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小心談其父與馬家軍血腥白刃戰，憤怒屠城

1949年，解放軍3縱9旅改編為63軍189師，做了多年政工幹部的蔡長元出任189師師長。在蘭州戰役中，彭德懷點名189師的老紅軍團566團主攻豆家山，566團佔領豆家山一號陣地，565團佔領二號陣地，189師又血戰7個小時，打退了敵軍的反撲。期間，爆發了血腥的白刃戰。

（朝鮮戰爭專家蔡小心系蔡長元之子）

父親對大西北地區的宗教分離主義是高度警覺的，他認為只有保持強大的國家專政手段，才能避免出現嚴峻情況。

父親蔡長元，先是紅四方面軍紅三十三軍、後是紅四方面軍紅九軍的一名老戰士。在紅西路軍西征中，成長為副營級幹部，經歷了古浪、倪家營子血戰等戰鬥。在西路軍失敗後，分散行動，歷盡艱險，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經過審查甄別，回河東歸隊。之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逐步成長為中高級指揮員。

和許多有著相同履歷的前輩一樣，父親也是一個家族多人參加紅軍，最後九死一生，百鍊成鋼的代表。僅在紅西路軍的戰鬥中，父親的同族戰友，就出現了26位烈士。確認這些同族戰友的犧牲，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父親在回河東歸隊後，就儘力尋找26位親族戰友的信息，卻既沒有任何一位歸隊的消息，也沒有返鄉的消息。特別是在1967年初被「打倒」，在1969年下放到綿陽後，用近十年在家鄉宣漢多方打聽，及去甘肅尋訪數次，確認無一人回鄉，這有個插曲：據姐姐蔡小明回憶，1974年春，時任天津警備區272醫院軍醫的她，借出公差之機去綿陽探望父親，父親又爭取到去甘肅的許可，與她坐去甘肅的火車，在經過倪家營子時，父親神情沉重，指了指窗外，「我在這血戰了一場」，又補充一句，「我殺了兩個馬回子」，後不再說話了。

而在1979年，在擔任陝西省軍區政委後，更派人多方調查，才最後確認26位親人族人在古浪、高台戰鬥中犧牲了。

2009年，我通過宣漢族人，在有關部門經細緻核對，終於確認了26位親族烈士姓名。在此，謹致敬意與哀思！

而父親作為一名久經沙場的軍人，最後得以在戰場上做到了「血債血償」，應該是對他的最大的慰藉了。

在抗戰中，父親擔任團級、旅級幹部，非常注意培養部隊過硬的戰鬥作風，尤其注意白刃格鬥的精神、技能的培養訓練。據63軍189師566團老牌戰鬥英雄唐滿洋老人生前回憶：在八年抗戰末期時，為省約子彈，九旅（189師前身）根據蔡長元訓令展開白刃戰訓練，唐自恃格刃技術過人，很是不在意，一天，蔡長元到566團觀察訓練，對唐說不能這樣練，遂親自持刃教導，唐最後拜服。據魏應吉老人、楊恩起老人回憶：唐不止一次對戰友嘆服蔡老政委刀法了得，不愧是手刃日本鬼子十數人的老英雄，是老紅軍！蔡長元收藏四口日本戰刀是證據。

據時任63軍189師師部參謀的郭寶光老人回憶：解放大西北的進軍作戰前，時任師政委的蔡長元，知悉19兵團將參加西征，63軍已定為兵團先頭軍後，便「有陰謀」地用盡一切辦法向軍、兵團打報告，申請把189師列為63軍先頭師，最終獲得批准。隨後189師即展開強化白刃戰訓練。

因此，在攻克蘭州戰役的竇家山戰鬥、解放寧夏戰役的常樂堡（今堂樂鎮）戰鬥中，蔡長元刻意在戰鬥發展到絕對壓倒性優勢下，果斷下令展開白刃戰！63軍的戰史記錄下了竇家山戰鬥的情況：

這場戰鬥發生在1949年8月25日。最驚心動魄的，就是189師565團1營的白刃戰。

「這股敵人明顯知悉189師師前指在3號陣地，馬匪在炮兵的支援下，對3號陣地第一道防線1營陣地輪番實施連續的、波浪式的反衝擊，前面的被打下去了，後面的又喊叫著衝上來，1營160餘戰士在一條窄交通壕跳上外壕與馬匪展開了硬碰硬白刃格鬥！陣地上，滿目刀光血影，喊殺衝天。」

「189師將士們呼吼『血債要血還！』的籠罩著血光的憤怒的口號向馬匪衝去！1營戰士馬占樹一人連續刺死了3個敵人，敵副團長也被他當場刺死！1營陣地穩如泰山，巍然屹立。敵人死傷慘重，只得棄屍逃跑，1營乘勝出擊。」

