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日記：陀思妥耶夫斯基：地火在黑暗處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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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

文/寶木笑

傳說倉頡造字時，天地變色，鬼哭神嚎，只因文字傳世，天機因而泄露。文學作為文字聚變後的菁華，越是極致的作品，往往越會產生深邃甚至神秘的作用，不僅是對於讀者而言，更是針對文本創作者本身。畢竟文學是由人創作，是人在其中以自身精神為藥引，因而一旦一個人的思想進入到一種極致的狀態，他的作品和他自身也將實現某種融合，這也是我們常常在文論中提到的「化境」的概念。只是這種融合往往意味著一種沉重的代價，或者承載著某種苦難，畢竟生活之路充滿荊棘，一種能夠震撼到整個人類精神層面的思想，從來都不是輕易可以降臨到這個世界上的。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是一個讓文學史為之駐足的名字，有人曾說他的書比托爾斯泰偉大，比司湯達深刻，比阿加莎?克里斯蒂驚心動魄，如果真的要談到世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讚譽，實在有太多可言。鑒於因為種種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國內並未得到與其相稱的評價，這裡不妨簡單引述一些這樣的讚譽，權作一種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名：

愛因斯坦：「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我的影響比高斯都多。」

弗洛伊德：「陀是唯一值得看的作家。」

卡夫卡：「陀翁是跟我有血緣關係的人。」

茨威格：「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齊克果是人類的精神領袖。」

博爾赫斯：「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發現大海。」

至於加繆整個反抗體系對陀氏的繼承，紀德對陀氏的五體投地等事情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總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就是一種現象，即深刻的影響性和評價複雜的不對稱性，他和他的作品彷彿地火在黑暗處運行，人們能夠感受到他的燃燒卻看不到那火焰的光芒。這與陀氏個人的性格、經歷特別是其作品的手法和主題有著直接的關係，特別是其流放西伯利亞之後的作品，《罪與罰》、《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每一部都帶著鮮明的陀氏風格，暗色的基調、心理的二重剖析甚至對變態行為的刻畫……以至於人們都忘記了其中救贖的旋律和陀氏獨有的反省和思索，這也難怪，畢竟在黑暗處，人們只能感受到熱，繼而會抱怨沒有光。

五十年代蘇聯拍攝的電影《白痴》

為什麼要選擇《地下室手記》來講述這樣一位「說不盡」的偉大作家，難道上面那五部巨著不能代表陀氏的一切么？顯然不是的，但就像心理分析往往要追憶對象的童年回憶，甚至不惜進行催眠一樣，如果我們分析陀氏整個一生的文學創作，不難發現《地下室手記》其實是一個分水嶺。雖然之前的《窮人》和《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已然顯示了陀氏的才華和某些風格，但從《地下室手記》開始，陀氏的小說完全進入了自己的軌道，《地下室手記》預示了他後來5部重要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基調，而這5部長篇構建了陀氏的文學思想內核，因此完全可以說，《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生涯的轉折點，是引燃陀氏地火的星星之火。

《被侮辱和被損害的》

顯然，這星星之火迸發得過於詭異，以至於今天的人們談到《地下室手記》仍然爭論不已，想那「我是一個有病的人……我是一個心懷歹毒的人。我是一個其貌不揚的人」已經足以成為文學史上最為妖異的開篇。而後面的故事比起這開篇絲毫不遑多讓，用現在流行的話也許就是「全程無尿點」，將壓抑進行到底也一直是陀氏中後期作品的毒蜂之刺。小說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地下》時間是「現在」，1860年代，「地下人」是名年約四十歲的退休公務員，他的內心充滿了病態的自卑，但又常剖析自己，在他的自言自語中，圍繞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歷史的非理性等哲學議題，直接應戰「先生們」的理性體系，就像一篇形式自由的論文。第二部分《雨雪霏霏（或譯關於濕漉漉的雪）》，「地下人」開始敘述大約十五年前，即1840年代發生在他身上的三件事：碰撞事件、同學聚會以及麗莎之愛，這一部分里，「地下人」進一步吐露自己的苦悶，繼續評判「先生們」的理論。

《地下室手記》手稿

這原本很可能是一個「枯燥」的故事，彷彿無盡黑暗處的無盡沉悶，但就是在這樣一個故事裡，陀思妥耶夫斯基點燃了文學史上著名的地火，讓「地下人」成為永恆的經典形象載入文學史冊。因為「地下人」和之後許多帶有陀氏標籤的形象雖然並非文學史上的首創，但在陀氏手中變得更加徹底和癲狂。「地下人」絕非正面形象，準確地說是一個邊緣化至近乎病態甚至變態的人物，他如倉鼠般生活在地下，在黑暗和潮濕中逡巡徘徊，自言自語，他與人接觸時敏感而脫節，甚至用情感折磨的方式快意於妓女麗莎的痛苦。總之，這個由果戈理的小人物演變而來的形象，這個如地下喪屍一般的彼得堡人，同樣帶著那個時代濃濃的彼得堡式的自我矛盾。

