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跖與泰山盜跖廟◎泰山?泰安文史拾零系列十九

被尊為「盜中之聖」的著名先秦人物「盜跖」（柳下跖），相傳曾活動於泰山一帶，因此泰山地域的「盜跖」信仰延續甚久，在泰山之麓還出現了供奉跖神的「盜跖廟」。

一、古籍中的泰山盜跖廟

唐煥《游岱雜記》：

《居易錄》又云：「某郡有盜跖廟。」今泰山下有廟，不知何神，相傳以為跖也。余每至岱城，觀和聖祠摧圮頹落，狼藉苓通（指豕馬之類），未嘗不泫然流涕。

唐仲冕《岱覽》卷十二《分覽二?岱陽中》：

北為金龍四大王廟，康熙初祠河神，祠前有像設獰惡者，或曰盜跖也。《莊子》云：「孔子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泰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蓋魯人設祠以為禬禳，如祭蚩尤及方相之意。

以上史料，分別出自清代乾嘉之際唐煥、唐仲冕父子手筆，披露了泰山存

在「盜跖廟」的重要史實。

清初王士禛《居易錄》卷四記各地「逆賊」之廟時云：「某處亦有盜跖廟、黃巢廟。」僅記其廟名而諱記其地（所記跖廟與黃巢廟聯文，考黃巢廟在岱北長清境，可推知跖廟當亦在泰山）。而唐氏父子之記則明確稱「今泰山實有之」（唐仲冕《陶山文錄》卷十），從而確定了「盜跖廟」的廟址所在。唐仲冕記並進一步坐實「盜跖廟」系附祀於金龍四大王廟中：「祠前有像設獰惡者，或曰盜跖也。」按此金龍四大王廟建於康熙元年（1662），奉祀河神謝緒。金龍四大王信仰原盛行於淮水流域，後因山東水運繁興，其神影響漸及山東，至清初遂奉祀泰山。其廟久圮，故址在岱宗坊西北隅，「盜跖廟」址當亦在此附近。

「盜跖廟」在泰山出現，並延續至清，說明泰山一帶的「盜跖」信仰頗為盛行。《莊子?盜跖》篇稱「跖方休卒太（泰）山之陽」。《莊子》其文雖屬寓言，但其間人物、地點的設定，卻自有一定的史實基礎（詳後論）。而泰山「盜跖廟」的出現，足見跖在泰山地域的影響確乎是深入人心。歷史上跖與泰山之關係，頗值得加以探尋。

二、歷史上的盜跖與泰山

「盜跖」又被稱為「柳下跖」，有的研究者認為其名乃是「文革」中幫派學者出於政治需要而憑空杜撰：「這一次的主要根據是《莊子?盜跖》篇。那兒說：『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遂）以為，哥哥既然叫柳下季，弟弟自應叫柳下跖。」「這個根據和這種稱呼，都是不可靠的。」（鄔蒙《「盜跖」考辨》，載《歷史研究》1977年第2期）

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本《古文瑣語》中之「柳下蹠」書影

但考諸史實，「柳下跖」之名並非創自「文革」中，而是早在先秦便已出現。在先秦古籍《古文瑣語》中，便出現「柳下蹠」之文：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邪？大夫為政，不能不盜，何以詰吾盜？柳下蹠，魯之民盜也。嘯聚其徒數千人，驪山之陽，抉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囚桓子，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偃然竊以逋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為家事，國賦為家賦，藐然魯國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靦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為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逐一君，復易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於人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儕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縶於獄中。

「蹠」即「跖」之異體，柳下蹠與盜跖當為一人。《古文瑣語》系古佚書，晉太康中出土於汲郡魏襄王墓中，故又稱《汲冢瑣語》。據考原書為戰國時佚名所撰，出土後寫定為十一卷，南宋時失傳。此條佚文見於清馬驌《繹史》卷八十、李鍇《尚史》卷三十、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卷五十、陳厚耀《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吳昌宗《四書經注集證·論語》卷六及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卷六三（駱承烈先生《曲阜史跡百題》最早在論述跖事時舉出此條資料）。