竇家山戰鬥中，189師痛殲馬家軍最頑固的核心部隊第82軍唯一主力第100師的最強的第2團全團和勁旅青海保安第1團全團共3,000餘人，打開了蘭州的東大門，摧毀了蘭州守敵的意志。這裡又有個有趣故事，據魏應吉等多位老人回憶：189師率先攻入蘭州城東門，佔領了馬步芳的司令部，對周圍放了警戒線，防兄弟部隊「搶」戰利品，父親坐在馬步芳的椅子上，給大家分食他們沒見過的奇異瓜果--香蕉，父親還用刀將香蕉連皮帶肉切一段一段，抱怨說肉美味無味，但皮不好吃！後來，竟然成了父親最愛吃的水果。

這裡需要特別辨析一下的是，發生在1949年9月16日的常樂堡戰鬥。

這場戰鬥，父親率189師，全殲馬家軍一個步騎混合旅（兩個團），敵軍剩下約大半個團，在指揮系統已經崩潰的情況下，但仍負隅頑抗。蔡長元判斷，這一股敵軍很可能是寧馬部隊的最核心的，受馬家軍思想灌輸最「成功」的骨幹部隊。於是，果斷集中565、566團戰鬥部隊，展開高達兩千多人的大規模白刃戰，將敵殘餘分割包團刀斃之，經過多次戰鬥，一共高達1,100多人馬家軍被189師擊斃、刀斃！

據包括張廣有老人在內的多位親歷老人回憶：蔡長元身為全師主官，竟然親自持刃上陣戰鬥，據時任189師566團第一營營長的張廣有老人回憶：他當時率第一營戰鬥隊護衛「任性」的蔡長元參加戰鬥，很是捏了把汗，說蔡長元每刃一個敵人，會大吼：「血債要血還！」，此時大家打得性起，已不知誰是師政委誰是戰士了！為此，蔡長元在後來的1953年，按軍委命令全軍團級以上領導幹部每人寫一冊《幹部自傳》，蔡長元在裡面寫了四次檢討他犯了「個人英雄主義」錯誤思想。

這次戰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在少年時，常聽到老父親的老戰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父親說「屠城」的事，像誇獎又不像，後來成年，從幾位父親的老部下聽來的主要是一個關於這個事情的大概：進軍大西北時，父親率189師，在攻克蘭州後，追殺馬家軍殘餘，過黃河北上，離銀川城南幾十里，「屠」了某鎮馬家軍；也有人說，是因為馬家軍詐降，被父親識破，遂下令炮轟毀滅。一時也難以辨析。

到了2012年，為配合拍鐵原阻擊戰紀錄片，按流程向總政檔案館申請查閱了中央軍委審定的父親的檔案，裡面沒有他殺俘而被處分的記錄，是與他的《幹部自傳副本》（1953年依規定而寫的）完全一致。那麼，自小時聽到的「謎題」是否不存在呢？更有某位民間保守軍史研究者在多年前責難我胡說，我當然很委屈。再說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六十三集團軍軍史》、《中國人民解放軍步兵第一八九師師史》中的確沒有這個記載，還有採訪過曾經擔任父親在建國初的秘書、文革初擔任北京軍區機要處主任的吳炳洲老人，他說不知道這個事，應該是沒有。難道父親的老戰友老部下在說謊？於是我斷斷續續地探索這個「謎題」了。

2013年初，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在從一位研究軍史的好友的啟發下，我在家翻出一本《張宗遜回憶錄》，翻到第十一章最後一節《大西北的解放和剿匪工作》，發現第二自然段非常奇怪，在這一段里，他特地把殲兩個團這種談不上大規模的戰鬥清楚寫是六十三軍乾的，與整個最後一節相比，很是驚訝。而據六十三軍軍史記載，常樂堡之戰是189師的戰績。

有讀者評論：仔細看了有點問題，八十一軍在18日已經宣布起義被改編了，23日盧忠良又代表三個軍來投降，既然賀蘭軍也願意投降，軍亂之後，軍長還逃到我們部隊「要求」保護，賀蘭緊挨著銀川，然後銀川方面請我軍進城維持治安。而在19日馬敦靜逃跑，應該是逃離銀川。而軍長都逃跑到我軍軍營了，那麼亂，還有人派汽車接我軍進銀川維持治安，這也太離奇了……

