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他們一眼，再也沒能忘掉這金九封面

原標題：只是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他們一眼，再也沒能忘掉這金九封面

九月對時尚雜誌來說是最重要的一個月，「金九銀十」的說法由來已久，九月刊封面的人選和質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本雜誌的格調。《時尚先生Esquire》的九月刊請來了蔡康永、吳秀波、姚晨、吳亦凡、曾國祥、周冬雨、馮紹峰、韓庚，向他們請教「既繁華又浮躁的時代下，你們今天過得還好嗎？你們怎樣看待昨天和明天？」答案是，他們過的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浪漫。

▲《時尚先生Esquire》九月刊封面

他們身上都有一些矛盾的點。蔡康永讀了很多書卻不願意被貼上文化人的標籤，吳秀波覺得自己特世俗、不像演過的任何一個角色，吳亦凡超高人氣背後有著自己的孤獨和遺憾......

他們有著自己的獨到見解，所以要忍受常人的挑戰和誤解；他們有著自己的奮鬥足跡，所以少不了會和凡人的人生路線保持距離；他們有自己的情趣和意境，因此難以加入到烏合之眾的狂歡之中，自然難免孤獨。但他們，從來沒有背離過自己的初心。

為了這份情懷，他們寧願保持孤獨，保持與社會的距離；而那種不被理解的孤獨，那種特立獨行的距離，就是一種儀式。儀式感是一種文化的體現，有了這種儀式感，生活就更浪漫了。當你的心還在眷戀美好，文化就只是那種和你的心相得益彰的形式。無論是一闕古詞，一幅國畫，一部電影，一首嘻哈。

蔡康永可能是華人娛樂圈中讀書最多的一個人。因為他寫過書，因為他的儒雅，很多人形容他是文化人，但他自己卻是斷然否定這個標籤。

在他眼中，自己愛看書並不奇怪，而是別人不愛看書這件事更奇怪。他更願意把自己形容為文化的媒人，或者中介者。他把辯論比喻為一套兵法，你要去的地方比較重要，而不是這套兵法很重要。

他反對過分的投入，也反對大家看電視。悖論的一點是，他是電視人；更悖論的一點是，他之所以反對大家看電視，其實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對於快餐式文化的灌輸，有人喊出了「文化復興」，這在蔡康永眼裡是本末倒置的。所謂的「 復興」，並不能有目的性，也不是一個可以計劃、生產的過程。

你可能覺得蔡康永有些悲觀主義，但這就是真實的他的一面，他只是更清醒。他說，自己就是渴求那一點點的清醒，希望他不要全部掉進某個地方去。

「我是一個特世俗的人」，這是吳秀波說的話。

他說，他所謂的世俗，就是活得要有生趣。所謂生趣，就是你該提籠架鳥就提籠架鳥，吃飯走路睡覺，平常心；沒那麼多給自己找的事，率性一點、本真一些，不要裝。

他說，自己是一個說話不利落的人，不擅於口沫橫飛高談闊論，那些角色的形象，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他。

「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特別真實流露的狀態，這種狀態就是比一般虛偽的狀態更具吸引力，這就是所謂的氣場或者氣質。」

「戲劇，無非這麼幾個主題：第一生存，第二男女，第三成敗，第四子嗣，第五是歸，歸去的歸，所有戲劇大凡講的都是如此。靠創作能吸引別人注意，給別人帶來快樂，能夠以此用自己的態度和別人的情感進行交流，這個就是創作的本意。」

他把創作比喻為走夜路，你終歸得叫喊一聲，聽聽邊上有沒有人，好知道你在這條路上是否孤單。「 有人曾經說，藝術是一種病理。」

姚晨，內地實力女演員，中國第一個粉絲數超過千萬的「微博女王」，聯合國難民署中國區親善大使；與此同時，她還是「小土豆」和「小茉莉」的媽媽。

姚晨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對外界壓力的感知，迫使她不斷向前走，去尋找讓自己更完善的方式：責任。

朋友們說，姚晨是一個有著「俠客心腸」的人，她也一直行走在自己的慈善之路上。

哲學家陳嘉映說，現代生活的突出特點就是質疑。明星似乎很容易成為被質疑的對象。姚晨說，面對爭議自己已經很淡然了：人的精力有限，要把精力集中到覺得必須去、值得去面對的事情上面。