《古文瑣語》的這則史料，對研究柳下跖的里籍、生活時代及與柳下惠、孔子的關係，均提供了難得的材料。茲僅舉與泰山有涉的二點：其一，據《瑣語》所載，知跖名與「柳下」相連，自先秦已然。拙見這並非與柳下惠有所謂兄弟關係，而是緣於柳下地名，如清人程樹德《論語集釋》中所舉「東門遂、南宮适、東郭偃之類」。柳下跖與柳下惠雖不同時，亦非同族，但皆系籍柳下，雖一為封邑貴族，一為邑中奴隸，因同出一邑，故都以「柳下」貫名。——此或為引發莊叟產生聯想而將兩人捏合一家的思想根源。其二，史家稱「跖為何時人，竟無定說」，但《古文瑣語》中記魯「盜」稱述柳下跖事迹時，分別提到季康子（哀公朝[前494—前468]執魯政）、陽貨之亂（前502）、乾侯之難（前514）等魯國人物與事件，而斯時跖已以九十高壽而終。

則其人當活動於魯襄公、昭公、定公、哀公之世（約前581至前491）。《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記其時「魯國多盜，司寇臧武仲不能治」，說明是時魯國境內民變迭起，「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的柳下跖起義便可能爆發於這一時期。對此孔子曾對季康子提出「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的治盜理念，力主教化招撫而反對一意剿殺，且曾親為招撫教誨齊國巨盜顏涿聚（《呂氏春秋?尊師》：「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莊子?盜跖》孔子招降盜跖情節可能便是基於這一本事而演義。其事雖出於虛構，但若剝開寓言荒誕的外衣（如詭稱柳下跖為柳下季之弟，虛構柳下跖痛斥孔子等），其故事仍有若干真實成份。即：柳下跖確有其人，其故里柳下邑，其生活時代在春秋末期。

明乎此，我們便可進一步追尋歷史上柳下跖與泰山的淵源所在。柳下故邑所在，史書中有數說，而以泰安柳里（今新泰市宮裡鎮西柳村）說影響為大。其地有柳下惠墓，明代《泰山志》卷二《遺迹》云：「柳下惠墓：在州治東南一百里。……村名柳里村。」自明代以來，泰山和聖祠屢有修建，且有「維岳降神，首鍾和聖」之說（《岱覽》卷三十二《敘覽》）。說明泰山一直把和聖柳下惠視為本地先賢。柳下惠故里即被認定為泰山，與其同出柳下的「盜跖」的生活區域當也在泰山之域，其起事後「休卒太山」確有可能。這些因素，都可能是泰山「盜跖」信仰形成的遠源。

三、泰山附近的盜跖廟祀

據唐氏所記：被封建統治者視之為「大盜」、「元兇」的柳下跖，不僅在泰山被公然立廟奉祀，而且香火大盛，遠勝於列入朝廷祀典的和聖祠。從「盜廟」與「聖祠」的一榮一衰之中，恰可看出民間信仰的威力。這一現象，不禁使唐煥、唐仲冕這些正統派文人為之既驚且懼：「凶人之所怵者，身後耳。亂賊殘忍之鬼而不餒，是生而蠧民，沒猶美報，人心不澌滅殆盡哉！作俑創建者，其皆草澤劇賊乎？」（清·唐仲冕《陶山文錄》卷十《雜文·雜考》）。雖對跖廟幾戟指痛詈，但最終只能對盜熾聖衰的現實「泫然流涕」，無可奈何。曾有學者對「文革」中各地調查的柳跖廟深表懷疑，稱：「我們還可以這樣來考慮：如果它們真是起義英雄『柳將軍廟』，按照階級鬥爭的基本規律，在剝削階級統治下，是不會有人去公然拜祭的；為數甚多而且香火不絕的事實，正證明了它的合法性，而否定了它和『盜跖』的關係。」（鄔蒙《「盜跖」考辨》，載《歷史研究》1977年第2期）這種推測，顯然低估了社會底層民眾信仰的巨大威力。——不僅北齊時高堂縣之「盜跖冢」就已多私祈（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九《盜俠》云：「高堂縣南有鮮卑城，……城傍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太原故宅明代仍享祀不絕，明人李長祥《盜跖宅記》云：「予來太原，有村名辛村，其居人皆柳氏姓，蓋盜跖宅也。予曰：異哉！盜跖以壽終，太史公嘆之矣，其後人之不絕又如此，是又何哉？」（《天問閣文集》卷二）而就是在封建統治相對穩固的乾嘉時期，泰山「盜跖廟」依然香燭繁盛。凡此無不反映了民間信仰的巨大生命力。