降兵投降是為個平安，有口飽飯，人為刀俎之時，當然是老老實實，況且共產黨優待俘虜聲名遠播，突然被某個可靠消息顛覆了常識，是什麼讓餓不死就是希望的降兵炸營？……排除了一切不可能性後，就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之前幾天，在不遠處的常樂堡的震懾作用。在戰鬥中，我189師對頑抗不降的馬家軍殘餘展開白刃戰，被擊斃、刀斃1，100多人……

有讀者分析：硝煙瀰漫中，白森森的刀鋒一步步逼近，任何反抗都會被碾碎，隨著吶喊聲此起彼伏，一個個刺刀見紅，前排一個個同僚倒下，後面的又在對方絕對優勢下，無法逃脫，沉重的恐懼感，讓人的心理暗示擴大到極限，終於崩潰，軍人如果投降都不能解決問題，那只有拚死，拚死無法解決問題，那就只有坐以待斃了，僥倖逃出生天的傷兵，必然用儘可能的語言表達來詮釋自己的恐懼感，這種可以像傳染病一樣蔓延的恐懼感，同樣心理暗示了尚未面對戰爭的人，多米諾骨牌式的效應出現了。

可見，是常樂堡戰鬥的「慘象」，使已經投降的殘敵，精神上徹底崩潰，以致張宗遜不得不親自來「擦屁股」。張宗遜也表達了對189師在常樂堡戰鬥的「過火行為」的不滿，擊斃頑抗不降的敵軍是非常正確的，但他的「不滿」在於，常樂堡戰鬥中，我軍在一邊倒優勢下，189師「刻意」用白刃戰來解決，結果引發了幾天後銀川降軍炸營事件，累得他出面善後。再想到父親的《幹部自傳副本》里，有四次自我批評：主要是「個人英雄主義」問題，我大體明白了，父親的老戰友老部下的確沒說謊，不是「屠城」，也不是敵軍詐降，而是常樂堡殘餘頑抗不投降。父親遂在敵軍彈盡糧絕，指揮體系崩潰，無法有效組織團隊抵抗，我軍用槍擊斃、炮轟、白刃戰沒什麼太大區別情況下，毫不猶豫下令前線部隊上刃，像捕殺獵物一樣，對那些因受反動宗教思想灌輸，負隅頑抗的常樂堡守敵殘餘，展開分割包圍、圍殲白刃戰！刀斃！

這樣的解決方式，既是最「快意恩仇」的「歷史的回聲」，也在客觀上，為西北的徹底解放，以及之後幾十年的西北基本穩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之後，父親在1953年-1957年就讀於南京軍事學院的高級速成系第三期第一班第一組，他的畢業論文，就是關於我國大西北地區安全和少數民族宗教分離主義的主要矛盾和處理方法的建議。我在2005年初，翻閱父親的十幾冊筆記（不是兩年後姐姐依父遺給我的那些日記本），發現有兩頁記錄他在軍事學院時的重要事宜的概要，有論文題目和內容概要，很短几段。當時我就發在一個軍事發燒友網站上，但該網站後來停辦了。六年後那冊筆記本不知放在哪了，還在找。我在2012年因拍攝鐵原阻擊戰紀錄片，向總政檔案館提申請查閱父親的檔案時，其中之一便是查父親的畢業論文，被告知這一件屬於密級檔案不能查閱，但也證實了是有這個畢業論文。我只能憑記憶說個大概，父親對大西北地區的宗教分離主義是高度警覺的，他認為只有保持強大的國家專政手段，才能避免出現嚴峻情況。

我的兒時，正是父親任陝西省軍區政委的時期。我常去他的辦公室。辦公室很大，是「D」形房間，中間擺著非常大的沙盤，有山有河有城鎮，後來才知道這是陝西省地形面貌沙盤。但讓我奇怪的是，沙盤上插了好多好多小紙旗，分紅色和白色兩種，每面小紙旗上總是有一組數字，父親總是背著手，面無表情死死盯著這些小紙旗，目光非常凌厲。後來，當年的宋秘書告訴我：紅色小紙旗代表漢族，白色小紙旗代表信綠教的少數民族，數字是代表人數。

我理解，這就是為什麼父親在1978年9月平反覆起時，拒絕去北京衛戌區擔任政委或去昆明軍區擔任第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皆是正兵團級待遇），去了陝西省軍區擔任政委（正軍級）的原因吧。

可以說，父親終其一生，都對西北的宗教極端勢力和民族分裂勢力，保持高度的警覺，隨時準備盡到一個老戰士的責任。我成年後，才真正明白父親的用心良苦，這不僅僅是包括我們家族二十六位烈士在內的，紅西路軍的血的教訓的堅守，更是體現了一位紅軍老戰士的鐵血擔當。

守護家和保衛國家，才無愧於天地。

1980年冬西安，我父子。

（世界軍備，你的武庫，感謝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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