然而，這種「反英雄」式的小人物設定只能讓「地下人」成為典型，卻不足以成為經典。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當然也不會將人物塑造僅僅止步於此。「地下人」是帶有一種與其身份和狀態截然矛盾的「聖靈感」的，用書中的意思就是地下人的主要特點是「過度的意識感」，而這「過度的意識感」彷彿一把雙刃劍：「地下人」比別人思想更加深邃，能夠多想一步或幾步，見常人不見，且善修辭，通邏輯，旁徵博引 (按照西方文論的說法是，他的語言有互為文本性)；然而另一方面，「地下人」想得太多則無法行動，愈加自卑自虐，自相矛盾，是一種病態，這一點「地下人」自己毫不掩飾：「我向你們發誓，先生們，過度的意識感是個病，實實在在是個病」，這讓他不會與他人相處，心裡渴望愛，但是不會愛，自虐和虐他傾向的並存阻礙了他愛的能力。

如果一定要概括陀氏人物的形象特徵，那麼「地下人」無疑可以成為某種標準，他們的缺點和病態彷彿讓人恐懼的冰冷和黑暗，然而他們的內心又彷彿運行的地火，讓人能夠感受到溫度和燃燒。《罪與罰》中的拉斯科爾尼福把當鋪的老婆婆殺死，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病態的事情？其一為貧窮，其二為他所構思出的一套「殺人理論」：「在世上，某些強人，被選擇的人可以踏著別人屍首而前進，」於是其通過殺人去證明自己是強人，但他內心不安，痛苦掙扎，直至遇到娼妓索尼婭，兩人相濡以沫，最後拉斯科爾尼福被流放，索尼婭一直相伴。《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伊凡家境富裕，但父親是吝惜鬼，父親和大哥在爭奪同一個女子，伊凡懷疑上帝，懷疑一切（《宗教大法官》一章實在精彩，那種對宗教的終極拷問，個人覺得無人能出其右），有一套從推翻上帝意義得來的殺人理論，他有意無意把這告訴父親的私生子，私生子把父親殺死，伊凡不堪重負，最後發瘋……

《卡拉馬佐夫兄弟》劇照

這裡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小說史上從來不缺少描寫人物壓抑和病態的篇章，但為何唯獨陀氏在其中成為一座幾乎無法逾越的巔峰，成為後世無數以解剖人性著稱的大師們共同的「精神導師」？這一切將在《地下室手記》中找到答案，前面提到的「矛盾感」在其極具個性的創作手法中得到了完全的迸發，二元論的人物塑造從來不是陀氏的發明，但陀氏卻將內向挖掘人物自心發揮到了極致。而這種發掘絕非一些文學研究者所說的屬於「心理學延展」那樣簡單，而是通過人物在一種極端條件下的自我思想和魂靈自述來實現的。我們會發現陀氏小說的主要人物都處在一種邊緣，就像「地下人」其實已經到了一個發瘋的邊緣，他不斷地提出想法，不斷地否定自己，他肆無忌憚地宣洩思想，他顫抖於心靈和現實的巨大反差。將人物推向絕境，將人類內心最深處的一切完全暴露，這就是陀氏的人物塑造，這樣的手法並不神秘，卻讓無數作家望而卻步。

文學創作從來就不是一件單純的事情，誰也不能逃脫世俗的眼光，阮玲玉遺言說「人言可畏」並非偏激，而是所有人身上無形的枷鎖。本來能夠體察人類靈魂深處那種細微的地火就已經是極少數人才能做到的「神跡」，而當這些人中的大部分認識到一旦自己按照心中的指向將之付諸筆端，也許會帶來彌天謾罵甚至大禍，按照人類趨利避害和虛榮的本性，他們是會選擇迴避的。但仍有人選擇了繼續向前，在描述人物內心那種使人深深恐懼的黑暗方面，我所見只有福克納和穆齊爾略可與陀氏比肩。無怪乎尼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自己的親人，他大聲地宣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的一位能使我學到東西的心理學家,我把和他的結識看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成就。」

