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行到被冷嘲熱諷，跑步這些年經歷了什麼？

明天一早，2017年9月17日7點30分，約3萬名跑者將齊聚北京天安門廣場。他們蓄勢待發，等待第37屆北京馬拉松鳴槍開跑。

根據中國田徑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馬拉松數量為 39場，到了 2016 年底，這個數字是 328 場，2016 年共有 280 萬人次參加馬拉松賽事。這兩年的北京馬拉松和上海馬拉松均一票難求，參賽資格靠搖號。

跑步在中國已成為一項熱門運動。跑步的人越來越多，馬拉松賽越來越多，參與者也越來越多。

跑步為了什麼？這是三四年前，跑步剛剛在中國流行起來時常見的一個問題。回答是為了健康，也為了社交。跑步因多元而蔚為風尚。但除了健康和社交，有沒有文化上的解釋？

這些年流行的說法是，跑步者是新興的「中產」，他們有時間、物質和選擇自由。既不同於城市中最普遍的打工者，也不同於身材臃腫的「暴發戶」。只是這樣嗎？而跑步在朋友圈從流行到被熱嘲冷諷，再到平靜，意味著什麼？

為自由而奔跑。法國電影《祖與占》（1962）劇照。

今天的作者看見了除此外的其它層面，生活不易，改變不完美的世界太難，但他們退而可以改變和掌握自己的身體，在跑步中錘鍊自己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並將其內化為對抗人生焦慮的力量。按照埃里克·霍弗的說法，藉此製造一種想像：「不可預測性已為我們所馴服」。你覺得呢？或者你是跑步者嗎？來來來，到留言區和書評君說說你的想法。

撰文 曾於里

跑步，成了一種剛需

「為了健康唄」

「為什麼熱愛跑步？」筆者向身邊熱愛跑步的十幾個朋友問及這個問題，有一個相同的回答：為了健康唄。

從社會發展規律角度看，當一個國家的GDP增長到一定水平，人們不再為生計發愁時，他們自然就會更關注個人的生活和健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體育商學院院長易劍東指出，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後，一個國家會進入以馬拉松為代表的全民路跑的體育消費周期，這在歐美稱為「馬拉松賽事現象」。跑步潮首先席捲北上廣等一線城市驗證了這一點，據專業機構統計，目前在北京，堅持長跑的人數就在200萬人以上。跑步潮的興起，意味著一種健康生活方式的覺醒。

馬拉松中的「鳴槍開跑」。

與越來越多人對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相對應的是，中國人越來越不健康了。一方面是，中國人在發胖。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一項研究發現，全球成人肥胖者人數超過體重過輕者，而中國的肥胖人數居全球首位，其中，中國的男性肥胖人數為4320萬人，女性肥胖人數為4640萬人。

研究報告的作者警告，現在已到了「嚴重肥胖疫情」的地步。英國學者保羅·弗倫奇和馬修·格萊博共同撰寫的《富態：腰圍改變中國》一書，也總結出了「中國社會繁榮引致的發胖時間表」：1982年，中國只有7%的人超重；而到了1992年，這一比例便翻了兩倍達到15%，相當於十年前的兩倍；而到了2005年，中國肥胖人士已經達到了7000萬—9000萬，並且每年還以600萬—1000萬的人數激增。

《富態：腰圍改變中國》

作者: 保羅·弗倫奇 馬修·格萊博

譯者: 賈蓓妮 關永強

版本: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2年5月

中國學者的研究數據也支持這樣的結論。近日，中國營養學會公布了歷時兩年完成的中國肥胖與控制藍皮書。藍皮書透露，我國成年人的超重率達到30.1%，肥胖率達到11.9%；全國約有4.4億成年人超重，其中近1.3億人肥胖。

除了肥胖以外，越來越多中國人也遭遇「亞健康」危機。世界衛生組織根據近半個世紀的研究成果，將「健康」定義為「不但是身體沒有疾病或虛弱，還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狀態和社會適應能力」。不少機構得出的結論是，70%-75%的中國人處於亞健康的狀態。他們雖沒有器官、組織、功能上的病症和缺陷，但是自我感覺不適，疲勞乏力，反應遲鈍、活力降低、適應力下降，經常處在焦慮、煩亂、無聊、無助的狀態中，自覺活得很累。

