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祖父行賄經過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朝廷決定增加一次科舉考試，是為「恩科」——光緒十九年（1893年），各省舉行鄉試，錄取舉人；次年春天，在京城舉行會試。

就是這次恩科鄉試，成了紹興周家「從小康而墜入困頓」的轉折點。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1871年）考中進士，點了翰林，三年後外放為江西金溪縣知縣。光緒四年（1878年），他因案降職，情所難堪，便捐了個內閣中書去做京官。當了十五六年的內閣中書，直到光緒十九年（1893年），母親去世，他丁憂回籍。

清朝的小京官，光靠微薄的俸祿，是無法養家糊口的。周福清以何為生呢？原來他曾經當過父母官的江西金溪產紙，名為「清江紙」，這種紙品質不高，用於印製價格較廉的「闈墨」（將鄉試、會試中優秀考卷彙編而成的冊子）。京師的書鋪分為兩類：一類在琉璃廠，賣古籍善本，為達官貴人所光顧；另一類集中在前門外打磨廠，專賣「闈墨」，店東大都是金溪人，他們還有一樣副業，便是做科場的「經紀人」，誰要想買關節作弊，他們都有門路可鑽。

周福清做過金溪知縣，跟這班人很熟，也做起了這樣的「經紀人」。

光緒十九年，浙江鄉試主考放的是殷汝璋、周錫恩。

周福清向紹興的友人表示，自己與周錫恩相熟，可以設法通關節，於是有五戶人家相托。講定銀錢數目後，周福清帶傭僕陶阿順，追蹤正副主考的座船，到了蘇州。

殷汝璋、周錫恩各有座船。周福清交代陶阿順，務必到周錫恩船上投帖送信。

這陶阿順是個蠢人，連名帖帶信一起投到了殷汝璋船上。殷汝璋拆開一看，內有一張紙條，還有一張名片粘在「憑票支銀一萬兩」的銀票上。名片上自然是周福清的姓名，紙條上寫的是：「計開：馬（官卷）、顧、陳、孫、章；又小兒用吉。均用『宸衷茂育』字樣。」這就是說，用一萬兩銀子買六個舉人。這六個人中，「小兒用吉」就是周樹人（魯迅）、周作人和周建人三兄弟的父親——周用吉；「馬（官卷）」者，表示這個姓馬的秀才是現職官員之子；此外就不知是什麼人家的子弟了。筆者以為，這票「買賣」，那五家各出兩千兩銀子，而周福清則將他的兒子周用吉夾帶在內，順手撿個便宜。

「宸衷茂育」四字便是所謂「關節」，也就是考卷中的暗號，主考官如在卷中看到這四個字，心中就有數了。

周福清的運氣很壞，不但有陶阿順這個蠢材僨事，更糟的是蘇州知府王仁堪正在殷汝璋的座船上。殷汝璋當下將信交給了王仁堪，請他依法處置，以示無私。

陶阿順當場被捕。周福清一見事敗，趕緊逃回紹興。事雖出在江蘇，但主犯是紹興人，所以江蘇將陶阿順解送浙江審辦。

第二年就是慈禧六十大壽，從朝廷到地方大吏都不願掀起大獄來殺風景，所以對周福清案有個共識，就是「大事化小」。

於是，經過會審，在浙江巡撫崧駿呈奏本案發生經過及處置辦法的奏摺中，強調了如下幾點：

一、周福清是自首的。

二、周福清將所有的罪過都攬在自己身上——七月二十日，他攜仆陶阿順由紹興起程，進京探親；二十三日路過上海，探知浙江正考官殷汝璋與自己有交情，一時糊塗，起意為兒子求通關節，並順便為親友子弟幫忙；二十五日晚至蘇州停泊，即派陶阿順投函正考官船上。

周福清慷慨「認罪」，崧駿、周錫恩等人自然要幫他的忙。因此，崧駿認為，自首即應減罪，而中途偶然起意要通關節，與事先預謀者「情節似有區別」，如此一減再減，周福清可無死罪。

此奏到京，刑部完全同意崧駿的處理意見，對周福清「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也就是充軍之罪；其餘各人，包括陶阿順在內，都無罪釋放。

清朝向來的慣例是，刑部議罪議得重，留待皇帝減輕，以示皇恩。哪知事有不然，刑部擬讓周福清充軍，皇帝硃筆批示是斬監候——死緩。

於是，周福清先是關押在杭州監獄，後又被提到北京刑部大牢。

1900年，庚子事變發生。刑部尚書薛升上奏給犯人減罪，獲准。次年，周福清被釋放回家。

周福清案發時，魯迅只有12歲。此後，周家家道中落，周福清晚景凄涼，於1904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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