唐仲冕《陶山文錄》卷十《雜文?雜考》又云：「盜跖廟，今泰山實有之。或以為河神。」可知盜跖不僅附祀於泰山金龍四大王廟中，且被視為河神，這一神位後為各地廟祀所接納。清初小說《醒世姻緣傳》第八十六回云：「再說這河神的出處，左邊坐的叫是柳將軍，原是個船上的水手，因他在世為人耿直，不作非為，不誣謗好人，所以死後玉皇叫他做了河神。」這裡所說的「柳將軍」，雖傳述行跡不同，但名號顯然是來自柳下跖。金龍四大王廟之主神本是河神謝緒，但鄉人對謝緒所知不多，而皆識奉於前庭之柳展雄。久而久之，柳展雄便被稱之「河神大王」，民間也出現眾多「河神大王柳展雄」的神奇傳說。此後泰山附近所建柳展雄廟，皆名之為「大王廟」。

泰山大陡山村之大王廟

泰安南麻套《創建大王廟碑序志》

及至民國，盜跖廟祀在泰山再次興盛，民國十七年（1928），傳有蛇至岱西後陡山村中，傳為「柳大王」化身，鄉老遂於村中之龜形地，建一小廟奉之，名大王廟。其廟前有泉，或取水供於香案，摻入香灰，雲可療疾，曰「取花茶」。又言神能開藥方，患者自述病情，神劃其方於沙盤。遠近信者甚眾。又是時桃花峪口南馬套村亦建大王廟，今存《創建大王廟碑序志》。碑云：「泰山西麓泰安城西辛庄地方南馬套庄，距城四十五里，桃花峪西口。此地有崇山峻岭，又有茂林修竹，水抱靈秀，真勝地也！自古及今，舊惟關帝廟一座，後有將軍廟一所，去年六月間周時武德大王劉姓者，現為河伯，為民御菑捍患來此，有人見之，請到民家。愚民焚香上叩，跪祈虔禱風調雨順，保佑平安。神於乩語示之，欲佔地創建廟宇，不要高樓大廈，亦不用畫柱棟樑，但茅屋不漏，吾乃愉矣。於是、等鳩工闔庄，意欲修之，不日月而成，以人力不能至此，亦神力之默助也。眾皆悅之，特此刻碑勒石，永垂不朽雲。前清邑庠生高孟頓首撰，高立、高立，高文沐手書。（以下修廟人名略）中華民國叄拾壹年（1942 ）歲次壬午陽月上浣穀旦。」碑雲神姓「劉」，蓋「柳」口傳之訛。從這些廟宇碑石中，足見當時民間大王信仰之盛。上述泰山附近多座「盜跖廟」，不僅展示了一種民間信仰，還從另一層面揭示了一段歷史真實：根據唐氏父子所記，「盜跖」在泰山一帶，被立廟設像，香火遠超「和聖」，但在其他泰山文獻中，關於「和聖祠」的記述比比皆是，於「盜跖廟」則無一語記述。至於唐氏父子之所濡墨簡冊，也是出於奮筆譏刺的需要。而在道光《濟南府志?凡例》中，則明確提出應芟刪關於跖之記錄：「若陽貨、盜跖……只為川岳之玷，志期揚善，今並削之。」這便表明，許多在民間影響甚大的信仰，因其不合正統理念，而在官方文書中被極力抹殺，肆意清除，導致其事不見於史籍，僅存之口碑。有些學者基於對「文革」中「影射史學」無限拔高柳下跖的反彈，進而全面否定民間調查的可靠性，稱：「四人幫的御用歷史學家們，出於『評法批儒』的需要，非但把這個寓言中虛構的人物肯定，而且編造了很多根本不存在的事迹出來。1974 年開始，全國掀起一場研究和調查盜跖的熱潮，各地找出來的盜跖活動地竟然達幾十處之多，譚其驤先生就說過：『人都不知道在哪兒呢，怎麼會有遺迹？』」（葛劍雄《歷史學是什麼》，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5頁）。現在看來，這種意見似有以偏蓋全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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