《罪與罰》插畫：拉斯柯爾尼科夫和馬爾美拉陀夫

令人惋惜的是，就像尼采一樣，在陀氏的身上我們不得不承認一條傷感的原則：敢於直視人類內心最深處的地火併令其燃燒的人，終將付出慘重的代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最為複雜、最為矛盾的作家，這位與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一起被稱為俄國文學三巨頭的偉大作家一生坎坷。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小患有癲癇症，一生都未逃脫病魔，16歲母親死於肺結核，18歲父親死於非命（至今說法不一），24歲憑藉《窮人》一舉成名，卻在28歲因為涉及反沙皇活動而被判處死刑，在行刑前的一刻才改判為流放西伯利亞，在那荒涼貧瘠的西伯利亞，他的癲癇症發作愈發頻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發生了巨變。

陀氏小說的創作和這些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大悲大喜，大起大落這樣的極端情況最能催生人的思想質變，難以想像如果曹雪芹家族沒有蒙難，也許清中葉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再多了一部《金瓶梅》而已。當然，沒人願意經歷這樣的極端，這本身就帶著自覺或不自覺成為人類思想殉道者的味道，而這是所有人不願意麵對的事情。但事情並未結束，1864年終於來了，在這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和兄長相繼去世，他還需要照顧兄長的家人，這使得他瀕臨破產，他希望通過賭博來還清債務，卻欠下更多債，整個人陷入消沉之中。但為了生存，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須繼續寫作，其內心的焦灼痛苦和憤懣癲狂可想而知，無怪乎誕生於這一年的《地下室手記》，被許多人稱為是其所有作品中最惡毒的一部。我們能深深感受到那種絕望中的放棄，這种放棄是一種對自己生活甚至生命的放棄，卻是對自己思想的完全放任：

「無所謂了，反正生命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即使我知道迎合大眾的口味能夠改善我的生活，但我再也不想為活下去而卑躬屈膝了，即使我寫的東西最終無人問津，或者被人唾罵，甚至我因此餓死，這都無所謂，我只要痛痛快快地寫一次，將內心的東西完全寫出來！」

筆者猜想，這也許就是陀氏當時的內心寫照吧，所以我們見到了尼采一般的肆無忌憚，那人人躲之唯恐不及的地火，在陀氏的筆下燃燒，他義無反顧沖向黑暗，他不要任何收穫，他只想隨心燃燒，燃燒。從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轉型，《地下室手記》成為後續《罪與罰》、《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總序，陀氏終於完全擺脫世俗的束縛，迎來了思想的綻放。當然這意味著更多的對抗和犧牲，我們之所以直到今天才漸漸了解這位偉大作家，並仍然不能完全給予其應有的榮譽，實在是因為陀氏的思想從《地下室手記》開始就註定無法在很多土地上盛行。上學的時候，車爾尼雪夫斯基在1863年寫出的《怎麼辦》如雷貫耳，是的，1864年的《地下室手記》是針對《怎麼辦》的。如果稍微留意，我們會發現《地下室手記》中「地下人」不是直接對我們說話，而是講給特定的聽眾，他稱之為「你們」、「先生們」，「地下人」一再模擬他們的觀點和話語，實際上這完全是有所指的。

2014年留比莫夫執導的舞台劇《群魔》，四個小時的劇長創造了記錄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俄國，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大行其道，很多思想者主張「新人」理論，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先生們」的人格象徵，《怎麼辦》是那個年代思潮的「聖經」。其實，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經著書與車爾尼雪夫斯基開始了坦誠交鋒，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車氏的現代烏托邦，一是歐洲啟蒙形成的現代思想體系，這兩者都依賴理性傳統，但對人性的理解卻顯貧乏，追問「什麼是人性」開始成為陀氏小說的關注的核心。客觀地講，《怎麼辦》在美學上是失敗的，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缺乏真實的人性基礎，而車氏筆下的未來是這樣的：俄羅斯將會把大片的草原變成可耕地，將會用玻璃和鋼筋造成水晶宮，在這個新世界裡，物質極大豐富，人人充分就業，男女平等，藝術繁榮，最重要的是，這個完美的世界由樂觀向上、富有理性的男女組成，他們沒有私利，因為他們可以在普遍的善中找到自己的利益和福祉。

俄版的《怎麼辦》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怎麼辦》與《地下室手記》的這種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遍嘗人間苦澀，特別是在西伯利亞苦役監獄裡度過的那一千多個日日夜夜——厚重的圍牆，白骨般慘淡的陽光，晦暗潮濕、布滿跳蚤、虱子和蟑螂的囚室，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受刑時的皮開肉綻，不堪忍受的體力懲罰，人性在極端條件下的扭曲……那四年的生活夢魘，徹底擊碎了陀氏的空想主義理念，更嚴重的是，從西伯利亞歸來，陀氏又遭遇了經濟、感情、事業、精神的多重打擊。正在這個當口，一部叫做《怎麼辦》的小說卻開始風靡彼得堡，我們可以想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的心情，他可以接受命運對他的肆虐和不公，但他無法再容忍某些「革命者」對現實的扭曲。於是，他拿起筆，開始用文字點燃那黑暗中的地火。