作為演員，姚晨需要去了解社會上形形色色、不同領域和職業的人——也許有一天，她要演繹這些人的故事。

姚晨已不再迷惑。這些年她去過許多地方，有最繁華的城市，也有最窮苦的鄉村。她說，每個人都是一束光，聚攏起來，就可以點亮很多希望。

熟悉吳亦凡的人會知道：當影棚響起一陣節奏飛快的嘻哈音樂時，就代表他進入了工作狀態。

通常來說，名氣越大壓力也就越大，明星本人也會更加謹慎，然而只要你和吳亦凡聊起音樂，你就會捕捉到他不一樣的狀態：雙眼一亮，非常認真地跟你聊起來。

「我一直很愛嘻哈音樂，我最喜歡的是它的精神：自我，以及真實。這也是我的生活態度和理念，自由度非常重要。

他說，中國是不缺乏嘻哈精神的，只是人們對嘻哈也缺乏系統性的了解。「現在中國的嘻哈音樂少，是因為制作人少，我希望我能帶個頭，把嘻哈音樂製作出來。」

由於多元文化的成長背景，吳亦凡吸收新事物的能力，或許要比別人更強一些；也由於18歲起便獨自闖蕩，他也不諱言，自己的青春留有一些遺憾。

他說，自己的路還很長，他也不認為自己現在就不青春了。之前的遺憾，它會有新的東西填進去，讓這部分變得更有意義。

曾國祥以前不喜歡曾志偉的電影。那時他還小，和一般的男孩子一樣，沉迷於成龍那樣一身功夫的英雄。十五六歲時，他開始看王家衛的電影，「原來電影是可以這樣拍的。」

曾國祥大學畢業，曾志偉介紹他進入了導演陳可辛的製作公司。翻譯文件、PS劇照、送片子去戲院，雜活累活都被曾國祥攬了去，開戲時就從最底層的場記做起，慢慢升到第二副導演。

在來內地發展之前，電影對於曾國祥來說，往往始於直覺，因為大環境的限制寥寥。來到內地以後，整個格局大了很多，他開始學著從社會議題或是某種價值觀出發。

對「看不過眼的」現實問題發聲的慾望或許是新一代香港電影人最大的特點，而他最嚮往的，卻是香港電影黃金時代，老一輩電影人身上的「靈活性」。

「香港人給我最大的一個啟發，無論你在什麼地方，什麼年代，總能找到一條路，做出自己想做的作品。」

周冬雨有一個唱佛機，很便宜，她每天晚上打開，365天循環播放。雖然並不是佛教徒，但是每天聽著唱佛機睡覺，會讓她感到平靜。

第53屆台灣電影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周冬雨拿到影后，「特別緊張，但強裝出不緊張的外表，盡量讓自己看起來很淡定、很見過世面的樣子。」

她明白自己是個挺矛盾的人，害怕受關注，卻又偏偏想嘗試那些自己沒有的東西，以及那些反差很大的角色。「因為跟自己不一樣，你也想發揮一下，自己也想牛一下。想給自己壯壯膽。」

「 演員是很沒有安全感、很被動的一個職業，被人挑來挑去的。所以自己能力範圍之內我沒有什麼大的目標，就是做一個讓大家喜歡、認可的演員，再多了我也決定不了。」

「我特別想當放電影的那個人。一直想要做這件事情。去一些貧困的地區，大家可以搬著板凳，幾排幾排坐著看，我覺得心裡的那種滿足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在馮紹峰看來，時代不同了，生活方式和以前也不一樣了。但人們不應該忘記傳承，不要因為高科技而失去生活中原有的浪漫、期待，失去那些更珍貴的東西。

作為演員，馮紹峰和古代文化有著難以割捨的關係。在他看來，演員本就應該是一個雜家，應該儘可能學到、接觸到更多的東西，掌握的技能越多越好。

馮紹峰喜歡摩托車。在他看來，摩托車不僅代表著科技的最新成就，體現著人類對速度無止境的追求，同樣也承載人的情懷。

即使是現代化的生活方式，那份浪漫的心境也依然可以從匆忙和焦慮中幫助你淡然脫身。雖然時代變革，人的心卻從未有過改變，是為人性。

「喝茶，寫信，這些都是一種儀式，騎車，穿戴，也是一種儀式。儀式感是一種文化的體現，有了這種儀式感，生活就更浪漫了。」

韓庚說，「本來現代人的生活狀態，節奏就是很快的，很難去沉澱下來，嘗試著去把一件事做得比較精緻，或者說讓自己真正滿意的程度，你還是得被逼著與時俱進。」

「每一年我們所謂的時尚，不管是音樂也好，電影也好，網路語言也好，它不斷地在進化。小鮮肉也是如此，它就是文化潮流的一環，我們就處在這個娛樂爆發的年代，更多娛樂性的東西會不斷出現。」

「這個時代大家的素質，包括你對文化的理解，有些人會主觀地去排斥一些真正美好的東西。但你還是要提高，讓大家知道什麼東西好，什么東西不好，這樣你才能刺激到創作者，去製作出更多更好的東西。」

「電影是藝術，藝術是需要被尊重的。前幾年資本進入得比較瘋狂，有些電影的票房真的是意想不到的高，現在慢慢在恢復正常的狀態。好好製作一個真正的作品，這就是尊重電影的一個方式。」

「我更喜歡一種慢悠悠的快樂。在你忙碌的時候，速度很快，你想不到一些深刻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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