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智商稅」更貴的是「思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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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為「包治百病」的廣告，花著越來越多的冤枉錢；當我們為2元錢屌絲逆襲夢，掏出越來越多的彩票款；當我們為那些蠱惑人心的「成功學」，浪費越來越多的精力，漸漸有很多人知道了一個詞---智商稅。關於「智商稅」，思想酷的讀者可能還知道它包含的另一層含義：不分左和右的亂噴、亂轉、亂打賞。但也許很少有人清楚，還有一種「稅」，不知要比智商稅高出多少倍，這就是「思想稅」。

「理性」素來是知識分子鐘愛的品質。然而回顧歷史我們發現，很多人對這個詞存在誤用。有些情況下，以「理性」為名義的主張，甚至會讓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為清理「理性」誤用的混亂，許多大思想家不得不站出來。哈耶克就是其中之一。

哈耶克（1899－1992），奧地利出生的英國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著有《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致命的自負》等

兩種截然相反的「理性」

哈耶克將理性分為兩種，一為建構理性，一為演化理性。建構理性的核心觀點是，一切有用的人類制度都是且應當是理性特意設計的產物，所有不能為理性充分理解的事物，都被歸入非理性範疇，不能被稱作知識，被蔑視。

這種理論傳統，肇始於笛卡爾的幾何學精神，認為一切真理都可從若干確定的前提，通過演繹過程獲得。

與此截然相反，演化理性則認為，個人理性十分有限且不完全，理性在人類事務中起相當小的作用，各種實在的制度如道德、語言、法律、貨幣等，並不是人類智慧預先設計的產物，而是以一種累積方式演化而來。這種傳統起源於休謨的經驗哲學，在這一傳統中，理性是文明的一部分，而非文明的創造者。

休謨（1711—1776），蘇格蘭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蘇格蘭啟蒙運動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著有《人性論》等

某種程度來說，建構理性觀和演化理性觀的分歧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不可否認，文明與理性必然是一路相互作用，演化而來。哈耶克所關切之處在於，建構理性主義者頑固堅持事先就存在設計各種制度的理性，其潛台詞是存在全能大腦，有充分能力設定可取的理想社會目標，並追求這個目標。而在追求目標時，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哈耶克認為，這就必然導致他們輕視自發秩序，甚至以所謂的理性為名（公共福利、社會公平），任意干預自發秩序，其後果，較輕的情況下是資源浪費，極端情形下則可能導致極權主義。

哈耶克用其一生與各種建構理性主義者辯論。最早是在奧地利，與認為計劃經濟可行的蘭格；後來在英國，與主張政府干預的凱恩斯。晚年他將最後一部著作命名為《致命的自負》，原因即此。

哈耶克的態度，不僅可讓我們窺見其政治學、經濟學的人性論基礎，他持續一生對建構理性主義的譴責，也反映出歐美思想界「理性」誤用問題之嚴重，之持久。而相比於歐美，中國語境下理性之誤用，有過之而無不及。

「理性」在中國的應用誤區

學者韋森曾言，當代中國學界有著極其深厚的建構理性主義傳統。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社會科學底子，基本是從前蘇聯照搬過來，不僅沿用其行政管控模式，而且整套理論範式，可以從斯大林、列寧和馬克思那裡直接追溯到法國建構理性主義學者盧梭、伏爾泰和笛卡爾等。

大眾輿論領域，「理性」雖被許多人奉為圭臬，但真正領會「理性」真意的人並不多見。姑且不論國人對「理性」的理解到底是「建構」還是「演化」，「理性」在國內輿論話語中甚至已演化為一種話語霸權。「理性」與中立、客觀一起，常被一些聲音「據為己有」，他們藉此自我標榜，佔據言論制高點。但可悲的是，由於面對具體問題時的選擇性失明，「理中客」並不能對得起這三個詞的本來含義，因而，淪為大眾嘲諷的對象。

但無論如何，「理性」本身不應該是一個壞詞。丟掉語言暴力成分，回到原意，到底應該怎樣看待理性，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

「理性」天然帶有價值觀

一般意義上，理性指根據明確前提進行演繹推理的能力。如此定義似乎天衣無縫，其實不然---如果接受哈耶克對理性的理解，就會發現「理性」中天然就帶著價值觀，並非邏輯演繹那麼簡單。「演化理性」是以人類理性的有限性為大前提，「建構理性」的大前提則是理性萬能。邏輯大前提的不同，導致面對同一問題，不同的「理性」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提出「李約瑟難題」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就曾說過：「社會公正和同心同德的新世界秩序，合理的無產階級國家，並不是狂熱的理想主義之夢，而是從整個進化過程中得出的合乎邏輯的推論，它的權威性絲毫不亞於它的前提，因此在所有信仰中，它是最理性的。」

李約瑟（1900－1995），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科學技術史專家，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李約瑟難題」是其關於中國科技停滯的思考，引發世界關注

李約瑟得出如此讓人大跌眼鏡的結論，當然不是因為他不「理性」、缺乏演繹推理能力，根本上來說，是對社會演化規律的大前提理解錯了，導致他的「理性」失去效力。

再比如，當代公共辯論中，有一類人常常高喊「價值中立」「超越左右」，這固然與中國人擅用「辯證法」、善於「和稀泥」的文化基因有關，但根本來說，喊著「超越左右」的人，要麼是揣著明白裝糊塗，要麼就是根本沒有真正理解「左」和「右」。「左右」的分歧，不在是否「理性」，或是否缺乏演繹推理能力，而是哲學基礎的差異，尤其是對人性以及對社會規律認識的差異。

所以，歸根結底，要讓「理性」有意義，最重要是找對大前提，基於此，才可能談理性與否。

哈耶克對建構理性和演化理性的區分，對建構理性主義的批判，並不是完全否定理性：「理性無疑是人最寶貴的財富。我們的論證僅僅在於揭示，理性並不是萬能的，如果我們相信理性可以成為自己的主宰，可以控制它自身的發展，則恰恰可能毀滅理性。」

康德也曾說，我們的理性不可能超越我們的局限，我們所知覺的世界，其實只是人類思想將其局限性安放在這個世界頭上；或者說我們思維中的世界，不過是一個不可知的現世在我們思想結構中的反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理性而言，真正的理性不僅是懂得自己的理性根基在哪裡，更要懂得理性自身的限制，非如此，理性不能恢復為人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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