為什麼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發胖，或者陷入亞健康的狀態？《富態：腰圍改變中國》給出了非常翔實的調查和頗具說服力的結論，比如經濟收入的快速增長、迅速到來的物質過剩；缺乏鍛煉的生活方式、過多飯店卻太少運動場所的糟糕城市規劃；中國白領、中產階級們不規律的、緊張的工作方式。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健康領域成為一個新藍海。無數精明的商家聰明地利用了潛在的市場需求，大肆宣傳跑步等運動方式對於健康的裨益，並搭建了一個龐大的利益網路；微信公眾號里的營銷號鋪天蓋地是這樣的文章《每天跑XX步，疾病遠離你》或者《堅持跑步讓你成為更完美的人》；應用商店裡輸入「跑步」或「健身」，就有十數款APP供選擇。

中產的文化

不同於普通打工族，也不同於「暴發戶」

雖然跑步和跑馬在中國興起了，但相較於美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中國的跑步潮才剛剛興起，把跑步當作日常生活習慣的人的比例還非常低。目前跑步潮主要集中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並逐步向二三線城市擴散，在廣大的農村地區，跑步仍舊是非常罕見的「玩意兒」。

那主要是誰在跑步呢？愛燃燒、虎撲跑步、上海跑步者發布的《2015跑者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跑者平均年齡在30歲以上，本科學歷以及年薪5萬以上的都佔70%；所在行業為IT互聯網、政府機構、金融業、地產業為主。尼爾森的《2015年中國體育人群調查研究報告》顯示，體育人群相對來說具有高學歷、高收入、高職位的特點，其家庭月收入比非體育人群高出36個百分點；67%持有本科以上學歷；其中，接近三層是企業管理層人員（28%）。

也就是說，生活在大中城市的人，尤其是以白領為主的中產階層，構成了跑步潮的主力。翻翻朋友圈裡曬跑步或跑馬的，我們很少看到建築地的農民工或紡織廠的女工下班後會全副武裝地外面跑個步。

因此，不少學者乾脆這樣下論斷，「長跑是中產階級的新宗教」，跑步，尤其是跑馬，已成為中產階層所推崇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通常，每一種新生活方式浪潮出現的背後都會有微妙的社會心理變化。比如，為什麼中產階層會更熱愛跑步？

《區分: 判斷力的社會批判》（也譯《區隔》）

作者: 皮埃爾·布迪厄

版本: 商務印書館 2015年10月

布迪厄在《區隔》一書中指出，個人「習性」的養成由階級決定，階級決定喜好。一個階層在成長過程中，需要通過經濟、政治、文化資確定自己的身份，並將自己與其他階層區隔開來。至於中產階層，文化區隔是他們的慣用手法，他們通過品位、中產趣味來明確自己的階層邊界。什麼樣的中產趣味？

文化學者陶東風如此解讀，「陳逸飛畫作與時裝、電影、羅大佑歌曲與交響樂，看《對話》的高端人物訪談，品星巴克、自駕車游……旅行、懷舊、時尚、優雅是組成其格調的關鍵詞，除此之外，看電影時適時發出的笑聲，聽音樂時飽含激情的掌聲更能彰顯這種趣味」。

《當代中國文藝思潮與文化熱點》

作者: 陶東風

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8年6月

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化和文學藝術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複雜景象，消費主義以及全球化深刻地改寫了文學藝術和文化活動的存在方式、生產模式和接受心理。

跑步和跑馬，一定程度上恰恰能夠迎合中產階層「區隔」需求。跑步首先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跑馬，這更是對一個人意志力、忍耐力和自律精神的考驗，它彰顯著一個人挑戰自己、永不止步的奮鬥精神和積極心態。這讓中產與腦滿腸肥、土裡土氣、身材臃腫的暴發富區隔開來。

另一方面，興起的跑步潮充滿了儀式感和消費氣息。價格不菲的專業運動服，名貴跑鞋，iwatch、智能手錶或其他跑步手環，邊跑步邊聽耳機，耳機里放的是適用於運動的交響樂而不是《愛情買賣》等神曲，如果是跑馬甚至還千里迢迢趕到另一個城市……這其實就是托斯丹·凡勃倫在《有閑階級論》中說的，通過炫耀性消費展現其社會地位，突出其高人一等的心態。

