來。無論是西醫，還是新醫、洋醫、西藥、新葯，這些稱謂都沒有點明近代從歐美或日本傳入中國併產生強烈衝擊的醫學或藥學的性質。與之相對的中醫、舊醫、國醫、中藥、舊藥等詞，其中有些雖沿用至今，但無可否認都暗含著外來的生物醫學的潛在影響。史家未嘗不可用這些近代辭彙去敘述近代受到生物醫學影響的中醫或中藥學，但是以之應用於古代醫學或藥學則或多或少脫離了歷史語境。有學者曾就此建議，將歐洲近代科學傳入以前的中國傳統醫學稱之為「古典醫學」，可備一說。不過這又涉及中醫的「傳統」和「現代」問題，頗值探討。

「傳統中醫」已是當今學術研究和日常生活中使用頻繁的辭彙。它是在20世紀50年代被創造出來的。「傳統中藥學」和「傳統中藥」二詞的出現相對晚一些，但也較為流行。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傳統」一詞的組合使用絕不限於中醫或中藥領域。不過，相對於「傳統」一詞被廣泛甚至隨意地使用，醫學或藥學史家對它的認識和思考則相對不足。

近代社會所發生的變化引發了世界範圍內有關傳統與現代化關係的熱烈討論。與羅芙芸類似，梁其姿認為醫學史是一個探討中國的現代性的有效路徑。在筆者看來，雖然我們可以藉助中國的情況來對現代性概念加以修正甚至否定，但是若要尋找中國的現代性，就不得不比照西方的經驗，因為現代性概念本身即源自西方話語體系。這種現代性與既有的現代性理論缺乏對話的基礎，以致於我們不僅要懷疑其被稱為現代性是否合適。縱然我們可以試著接受這種新的觀點，但與其如此，不如放棄去尋找所謂的現代性，或者放棄使用「現代性」一詞。不過，由此也無疑會為我們考察近代知識分子對現代性的信念帶來不便。

面對全球各地之間的聯繫日趨緊密，人們在20世紀中葉已意識到，19世紀中葉以來主導著具有等級空間秩序的民族國家已不再是考察社會行動的最有效的框架。與此同時，20世紀60年代後勒菲弗、福柯等學者對空間在歷史上的刻板形象以及時空關係進行了反傳統的思考，強調空間在本體論上與時間的平等，並對空間在權力運作、知識創造、社會關係再生、資本主義擴張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富有啟發的研究。

空間轉向作為一種新的範式在此背景中孕育而生，並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流行於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20世紀90年代初以後，有關科學的普遍主義觀點在學術界受到冷落，史家和社會學家越來越關注地點和空間在製造和運用科學知識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觀之中國近代醫學或藥學，空間轉嚮應當說為研究和書寫其歷史與文化提供了一個頗具新意的視角。

近一個世紀以來，經過數代學者耕耘的中國醫學史儼然已成為史學和交叉學科視野下最富活力的研究領域之一，亦存在一些值得重視的薄弱環節，其中之一便是近代藥學史。近30年間，特別是21世紀初以來，中國近代藥學史研究的確較以往更為深入和多樣。但是就既有的研究來看，具體內容尚存在史料挖掘和解讀的巨大空間，而理論借鑒和創新的不足又多少削弱了其被認知的深度以及在史學領域內與其他主題間的學術互動。

更重要的是，一些存在但又不局限於中國近代醫學史或藥學史研究領域的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仍亟待關注。未來的中國近代醫學史特別是藥學史研究在推進實證研究的同時，也需要重視參與理論互動和尋求理論創新。如此不僅有助於構建新的認知和學術體系，也有助於我們在聯繫和關懷中醫藥的生存與發展現狀時，提供更多理性而有意義的參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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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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