誠然，我們不能否認的是，陀氏的小說確實晦暗，這卻在另一個方面成就了陀氏的傳奇。如果我們整體翻閱陀氏小說，我們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般不描寫外界生活場景，即使出現這樣的場景，陀氏筆下帶過的白描也多是憂鬱的，那些在街上徘徊的市民，他們的眼神是「陰沉著的」、「憂心忡忡的」甚至「惡狠狠的」。而這些詞，嚴格地說都不是一種對外貌的描寫，而是對某種精神狀態的捕捉，我們在讀陀氏小說的時候總是帶著一種懸空感，總覺得這些人處在要發生些什麼的臨界狀態。謀殺、自殺、發瘋這些令人震驚的突發事件，使陀氏小說的情節，時刻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而這都源於自我意識的覺醒遭遇社會現實的擠壓後，非理性對理性的癲狂衝擊。實事求是地說，陀氏的這種思維角度和作品意味，無論是屠格涅夫還是托爾斯泰都不具備，果戈理雖然也寫出了市民社會的情景，但主要還是側重歷史進程中人性被淹埋的悲劇，唯有陀氏始終立足在個體的精神意識和內心解剖。

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個更加現實的問題：既然如此，讀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何用？

當我們每天像沙丁魚一般擠在地鐵公交中，眼前是無數同樣蒼白皺眉的面孔；

當我們困在格子間，不得不面對面前彷彿整日嘲笑我們的電腦屏幕；

當我們連在網路里也不得不遵循規則，忍受居高臨下或是人性的灰暗；

當我們在深夜加班結束，走在霓虹閃爍卻陌生冷清的街口，接到的卻是上司大發脾氣的電話；

當我們善良謙卑地向人群接近，收穫的卻是勾心鬥角和輕蔑冷淡；

當我們用盡全身力氣，卻仍然無法改變自己卑微的身份，無法讓親人過上更加體面的生活……

青春散場，我們卻發現自己也許永遠拿不到下一站幸福的門票，這個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作品也許真的是不合時宜的，因為那對我們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我們確實需要雞湯和「光明的尾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和孩子們

但是，我們雖然可以佯裝快樂，我們雖然可以強打精神，可心裡總會有一個聲音在迴響——這強顏歡笑的一切真的是我們的人生么？有光明就有黑暗，生命意義不在於逃避的技巧，而在於冷靜的直視，正是因為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我們無論身處何樣的黑暗，才會明白那黑暗處必有地火，雖無光亮，卻在燃燒。而這正是陀氏思想和小說最大的精髓——我們不要粉飾的烏托邦，我們要荊棘叢中綻放的小花。《罪與罰》中的妓女索尼婭為了維持窮困的一家出賣肉體，卻又心靈純潔，引導拉斯科爾尼科夫走向救贖之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在種種的惡行中最終回應善的召喚，完成了自我救贖；就連一直在矛盾中癲狂的「地下人」，其實在內心最深處仍然期待的是人性的覺醒，他認真地告訴「先生們」：「如果你們仔細看看我的故事，會發現我身上比你們身上有更大的生命力……現代體系下生活的人，寧做抽象的人，而害怕做有血有肉的個人。」如此，也許黑塞才是最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而他的話就像在為我們回答上面的所有問題：

「我們之必須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我們遭受痛苦不幸，而我們承受痛苦的能力又趨於極限之時，只是在我們感到整個生活有如一個火燒火燎、疼痛難忍的傷口之時，只是在我們充滿絕望、經歷無可慰藉的死亡之時。當我們孤獨苦悶，麻木不仁地面對生活時，當我們不再能理解生活那瘋狂而美麗的殘酷，並對生活一無所求時，我們就會敞開心扉去聆聽這位驚世駭俗、才華橫溢的詩人的音樂。這樣，我們就不再是旁觀者，不再是欣賞者和評判者，而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受苦愛難者共命運的兄弟，我們承受他們的苦難，並與他們一道著魔般地投身於生活的旋渦，投身於死亡的永恆碾盤。只有當我們體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恐懼的常常像地獄般的世界的奇妙意義，我們才能聽到他的音樂和飄蕩在音樂中的安慰和愛。」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墓，陀思妥耶夫斯基臨終說的最後的話是給妻子的，他斷斷續續地說：「 可憐的…

—END—

(全文完)

本文作者「寶木笑」，現居Oslo，目前已發表了91篇原創文字，至今活躍在豆瓣社區。下載豆瓣App搜索用戶「寶木笑」關注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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