跑步和跑馬，深深地打上了中產階層的烙印，它們和星巴克、Apple Pay、日本游等一道，成為中產階層的新標籤。就像有一個段子說的，「問：為什麼要跑馬拉松？答：就是為了跑完之後能在豆瓣發一篇《我為什麼要跑馬拉松》。」

《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

作者: 村上春樹

譯者: 施小煒

版本: 南海出版公司 2015年9月

1982年秋，村上春樹開始職業作家生涯之際，也開始長跑。此後近30年，從夏威夷的考愛島到馬薩諸塞的劍橋，從日本村上市參加鐵人三項賽，到踏上希臘馬拉松長跑古道，他，永遠奔跑。

早年跑步的村上春樹。

以身體抵抗焦慮

「改變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太難」

通常每一種新生活方式浪潮出現的背後都有其社會經濟或者政治原因。跑步潮的興起同樣如此，其背後反映了何種社會經濟政治變化，又折射了中產階層怎樣的生存狀態呢？

說起中產階層的生存境遇，「焦慮」或許是簡要貼切地概括。雖然各種數據統計說中國已有1億人口的人是中產階層，但很多人卻依舊認為自己是「屌絲」。因為中產階層的經濟地位並非牢不可破，相反，中產階層面臨的是隨時下墜的風險。一場股災、一座房子、一場大病就可以消滅一個中產，他們上有老、下有小，是房奴、卡奴也是孩奴，不少中產階層為了更好地生存而緊張、惶恐、惴惴不安。但總有需要釋放焦慮的時刻。

按照王曉明的分析，今天的中國人「同時受制於三個社會系統」，第一個是國家機器主導的政治系統，第二個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系，第三個是日常生活系統：「它安排人以』居家』為中心，組織自己的大部分人生內容，從兒童時代接受學校教育開始，一直到老。

這個系統持續地發展一種具有極寬的包含力的『居家文化』，對人潛移默化，要將他造得除了『居家』的舒適，別的什麼都不在意。」中產階層紛紛逃向「日常生活系統」，圍繞居家的消費熱和健康熱，是中產階層紓解焦慮最好的方式。

一方面是以房子為中心的消費熱。這頗像張愛玲說的，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在惘惘莫名的威脅感下，「人們受不了這個，急於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於是「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

另一種就是以跑步潮為代表的健康熱。在不安全的世界裡他們始終擁有的只有自己的身體，想要改變這個不完美的世界太難，但他們可以改變自己的身體。他們在跑步中錘鍊自己的意志力和忍耐力，並將其內化為對抗人生焦慮的力量——再苦再累，堅持一下，前面就是終點，勝利就在眼前。跑步彷彿是他們度過焦慮人生的一個隱喻，如同埃里克·霍弗所說的，當我們「完全無力控制我們的生存環境時，就會執著於熟悉的生活方式。我們通過把生活模式固定化去對抗深深的不安全感。藉此我們給自己製造了一種幻象：不可預測性已為我們所馴服」。

《火戰車》（Chariots of Fire ，1981）。伊安·霍姆的一部運動題材電影。影片講述劍橋大學猶太學生為了對抗種族偏見，一心想成為贏得奧運會百米賽金牌的第一個猶太人。最後奪得百米決賽冠軍。

英國學者Michael Lovelock將人們通過跑步改變現狀的幻覺概括為「變身文化」（the makeover）。變身文化雖然非常勵志，但它本質上是一種消費陷阱，「這種文化鼓勵我們變成孤僻的消費者，只關注能幫我們實現成功、快樂和滿足生活的商業世界以及產品服務即可」，「變身文化向年輕人傳遞了新的觀點：年輕人不需要去探索現實世界，不需要被世界所呈現出來複雜且難以操控的結構所困擾。一切自身煩惱和眼前政治問題的解決之道就藏在我們的外形之中」。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跑步潮的興起反映的是焦慮的中產階層的「向內轉」。他們一從公共空間受挫，就轉向踏實穩定的私人領域——或者是房子或者是身體。

這時，跑步並沒有像有些學者所樂觀預測的那樣，所謂「當長跑風潮興起，這種貌似孤獨的跑步，便利用新媒體和中產階級的影響力，大大增進社交，產生一種基於新的身體政治的人群……長跑也演變成為身體政治的集體行動，挑戰並且改變陳舊腐朽的城市景觀，然後，無數個人層級的解放終將匯聚而成社會的轉型」。相反，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說法或許更適合他們，「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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